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2月初，学校号召学生给老师贴大字报，似乎是任务，人人都要写。
当时反潮流是个时髦词，国家号召、鼓励人们反潮流，树立的典型是考试交白卷的张铁生、给老师提意见的黄帅、给毛主席写信反应走后门情况的李庆霖，等等。我们当时对这些“榜样”都是接受的，虽没有特别钦佩，但也决没有反感。
那时我对老师的一些做法已经很有意见，如对某位“后进学生”在班上召开批判会，尽管我也很不喜欢她，但看到黑板上“分析批判某某某同学大会”几个醒目大字，还是很反感，觉得太不尊重人。
当学校布置我们给老师贴大字报的任务时，我就把自己前一个月写的一篇关于师生关系的日记拿出来，几个要好的同学看了都同意，纷纷表示愿意签名（其实她们可能是偷懒），这样我们的大字报就贴在墙上了，那篇日记原文如下：
73.11.11
《我的一点意见》
老师和同学之间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老师和同学应该是师生关系，同志之间的关系。老师不能把同学当敌人看，同学也不能把老师当敌人看，也就是说，老师不是同学的敌人，同学也不是老师的敌人。
我们同学对待老师，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对待老师正确的批评、教育是应该虚心接受的，而老师，我们并不能要求他们十全十美，他们也是边学习、边改造思想的，他们工作中有缺点、有错误，我们不应该钻空子、打击报复，这是很不对的。
尊重老师、关心老师、帮助老师，是我们每个同学必须具备的。
那么，作为老师，对待学生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在这次学农中，部分同学吊儿郎当，劳动磨洋工，上课讲小话，破坏群众庄稼，偷红薯吃嘴巴都吃黑了，骂下流话，挑拨是非等等，是相当伤脑筋的。对待这些问题，对待这些同学，老师应该怎么处理？应该是什么态度？下面我讲一讲老师处理问题的态度：
这些同学掉队了，犯了错误，老师和同学晚上开批判会，骂了流话的漱口，有的还关在一个黑房里，一个中午没有吃饭，后来一个同学偷偷地递进了两个馒头，老师发现后，又在全班批评，她们是如何批评的呢？是个别找的谈心？不是，是先做自我批评？也不是，而是动不动就大会批评，对待同学就像对待敌人一样，没有一丝笑容，没有半点亲切样子，而是动不动就板起面孔，吼几顿，有时甚至还抓住同学的衣领扯，有时还和同学打了起来。说轻一点，这是没有教育方法，说重一点，这是把同学往敌人怀抱里推。难道不是吗？你这样做，损坏了同学的自尊心，后果如何呢？同学们都恨了你们，怕了你们，但表面上还是“爱”你们，难道我们的师生关系是这样的吗？谁没有缺点呢？谁不犯错误？只是十个指头不一般齐，有的人缺点少，有的人缺点多罢了。那么我们对这样落后同学就是这样整吗？这样整，他们会变好吗？我说，这些问题的处理都是不妥当的。关键在于老师怎么去帮助，用什么方法帮助。俗话说：“好将手下无弱兵”，只要老师用毛泽东思想检查一下自己，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问题不就解决了么？是的，他们有时不小心又重犯了，为什么不允许别人重犯呢？别人几年养成的习惯，难道要求开一次会、谈一次心就解决了，可能么？人的思想是复杂的，要解决人们的思想疙瘩就更难，“难”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生长的阶级社会里，难道不允许社会上有阶级斗争？难道不允许别人思想里有问题？这些说起来是可笑的，可是，一旦不小心，自己总难免不犯相类似的错误，这是什么原因呢？大家仔细想一想吧！
再说，为什么不能送给同学馒头吃呢？送了为什么要受批评呢？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不吃饭怎么行呢？难道这也是“关心”同学吗？同学之间互相关心，他才会去送馒头呀，让他吃饱饭养了身体，又有什么错呢？你们说：“那他为什么不从大门送，而要从后门，而且是偷偷的送呢？这不是搞阴谋诡计了吗？”这个问题你们自己已经回答了。不是么？你们平时对学生那么厉害，难道同学们还敢从大门送么？从后门送了都大会批评，那么从大门送不是要挨打了么？他们的行动就是说：“我们不同意你们的做法，但是因为怕你们，所以不敢提出来，就必须‘走后门’。”
好了，我不讲了，其余的事情你们自己去想好了。不过我在这里还要说一点，就是：我前面已经说了，十个指头不一般齐，你们犯点错误是难免的，问题是今后怎么做……
然而，社会主义国家不是对什么人说服、教育都行得通的，对待敌人是不能客气的，对某些人也必须实行惩罚，但是这些都是在教育、说服后不通的情况下，才可实行。
这些文字今天看来已经在试图学着“说理”，但明显带着小说《欧阳海之歌》里部队指导员做思想工作的口气，也有某种红卫兵的味道，一方面反感老师的居高临下，一方面自己又自觉不自觉地也在居高临下。
大字报贴出的当天晚上以及后来的一些日子，我都有些思想负担，担心老师会打击报复，如以后鉴定上缺点写多一点，考试分数给低一点，入不了团，……后来想起张铁生、李庆霖，尤其是这年的12月28日听了黄帅的“事迹”，很受鼓舞，坦然了许多。虽然后来并没有因此受到什么打击报复，但初次承受了可能“挨整”的心理压力。
1974年3月12日和4月17日，我们参加过两次有组织的游行，第一次是我们一中的红卫兵，第二次范围扩大到全市中学的红卫兵。我们排着整齐的队伍，统一着装，喊着口号，一路上引起不少市民围观，浩浩荡荡的红卫兵队伍令我感到骄傲和自豪，那天还写了一首诗，结尾一句是：“红卫兵的力量啊，能移山、能填海！”当时有种人群聚集的兴奋，尤其是这些聚集的人群都是我们的人，从而产生了一种“天下无敌”的幻觉。其实对于游行的目标和任务（要干什么），我们并不了解，也不关注，只是单纯地被游行这种形式所鼓舞，充满热情和兴奋。
不记得是1974还是1975年，长沙出了个我们觉得匪夷所思的案子，一些人组建了一个政党，其成员包括我们一中的一位年轻教师，我对他有点模模糊糊的印象，看上去很正常的一个人，没想到，……他们很快被判刑，这件事似乎也很快被大家淡忘了，没有产生太多议论，我们只是觉得出乎意料，觉得他们不知天高地厚，当然也大逆不道。
2023-1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