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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群:文革中康生为何杀一前政治局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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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乌云笼罩的北京天安门。(Lintao Zhang/Getty Images)

百年中共史上,发生过一起离奇杀人案:没有经过公安局侦查,没有经过检察院起诉,没有经过法院判决,仅凭一个中共政治局常委的手令,就把另一个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杀了。

下令杀人者,是第九届中共政治局常委康生,被杀者是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卢福坦。

康生下令处决卢福坦

1969年11月的一天,中共公安部的几名官员神色匆匆地来到上海市公安局。

当时,上海市公安局处于“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的领导下。公安部官员向上海市公安局的军代表出示一份秘密文件:有康生亲笔签名的处决命令。

康生那时是中共排名第五的政治局常委,地位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也是文革期间毛泽东清洗政敌最重要的“政治打手”。

由康生签署的处决命令,是针对一位79岁高龄、被关押18年、名叫“卢福坦”的老人。

接到命令的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感到疑惑不解:康生为什么要专门签署命令处决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呢?

但是,命令上面康生的亲笔签名不容置疑,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不敢怠慢,立刻安排布置。

公安部官员还对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提出一个特别要求,在处死“犯人”前,要防止他信口胡说,希望采用封嘴的办法,不让他说话。

上海市公安局方面感觉为难,因为卢福坦年事已高,体弱不堪,没有反抗能力,应该不会生出很大的麻烦来,如果对这样的老人动粗,似乎不大合适。可是,他们又不敢违抗上级的命令。

最后,上海市公安局采取一个折中办法,以吃饭为名,“请”犯人“喝酒”,把他灌醉之后再枪决。

于是,卢福坦在酒足饭饱之后,迷迷糊糊之际,被军警一枪毙命。

卢福坦是个什么人?

卢福坦,生于1890年,山东泰安人,早年在山东省淄川县鲁大公司当过工人。1926年,经中共创始人之一的王尽美介绍,加入中共。

之后,卢福坦曾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山东省委书记、顺直省委书记、河北省委书记、河南省委书记、上海总工会委员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等。

当时的中共是苏共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高官的任免,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全都是苏共说了算。

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举行。

那时,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认为,第一任、第二任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瞿秋白,都是知识分子出身,都靠不住;领导中国革命,必须依靠工人阶级,要大力提拔工人出身的干部进入中共高层。

据此,中共六大上,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当选”中共政治局主席,兼中共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工人出身的卢福坦,“当选”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1931年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卢福坦“当选”中共政治局委员。

1931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

1931年9月,王明决定去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临行前,王明报请共产国际批准,由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卢福坦等组成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博古负总责,卢福坦成为中共政治局常委。

1933年1月,卢福坦在上海租界被捕。得知他是中共要员后,将他引渡给上海警察局。卢福坦为了保命,很快就“叛变”了。

此后,卢福坦历任国民党中统局徐州特区行动股股长、蚌埠分区区长、上海区情报股股长、南京区行动股长、京赣铁路调统室景德镇站站长、赣州调统室指导员等。

康生为何要杀卢坦福?

康生,山东诸城人,1925年加入中共;之后,在上海从事学运、工运和秘密情报工作。

1930年2月18日,山东诸城人、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囯的早期传播者、国民党二大中央候补委员王乐平遇刺身亡。

这一事件引发在上海的山东籍各界人士和青年学生的不满。

在上海公学就读的牟宜之和在上海搞地下工作的张三洗(当时化名赵容,后改名康生),既是山东老乡,又是学运、工运、地下党积极分子。他们与其他山东人一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抗议暗杀王乐平。

结果,牟宜之、张三洗都被警察拘捕。

牟宜之是国民党元老丁惟汾的外甥,经丁惟汾担保,当天就被放出来了。

牟宜之出狱后,请求丁惟汾保他的好友康生出狱。丁惟汾从中斡旋,请上海政商界名人虞洽卿出面作保。康生被关押10天后,获释出狱。

康生虽被保释出狱了,但在出狱前,狱方肯定要他履行一个“认罪、悔过、自首”之类的手续。这类材料在上海市警察局的档案中,应该可以查到。

卢福坦成为中统特工后,在中统工作18年;对康生被捕后的具体情况,卢福坦可能看过有关材料。

1949年中共建政后,卢福坦没有去台湾,而是躲藏在西南地区。1951年5月24日,卢福坦在昆明被逮捕,后被押解到上海,秘密关押。

中共军队占领上海后,饶漱石任中共华东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华东军政委员会主席。

