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洪武十八年（1385年），御史余敏等人查阅户部报表时，发现当年的夏税秋粮，应天、镇江等五个州府，没有一粒粮食提交国库。这几个地方是朱元璋当年平定天下的后勤基地，在战争年代里支援过朝廷的军费开支。朱元璋没有忘记这份恩情，做了皇帝之后便下旨免除了该地区所有民田的夏税秋粮。但这些地方几十万亩的官田并不在免税之列，怎么从这些官田征收的粮食也都没有了呢？
举报的奏章很快交到了朱元璋手上，朱元璋一看，立刻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下令有关部门尽快彻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这一深查，发现应天、镇江等五个州、府的征粮问题，并非个案，还牵涉到更大范围的贪污腐败，而且所有线索，最终都指向户部分管征粮工作的侍郎（副部长）郭桓。
办案人员一致认定，是地方官吏勾结户部侍郎郭桓，将本应入库的税粮全部私分了。
浙西地区本来应收秋粮450万石，但实际入库的粮食和以钞折粮的钱款，合计只有260万石。其余190万石哪里去了？经调查，郭桓等人收受浙西地区贿赂50万贯，其余140贯都被地方官员私分了。
面对如此胆大妄为的贪污，朱元璋极为震怒，立即下令锦衣卫追查此案的有关人员，从哪儿来的贿赂，就查到哪儿，并指派审刑司的吴庸负责此案的审理。
审讯的过程很简单，一顿严刑拷打之后，郭桓等人就全都招了，是郭桓利用职务之便伙同李彧、赵德全等人，欺上瞒下，共同贪污了国家粮款。
一是私吞太平、镇江等地的赋税。按照规定这些地方的赋税应该进入国库，但是国库却没有收到，全部被郭桓等人私分了。
二是私吞浙江上交的粮食。浙江是产粮大省，每年应上交国库四百多万石粮食。考虑到是实物税收，全部截留会引起怀疑，于是郭桓就上交一半，侵吞一半。
三是巧立名目。借用国家和皇上的名义设置各种苛捐杂税，诸如水脚钱、口食钱等等，不计其数，这些钱原本不是国家税收，所以并不上交国库，全都进了郭桓等人的腰包。累积起来一算，郭桓等人贪污了2400万石粮食的金额，相当于明朝一年财政收入的一半。而郭桓这样做已经持续好几年了，朱元璋对此竟然毫无察觉。
朱元璋越想越气，这个郭桓真是不把自己放在眼里，胆敢在朕的鼻子底下毫无顾忌地贪污，这不等于直接从国库里明目张胆的往家里搬银子吗？
更让他气愤的是，通过主审官吴庸的审理，郭桓案牵涉的人员绝非几个人，而是成千上万。搞不明白郭桓是怎么做到这样的，他几乎将整个大明王朝的官员都变成了贪腐分子，无数官员都被牵连其中。照这样发展下去，郭桓倒成了皇上了，自己都要靠边站了。本来，这些官员都是自己提拔起来的，结果却伙同起来对付自己。一番考虑之后，朱元璋决定在肃贪的同时，开展一场对官员的大清洗。
郭桓案范围之广，朝廷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的大多数官员都牵扯其中。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等高级官员全部被杀，侍郎以下的官员也几乎一个不剩地都被杀了。
一时间南京城里人心惶惶，没被杀的官员个个心惊胆战，每天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那里今天抓走了几个？往往话没说完，锦衣卫就到了，将其中一人抓走，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京城查完了，接着又查地方。道理很简单，郭桓是京官，在京城待着，他不可能跑到外地去贪污，只能和地方官上下其手。体察圣意的吴庸觉得这是一次表现自己的绝好机会，一定要尽力挖出郭桓的全部同伙，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
锦衣卫忠实执行吴庸指令，深入各省和下面的府州县，只要是和征收钱粮赋税有关的人物，几乎一网打尽，就连交税的富户也不轻易放过，因为其中必有逃税漏税的情况。一时间各地风声鹤唳，人人自危。
事后统计，郭桓案被杀者将近三万人，京官及地方官几乎为之一空，无数中产家庭破产，全国呈现一种恐惧萧条的气氛。这样的处理远远超过了朱元璋最初的设想，再杀下去各级政府都会无法正常运行，将威胁到大明王朝的统治。于是朱元璋迅速调转船头，宣布郭桓案就此结束，同时宣称吴庸违背圣意，扩大打击面，滥杀无辜，造成恶劣后果，将其杀之以平民愤。
经过这场反贪风暴，该杀的杀了，该判的判了，官员队伍却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局面，有些部门竟然无人上班，只好采取戴罪办公的方式，让那些犯罪官吏，戴着镣铐回到衙门处理公务。
同时朱元璋为了避免统计官员在账目上弄虚作假，篡改金额，欺上瞒下，下令凡涉及到账目书写数字的时候，将原来小写的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全部改成大写的“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以防止做账时随意涂改，这项财会制度一直沿用至今还在使用。
2023-1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