1966年最闹腾的时候，我和弟弟们都太小。入红卫兵不可能，参加“红小兵”也要查三代，家里人还不让问，红小兵也入不上。每天看见县中的学生戴着红袖标，扛着一个比一个大的红旗，抓人、破“四旧”，呼口号，火烧斧砍、抄家批斗，不怕警察，也不怕政府，更不怕老师家长，不用写作业不用考试，满街贴大字报，字写得不好也不觉羞。据说还能坐不要钱的火车去北京大串联，一张张藏在仿作的绿军帽下绷紧的脸上是压不住的张扬肆意，“马克思主义…就是…造反有理”，这句话指不定是专门来哄teenager的吧？我们这些在马路牙子上踟蹰流连不想回家做家务的孩子，说不艳羡一定是假的。
我那时候正上小学六年级，班里有几个像我一样的教师子弟，大家自成小圈子。小女生的话题也离不了“罢课、造反”，如果谁有哥哥姐姐在中学当红卫兵，吹起牛来那骄傲得意的劲头能把两条小辫子都甩到头顶上。
还记得那一天，由家住县中宿舍的萍萍牵头，我这个班里最小的萝卜头附和，五六个女生开始秘密罢课（公开不敢）：我早上背着书包从家里朝学校走，揣着一个馍馍半块咸菜，夹着一本二舅舅偷偷给我掏摸来平时来不及看的小说，半途拐弯去了临街的同学家聚会。大家窝在一铺大炕上，放下窗帘，叽叽喳喳玩些女娃子的把戏。屋子里昏暗的光线，给我们的胡闹涂上了神秘的色彩，撩开一角帘子，还能看到偶然的游行队伍，听得见大喇叭里放的口号声，偏偏又没人瞧见我们，地下党一般，真是说不出的新鲜刺激。
如此这般革命了三天，我的小说也看完了两本，终于东窗事发：老师找到了几家家长，各方威逼下，我们灰溜溜地在男生们的嘲笑中回到教室。高个子的数学老师没有说什么批评的话，面无表情让我们坐下。下课铃响的时候，老师匆匆离开，男生们开始敲着桌子大声唱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女生就唱“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吵架一样，唱的人莫名其妙，听的人不知所云。我在椅子上傻看，跟着哄笑一通，觉得很有趣。其实过了没几天，学校真的停课了，再回头，课堂变成了求而不得的东西，各种煎熬就不必提了。
2022-04-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