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以色列与哈玛斯之间的冲突加剧，使中东情势急转直下。图:翻摄自腾讯新闻
近日以色列与哈玛斯之间的冲突加剧，这使得中东情势急转直下，除了历史、激进政治势力、宗教种族之间的复杂问题外，大国之间政治博弈关系也是关键变数。
加沙地带的历史遗绪导致于第三次、四次的中东战争，1967年6月上旬以色列以先发制人的姿态，横扫以埃及为主的阿拉伯联军，在全面掌握空优的状态下，在六天之内分别在三个战线击败埃及、约旦与叙利亚，从而从三国取得西奈半岛、加沙地带，约旦河以西、耶路撒冷旧城以及戈兰高地等约65,000平方公里的土地，加沙地带的争议因此延续至今；虽然巴勒斯坦国哈玛斯组织管理该地，但是以色列实际控制加萨的关键民生生活指标，包括资源、能源、粮食等。
六日战争对于彼时阿拉伯世界的领袖的埃及总统纳瑟影响甚钜，为了洗刷耻辱他矢志整军备战，也让他在政治、经济与军事关系更导向莫斯科。
既然国际政治是严密的两极体系与美苏争霸的格局，以色列既然是美国在中东事务的代理人，埃及选择与苏联紧密结合，自然是外交政策上可以理解的理性抉择。
新锐武器的取得将对下一场战争造成战略与战术上的意义
可惜纳瑟无法亲眼看到埃及复仇之日就离世，经由继任者沙达特的经营之下，埃及与叙利亚等国陆续取得包括 T62战车、米格23战机苏制先进武器，其中最致命的恐是 SA-6防空导弹与 AT-3反坦克导弹，总结前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之所以能够在军事上占上风，凭借的是掌握制空权与驰骋在战场上的战车机动力，这些新锐武器的取得将对下一场战争造成战略与战术上的意义。
阿拉伯世界之所以选择在1973年10月6日动手，主要因为当天是犹太人重要的宗教节日“赎罪日”，不仅多数士兵放假返乡，同时会避免使用武器、电子器材、引擎、通讯等设施，这为军事奇袭创造了最佳条件，50年之后哈玛斯选择同一时间动手，除了复仇意味十足外，军事上的逻辑与当年如出一辙。
赎罪日战争的过程与结果拥有许多讨论的空间，首先是以色列的情报系统是否全面失灵？除了过于倚重埃及参谋总长阿什拉夫·马尔万（代号天使）长期泄漏的情报外，认为苏联并不支持埃及采取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如果埃及与叙利亚要动手，也是俄国的军事援助的到位之后的事，这个军事判断让以色列在战争初期付出惨痛的代价。
但是若从政治上观察，当年的以色列总理梅尔夫人则有不同的判断，她认为如果采取像六日战争先发制人的手段，将让自身陷入道德与合法性的困境，这会失去主要盟友美国在政治与军事上的支持，“让对手先开第一枪”虽然让以色列在战争初期失利，但在战事最艰困的时侯换来美国的“五分钱行动”，此时以军弹药库储机乎见底，华盛顿的大规模军援是战事逆转的关键。
此外，以色列能够扭转局面，凭借是出色的军事后备动员与优先内线作战能力，在埃及于西奈半岛进行修整之际，以军随即调兵遣将将主力调往戈兰高地与叙利亚进行决战。对于以色列来说，西奈半岛与自己的核心地带仍有沙漠阻绝并拥有战略纵深，但是戈兰高地一旦失守，叙利亚的机械化部队就可以长驱直入无险可守。利用国土特性，进行南守北攻的内线作战的战略部署也避免自己陷入两线作战被围歼的下场。
令人好奇的是为何当年沙达特并没有持续往加沙地带或以色列腹地推进？对于这位埃及总统而言，他认为战争初期的成果不仅洗刷上次战争的耻辱，而且收复的失地足够成为政治谈判的筹码；更何况他深知自己军队欠缺足够的后勤补给能力，有限战争符合自己设定的战争目标，战事发展迄今已构成大国干涉的足够条件。
