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2023年进入第10年。这项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雄心勃勃的倡议在最初几年虽然引发国际观察者好奇，但并没有立即激发参与热情。十年之后，北京有意隆重庆祝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官方数据显示，已经有152个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签署了合作协议。这项外交上的成功近年来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批评。一些国家由此愈加沉重的债务负担引来对中国是否以“债务陷阱”换取政治利益的怀疑。法国智库“亚洲中心”（Asia Center）是欧盟委员会框架下的«China Horizon»多边合作科研项目的参与者。“亚洲中心”特别关注了中国与非洲合作的情况，借用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方法，希望了解最近20年，中国对非政策，尤其是“一带一路”项目，与非洲相关国家在国际舞台对中国的政治支持度的关系。研究报告得出的结果可以说令人多有意外。其实“一带一路”项目启动之初，非洲国家并没有展现很多热情。但十年后的今天，陷入债务危机的国家却主要在非洲大陆。为什么？“一带一路”倡议对中非关系有何影响？今天的公民论坛节目邀请“亚洲中心”主持了这项研究报告的青年研究员Clément Durif先生来介绍他们的观察。
与“一带一路”项目相关的债务危机主要发生在非洲
截至2015年，也就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两年之后，几乎还没有非洲国家加入这项倡议。只是在2016年前后才开始有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走入这个合作框架。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非洲国家陷入严重债务问题呢？
Clément Durif：“的确，其它地区也有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情况主要集中在非洲，比如赞比亚。最近，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等地也出现了困难。实际上，非洲的情况有点特殊，因为与其他地理区域相比，中国向非洲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贷款。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内，中国不完全是通过联盟来运作，而是通过建立合作伙伴关系。一个国家与中国政府签署谅解备忘录对‘一带一路’放行，意味着该国开放接受这一框架下的资金——投资或贷款流入。虽然很多国家可能是在2016年或2017年左右才加入‘一带一路’倡议，但在此之前，典型的商业往来、投资和贷款流入就已经在增长。所以，即使在2015年或2016年之前，中国资金在非洲就已经出现增长。”
的确如此，这可能也是为什么有些工程在倡议提出之前就已经存在，但也被追加了“一带一路”标签。
Clément Durif：“当然，‘一带一路’倡议回应的是此前就已经出现的需求。此前一家机构的分析曾指出，联通亚洲与欧洲、或亚洲与非洲、或亚洲与拉丁美洲的基础设施需求巨大。比如，对连接非洲两座城市的道路项目的需求在‘一带一路’倡议之前就已经存在，但贴上‘一带一路’标签，实际上有助于中国在这些国家传播一种软实力。它们实际上是扩大影响力的渠道。”
这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大型基建项目近年来引来不少批评，但Clément Durif认为，这些项目的成败不能一概而论。
Clément Durif：“实际上，我的看法是对这些问题需要有更深入的分析，因为有很多要考虑的因素。中国无疑在非洲留下了它的财政印记；也显然，在非洲的某些基础设施项目中，中国做出了有争议的决策，导致了失败：有时候项目成本太高，或质量一般甚至很差，或无法盈利，或者使用了中国工人而不是本地工人……所以，我们的确可以质疑中国是否真的想要实现与非洲的互惠互利。”
“连接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和蒙巴萨港口的铁路线通常被当作失败的例子。但其实所谓失败是相对的。这个项目遭到很多批评，但我们不应该如此全盘否定，因为许多学术研究实际上证明，从社会经济的角度来看，中国的项目有助于提高当地发展指标。而且，在非洲的中国工人数量也不像媒体宣传的那样多。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重点是，这个项目刚刚完成，很难现在就评判结果。通常情况下，要评估基础设施项目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指标产生的真正影响，至少需要5到10年以后。因此，现在做出结论可能还为时过早。”
随债务水平上升，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对中国支持在减少
从“亚洲中心”最近完成的这项分析来看，中国大举进军非洲对中非关系的影响也与人们想象中的结果不大吻合。
Clément Durif：“我们写的这篇文章题为《中共官方贷款与双边政治站队——非洲案例》。文章旨在分析在2000年至2020年间，中国政府贷款对非洲政府在联合国的投票行为产生的影响。也就是分析这些贷款是否对双边关系产生积极或负面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如何。研究的出发点是，如今实际上很难将中国的经济利益与中国的政治利益区分开来。这些利益实际上是交织在一起的。因此，为了分析这种影响，我们构建了非洲国家的投票走向打分图表，借此反映这些国家在双边关系中，对中国的政治配合和支持程度。我们使用定量方法来衡量债务对这种亲和度得分的影响。”