有关人员向饶漱石汇报“卢福坦交代康生被捕叛变”之事后,饶漱石派专人到上海市公安局作了调查。

饶漱石看了卢福坦的交代材料后,向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作了汇报。毛听完汇报后,没有答复。

1955年3月,饶漱石因所谓“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被开除党籍。

1955年4月,饶漱石被当成“饶漱石、潘汉年、扬帆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正式逮捕。

1960年代,公安部长谢富治奉命到上海市公安局,调阅饶漱石当年看到的卢福坦交代材料的原件,并做了记录。

谢富治对康生问题的调查,康生不知道。康生甚至不知道卢福坦还活着,被抓了,被秘密关在上海。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康生成为毛最信任的人之一。因为1940年代毛发动延安整风运动时,康生是毛整人最得力的助手。现在毛发动文革正需要像康生这样的人。

毛发动文革依靠的最重要机构,是中央文革小组。

毛的妻子江青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实际上,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人物。康生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1966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康生被增补为中共政治局常委。

1967年1月,毛发动在全国范围内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斗争。康生、江青充当了毛夺权的急先锋。

康生、江青助毛夺权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抓“叛徒”。全国从上到下抓了一批大大小小的“叛徒”。

就在康生、江青抓“叛徒”搞得热火朝天时,1968年,台湾情报机构抛出一份关于康生被捕叛变的资料,通过香港,传到北京,被当时的红卫兵头目蒯大富获悉。

蒯大富立即上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

康生看到这份材料,第一次得知卢福坦交代了他30年代“叛变”之事,吃惊不小。

一旦“坐实”他曾“叛变”过,他可能小命难保。

这样,卢福坦便成了康生的心头大患。

康生下毒手

康生当时死死拽住两个人:一是毛泽东,二是毛的妻子江青。

当时,毛整人需要康生。毛对康生的信任,中共最高层领导尽人皆知。

毛的妻子江青30年代在上海被抓捕后也“叛变”过。这件事是江青最大的心病之一。

康生了解江青“叛变”的事。但他不愿说破,因为他要利用江青。江青也要利用他。

当蒯大富将上述材料报给江青和康生时,康生立即向江青表示,他从来没有被捕过,说:“如果我被捕了,我就成为烈士了,也活不到今天。”

江青不想“节外生枝”,也替康生说话。

康生认准毛泽东、江青不会整他后,就开始着手除掉卢福坦。

康生当时是分管政法工作的中共政治局常委,他找公安部长谢富治询问这件事,并说,像卢福坦这样的叛徒为什么从50年代一直留到今天呢?

谢富治知道康生是毛泽东、江青身边的大红人,对康生的暗示,不便反对,就说,要处决卢福坦,只要有康生的亲笔签字,就可立即执行。

随后,谢富治责成手下官员草拟一份处决卢福坦的命令,呈请康生签字。康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1969年11月,卢福坦被“杀人灭口”。

结语

谢富治深知,枪决一个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不是一个小事,是要担责任的。当时,康生是他的顶头上司,有康生的签名,这个责任主要就由康生承担了。

因此,拿到康生签名的处决命令后,谢富治偷偷留了一份处决命令的影印件。

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共开始审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同时,也对已去世的康生、谢富治进行审查。

谢富治保留的康生签名的影印件,被中纪委副书记王鹤寿等人看到。中纪委在重审康生的问题时,有人准备据此定康生为叛徒。

由于卢福坦已经死了,当年的许多档案在文革中被销毁,有关人员大都下落不明或死亡,海外书刊材料无法查证,康生的“叛徒”问题最终没有下结论。

但从康生下令秘密处死卢福坦的反常做法看,或许,康生真的是一个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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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李安达  来源: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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