“以战止和”才能让以色列换取有意义的和平
对于以色列来说，确保戈兰高地的控制权不仅攸关国家安全与战略型态，唯有进一步扩大战果才能在未来谈判桌上握有议价能力，因此在战争后期以军反而全线反攻，分别从戈兰高地与西奈半岛出击朝大马士革与开罗风向推进，离叙利亚与埃及首都不足40与100公里，梅尔夫人清楚，唯有让中东权力均势彻底被打破才能让大国介入，“以战止和”才能让以色列换取有意义的和平。
深入观察，赎罪日战争对交战双方的影响重大，特别是军事与政治层面。对于以色列而言，对手拥有的 SA系列防空导弹威胁自身的空优，唯有积极发展干扰对手的电子作战才能赢回优势，这个投资在未来第五次中东战争的贝卡山谷之役中随即得到回报，全歼叙利亚的 SA-6导弹阵地。
此外，由于静态的要塞堡垒在现代化战争脆弱性不言而喻，以色利在苏伊士运河沿岸经营的“巴列夫防线”于战争初期被突破就是铁证，唯有采取机动作战，进行弹性防御才符合以军需要，特别是针对现有的英国百夫长战车，美国 M48、M60进行性能升级，加装反应装甲，以提升战场的生存能力。
最后是情报系统的重建与整合，以色列过去在先前战事取得上风，充分掌握情报是致胜的关键所在，这有赖于以色列国家安全局（辛贝特 Shinbet）与以色列情报特务局（摩萨德 Mossad）的有效运作，如何重整机构功能成为当务之急，这个改革成果很快在1976年的“恩德培行动”得到回馈。
对于埃及来说，战争结果让沙达特认为无法透过自身军事力量处理以巴问题，因此转而采取亲近华盛顿的方式，尝试由外交手段寻求改善与以色列的关系，这个破冰之旅的曙光出现于沙达特于1977年赴以色列访问，其后美国总统卡特也邀请他与以色列总理比金（建国以来第一位非工党右翼政权）赴美访问，两国并于1978年签署《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两人因此获得1978年诺贝尔和平奖。
讽刺的是，这个条约非但没有带来中东实质的和平，为了采取报复手段，先前在沙特阿拉伯的主导下，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国家成员对西方亲以色列国家进行石油禁运，造成1973年石油危机，加剧了区域与西方世界与以色列的对立，沙达特签署的合约更是火上加油，不仅让埃及被逐出了阿拉伯联盟，沙达特也埋下了自己未来被刺杀的伏笔。
如今物换星移，苏联解体标志冷战终结，沙达特遇刺以及阿拉伯之春后，埃及早已不是阿拉伯世界的领袖，伊朗与伊拉克随着两国战争与波湾战争国力大损，利比亚内战也让格达费殒命。
当下意图成为区域大国的则是的沙特阿拉伯，许多观察家同意哈玛斯之所以发动新回合的赎罪日之战，除了激进的政治立场与传统仇恨外，沙特阿拉伯试图改善与以色列的关系甚至主导中东政治议题也是关键，这让哈玛斯在以巴与加沙地带议题中采取激进作为，于是“赎罪日”成为新的政治图腾。
这不免想到历史上的巧合，以色列内坦雅胡也是保守的右翼政权，民主党是美国的执政党，今年又是美国选举年，拜登显然需要在美中与俄乌战事外开展新的战场，沙乌地亚拉伯是否形同当年埃及，石油价格是否稳定直接影响通膨与经济问题，事态发展的变化较牵动全球未来政经局势。
以色列猛烈攻击加萨，誓消灭哈玛斯。图:翻摄自以色列空军 X（前推特）账号
部分的以军坦克已开始对加萨哈玛斯发动攻击。图:翻摄自湘评中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