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文化身份与政治文化的关系，必须引入群体生存策略这个概念。人类依赖群体生存，而群体的存续，取决于生死关头如何选择集体的存亡之道。文化身份的认同，是这种选择的基础。那什么是政治文化呢？我的理解，政治文化最核心的内涵，就是在群体存亡的关头，用什么方式决定谁说了算。在这个意义上，政治文化与群体生存策略的历史演变，直接相关。
对大型政治实体而言，文化身份的改变非常不易，但不等于政治文化一成不变。事实上，政治文化发生急剧变化，历史上多有发生，比如说，被异族征服，就会导致政治文化的急剧改变。我同意孙先生的大判断，那就是现代世界征服的成本太高，不合算，因而会增加和平的机会。但冷战后的历史也证明，这个转变并不意味着战争会被消灭，更不意味着能消灭政治暴力和奴役。根本性的原因，就是科技进步很难改变人性，而人类的文化身份冲突就来自人性。也就是说，人类的文化演化动力，始终来自不同文化身份的冲突。其实，在智人主宰世界之前，曾有过智人与其他人类的冲突，智人全胜，其内部的文化冲突依然欲罢不能，继续推动“文明”的“进步”，以至今日智人的内部冲突，已经有了毁灭自己的能力和真实危险。
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科技的进步，不仅改变了战争的形态，而且，让压迫性政治秩序的独裁者和当权派，获得了一种非对称的战争能力，用来抵制甚至是反击民主政治秩序的影响力。近年普京和习近平的联手，更试图证明，压迫性的大国，有可能在现代科技的支撑下，以同归于尽来威慑自由的国家和人民，同时绑架本国民众的文化身份，胁迫整个世界接受一个缺乏公义的政治秩序。也就是说，与现代世界征服成本太高相伴随的，还有一个趋势，就是非西方国家维系一个对内压迫、对外霸凌的政治秩序和全球秩序的空间增大了。
为什么会这样？没有简单的解释。一个比较简单化的解释，就是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给非西方的文明的民众，带来了更多收入和社会流动的机会，反而增加了政治民主化的阻力。因为人们很容易看到民主变革的风险，却难以估量变革的收益。这种趋利避害的“理性”，加上高科技成功地应用于政治压迫，助长了一种“生存策略”，那就是“好死不如歹活”。
支持这种生存策略的价值体系和政治秩序，与支持“不自由毋宁死”的生存策略之间的冲突，是否能避免战争，或者让战争成为不必要？我持严重的怀疑态度。尽管我很难想象未来战争的全部形态，但我依然坚信，“战争是新秩序的助产妇”。
总之，现代世界征服成本高不足以阻遏战争，真正的问题是，西方文明无力把自己的生存策略强加给非西方文明，而非西方文明又无力靠自身之力走出那种窒息自由的政治文化。这个困局带来的和平是靠不住的，当双方的“生存策略”无法并行不悖的时候，基于文化身份冲突的战争就不可避免。作为一个非西方的大国，中国在这个人类的文明困局中，有什么样的机会？这样的机会与文化身份的冲突是什么关系？仅靠趋利避害的理性（rationality）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战争则更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