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长城抗战中，手持大刀的中华民国士兵。（公有领域）
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哈马斯突袭以色列，并残忍屠杀无辜平民的暴行，震惊了世界，世界多国纷纷谴责哈马斯，并表示站在以色列一边。然而，还是有几个国家，或是公开支持哈马斯，如伊朗、巴勒斯坦；或是满嘴“克制”，对于哈马斯的暴行并不进行任何谴责，如中共。
如恐袭刚刚发生后，中共外交部的回应是：“表示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立即停火，保护平民，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并再次强调两国解决方案。次日，中共外交部在此回应基础上，追加了“反对和谴责伤害平民的行为”，措辞力度稍有提升，但仍不愿谴责哈马斯，并拒绝将哈马斯发动的攻击定性为恐怖主义行为。
中共这种善恶不分、与世界主流价值观背道而驰的态度，惹恼了以色列。在以色列驻华大使馆呼吁北京向以色列提供声援，以及以色列驻北京大使馆高级官员尤瓦尔·瓦克斯向北京当局传递“当人们在街头被谋杀、屠杀时，现在不是呼吁两国解决方案的时候”的信息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议会发表的演讲中，除了向哈马斯发出最后通牒外，还表达了对中俄要求其“克制”的不满。
内塔尼亚胡是这样说的：“以色列已经厌倦了你们关于我们应该‘保持克制’的没完没了的指责。当你们的全体人民不断地遭到一个顽固的敌人的导弹袭击，而这个敌人宣称的目标是谋杀你们土地上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时，那么你可以来和我们谈论‘克制’！”
在政治经济军事高科技方面帮助了中共的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人，不知道的是，中共还真是有资格去和以色列谈“克制”。因为在当年日军侵略中国时，中共根本不将国家、民族、人民利益放在心上，反而更在意自己如何借机发展壮大，因此抗日很“克制”。
大量无可辩驳的史料已经证明，中共绝非是现在其所宣传的那样积极抗日，而是早在1937年的洛川会议上就确定了“要日蒋火拼”的方针，即将国民党视为最大的敌人，自己渔翁得利。毛的前秘书李锐也在他出版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回忆录中，明确说道：“毛要和日寇夹击国民党。”
毛一再指示：“八路军应避开与日军的正面冲突，避实就虚，绕到日军后方去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扩充八路军的实力，并在敌人后方建立中共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
至于毛和中共吹嘘的游击战，不过是为中共夺地扩张的“法宝”。毛在毛选中承认，“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只能打游击战”。
此外，很多时候，共军专打国军，而对日军却是“游而不击”。如中共广为宣传的“皖南事变”的真相就是中共军队改编成的新四军，不听从国民党最高统帅部的命令，一直专打国军、不打日军、甚至是专打国民党台儿庄大战的抗日主力韩德勤部，才造成被围歼的悲剧。当年的《大公报》的报导道出了真相。
更为恶劣的是，中共还与日军暗中勾结，出卖国民党的军情，也就是通敌卖国。美国之音2017年2月21日的《恶谋（中）：谁背叛了中华民族？重庆轰炸与红色间谍》视频，透露了不少内情，具体如下：
一、日本东京大学远藤誉教授在台北找到了毛对八路军的秘密指示。毛在里面提到：中日之战对共产党来说，是个绝好的机会。
二、远藤教授在日本外务省的机密资料中发现了中共特务头目潘汉年向日军提供的情报《关于新四军的作战经过和建军工作》，其目地是为了取得日军的信任。其后，潘汉年向日军提出中共和日军的停战问题。
三、远藤教授找到了毛给潘汉年直接下与日军勾结指令的证据。他指出，在中共中央的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年谱》里明确有记载，多处有这样的描绘。毛有一天叫潘汉年过来，然后给他一个特别任务。此外，《年谱》里有30多处毛致电给潘汉年的记录。
四、远藤教授研究证实，潘汉年曾多次向日军出卖国民党的战略情报。
五、远藤教授认为潘汉年通日不可能是个人行为，而只能是毛和中共的授意。
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何中共建政后，毛要尽快将潘汉年以及相关知晓内情者一一关进监狱或处死。也可以解释为何中共篡政后毛感谢日军侵华的原因。
根据中共外交部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合作编辑的《毛泽东外交文选》等记述，毛在中共篡政后多次感谢日军侵华。
如1961年1月24日，毛在会见日本社会党议员黑田寿男等人时说：“日本皇军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让我们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皇军侵略中国。”
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偕委员黑田寿男时说：“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佐佐木表示：“今天听了毛主席非常宽宏大量的说话。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给你们带来了很大的损害，我们大家感到很抱歉。”毛接着说：“没有什么抱歉。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国人民夺取了政权。没有你们的皇军，我们不可能夺取政权。这一点，我和你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两个人有矛盾。”
1972年中日建交后，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来华访问时向毛道歉：“啊，对不起啊，我们发动了侵略战争，使中国受到很大的伤害。”毛泽东：“不要对不起啊，你们有功啊，为啥有功呢?因为你们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的话，我们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我们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我们如何感谢你们？我们不要你们战争赔偿！”（翻译摘自《田中角荣传》日语原版）
据统计，从1961年到1972年中日建交的十一年间，毛泽东在会见日本政要的多次讲话中，有一个主题是贯穿始终的，这就是：“新中国”成立后身为执政组织的中共政权，对当年“日本皇军”侵略，一直是心存“感谢”之情的。因为如果日本皇军“要不是发动侵华战争”，没有“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共产党怎么能够强大？”“怎么能够夺权哪？”“怎么能够把蒋介石打败呀？”所以，日军是中共的“大恩人，大救星”。
不积极抗日不说，还要将屠杀中国人、强奸中国妇女以及占领中国领土的日军，视为“大恩人，大救星”，只因为没有日军的侵略，中共就坐不了江山，中共的“克制”真是登峰造极，也是丑恶至极。
而中共坐了江山后，更是残害了上亿中国人，还通过无孔不入的洗脑，将中国人的价值观扭曲。比如当下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无数中国人罔顾哈马斯残害妇女儿童的暴行，却高声为其叫好，甚至网络上出现了大量排犹言论。
对于中国网路上的反犹太情绪，中以学术交流促进协会创始人兼执行董事魏凯丽（Carice Witte）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这是由于缺乏优质资讯的管道。我不会说在中国真的有反犹太主义或是对于以色列或犹太人的仇恨”，“这是洗脑的一种，这发生在你不知道到底在发生什么的时候，你只被灌输某一方的说法。这是可以理解的。”
这样邪恶的中共不谴责同样邪恶的哈马斯，又有什么奇怪的呢？况且，以中共和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朗等国的紧密关系，哈马斯恐袭背后闪烁着中共的鬼影，早已引起外界关注。或许，通过此次中共的表现，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人会意识到中共与哈马斯原来是一丘之貉，在铲除哈马斯恐怖分子的同时，远离中共，并加入美欧“反共”、“制共”同盟，为未来以色列人的安全多添一份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