“结果呢，我们的统计分析显示，在2002年至2020年期间，中国贷款大量涌入、导致债务水平上升，对这些非洲国家是否在政治上选边中国产生了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实际上归因于多个因素，首先是贷款规模，其次是贷款条件，即贷款利率和贷款期限。最后，还有比较主观的各国感受，也就是中国的贷款外交常常被称为‘债务战略’或‘债务陷阱’。我相信大家都在媒体上听过‘债务陷阱外交’的表述。这项分析思路是提供更多数字化的依据来帮助理解。从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中国贷款战略调整的原因。”
“可以说中国自2018年起，也就是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就已经减少了对非洲的贷款规模。它也调整了投资的目标领域，即减少了对基础设施的重视，但在其他领域的，比如健康、气候或技术的合作项目开始增加。还有就是，中国对非洲大陆的贷款行为也更加谨慎。这几点观察都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认为，除了财政和经济损失之外，也就是在非洲国家无法偿还债务导致债务重组带来的损失之外，还有这些国家与中国在政治亲近度上的损失。实际上对中国欠债过多、对中国的金融依赖过强的那些国家，在多边领域支持中国的程度也会减少。我们以统计方式捕捉到了这一点。”
21世纪的中非关系更多是基于经济利益
中国在冷战时期也曾以慷慨援助来换取非洲国家在国际舞台上对中国的支持。可以说非洲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1971年在联合国取代台湾中华民国发挥了重要作用。那么如今的中非关系与当年的中非友谊有什么不同呢？
Clément Durif：“60年代、70年代的中非关系与今天相比有什么不同？实际上中非关系的亲和性质、他们在政治上保持一致的性质不再一样。从1971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时候开始，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双边关系的亲和度主要基于意识形态，也与当时非洲去殖民化浪潮相关的软实力以及政治制度上的一些趋同性有关。但在21世纪，他们之间的互动基础发生性质改变，经济关系成为主导因素，尤其是从2000年开始。也就是双边关系主导因素的性质随不同时期，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很重要。”
法广：这项研究的时间跨度是2000年至2020年的20年间。在这个时段内，中非关系是否也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和之后的不同呢？
“一带一路”倡议反而令非洲国家对中国的亲和度降低
这项研究的时间跨度是2000年至2020年的20年间。在这个时段内，中非关系是否也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前和之后的不同呢？
Clément Durif：“的确，我们的研究焦点是2000年至2020年这段时间内。我们将这段时期划分为两个子时期。第一个子时期是从2000年到2010年。这个时期可以称为中非关系的热络时期，也就是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里，非洲国家与中国投票走向一致的得分，与中非经济交流呈现一种正向增长。第二个时期从2010年到2020年，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出现和非洲国家加入该倡议的时期。但实际上在这段时期，特别是在2016年和2017年之后，我们发现投票走向一致的得分实际上下降了！这与我们原本的想象很不一样。这种下降是由非洲国家的债务和债务水平急剧上升引起的，尽管这不是唯一的原因，还有其他一些解释。但是，在2010年到2020年期间，我们认为这些贷款产生了负面影响，主要是因为它们数量庞大，条件过于苛刻，就是说，中国贷款的利率比其它债权人高，而期限更短，这导致了非洲国家的外债水平上升。换句话说，这些债务在非洲国家中产生了负面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投资和贷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在2000年到2020年期间，中国向非洲国家提供了1800亿美元的贷款，占2019年非洲双边债务的50%，占非洲总外债的16%。但相比之下，中国对非洲的投资要少得多，大约只有400亿美元的投资存量。这表明中国与非洲之间的经济关系主要体现为主权债务关系，而不是直接投资关系。这种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平衡的，好像一种雇主与客户、债权人与借款人之间的关系。欠中国钱的非洲国家处境被动，而中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人们本来预想‘一带一路’倡议会让中国和非洲更亲近，在政治上有更多一致性。但实际上，中国贷款行为过于苛刻，对利率和到期日的要求更高，实际上产生了相反的效果。也就是说，在最近几年，特别是从2015年开始，非洲国家对中国的亲和度在降低，与中国政治上保持一致的情况在变少。”
Clément Durif先生在采访中表示，鉴于中国调整了对非洲的贷款战略，相关非洲国家的债务困境从中长期来看，会逐渐缓解。但至于非洲国家对中国债务的真正数额，好像很少有人能给出具体数据。因为很多贷款协议中包含有秘密条款。有学者担心其中可能有不少隐性债务。
他还特别指出，中国以更高的利率、更短的期限、更严格的要求和更加不透明的方式借贷。当然，有很多因素都应当由中国承担责任。但我们仍然需要全面看待这些问题。尤其是，在2014年到2016年期间，非洲经历了石油价格冲击和原材料价格冲击，这对非洲的经济表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2015年到现在，非洲的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贸易顺差也在减少。当然，中国的大量贷款和债务水平的上升是一个因素，但也不能忽视这些国家在那些年里的经济状况和其他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