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市场的发育需要对私有产权的保障。对产权的最大威胁来自拥有合法暴力的国家政权。所以，所有发达国家一定实行宪政民主，将统治者权力关在由宪法和法律构成的笼子之内，以牢固保障人民的产权，使市场能自主运转，政治对经济的干扰最小化。
由于存在市场失灵，政府应起一定的匡正作用。同时，存在不幸的人们，他们陷入贫困并非自己不努力。政府有责任通过税收，以减少市场失灵和天灾人祸带来的负面影响。政府通过税收政策实行二次收入分配，目的在帮助不幸的人们克服短期困难，而不是鼓励不劳而获。所以，政府只应扮演辅助的角色，不应通过国有化强制进行。
中国虽然进行了四十多年的改革，其实只发展出产品市场。由于不允许要素市场的发育，中国经济中并没有内生的真实要素价格，所有产品的成本是扭曲的，所以，无从知道整个经济是否有效。当局依靠对媒体和信息的垄断，隐瞒真实的统计数据，强制人民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并将资源向防止'内外敌对势力颠覆'的方向倾斜，以便维持一党统治。在要素市场始终发育不出来的地方，这条用谎言和暴力压制真理和真相的逻辑会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
张：在没有要素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的情况下，中国式的现代化之路走得通吗？为什么要素市场有促使城乡收入差趋向弥合的功能？
文：中共规定，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由中共领导，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等等。这种定义是自说自话。如果人民有选择自由，也许中国早已实现了现代化。台湾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其实，1949年后，中国一直处在中共领导之下，一直自称走在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上，却人祸不断，一再被迫推迟现代化实现的时间表。可见，党的领导和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常常是祸害。1949年后的所谓前30年就是明证。文革结束时中国民众呈现的贫困和愚昧，就是明证，令第三世界国家都看不起，更不要说发达国家。
无论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归根结底，不能回避两大问题。首先，不能使城乡二元结构反而加固了，农民的地位反而更低了，城乡收入差反而扩大了；其次，不能人为拉低城市地区的收入，使城市地区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而扩大了。为此，我在"绑架"一文中提出，现代化实现的主要标志在于收入的两个弥合，即"第一，必须缩小乃至弥合本国的城市人口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二，本国的农村人口能够逐渐缩小乃至弥合与本国城市人口之间的收入鸿沟。两个弥合主要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来实现。两个弥合的实现，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学意义上的现代化的最主要标志。"
如此归纳的理由是，以一夜崩溃的苏联为教训，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不应在高楼大厦，或兵舰航母，却让人民，特别是农村人口，生活在贫困和愚昧之中。归根结底，发展经济是为了全体人民，特别是广大的农村人口，过上更好的生活。而况，现代化是一个动态过程。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仍在不断提高中，如果中国做不到，那么，中国的现代化实际上就在倒退。
东亚（南韩，新加坡和台湾）以及拉美（智利）在当代条件下实现了两个弥合。今日的发达国家当年也是农业社会，也经历了城乡收入差的收敛过程。在市场条件下，城乡收入差会趋于收敛的观点，首先由诺奖得主刘易斯提出。中国学术界不少人基于城市工资上升，便认为中国已经抵达了刘易斯拐点。这既误读了刘易斯原意，也误读了中国的国情和制度，成了经济学的笑话。
刘易斯模型的预言不可能在中国出现。中国根本没有抵达刘易斯拐点。从1978年包产到户悄悄崛起算起，四十多年过去了，农村人均务农纯收入和城市的非熟练劳动力的人均收入接近了吗？中国农业具有国际竞争力了吗？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被吸收殆尽，变成以青壮年农民为主力，不再主要由老弱病残妇组成了吗？农场平均规模越来越大，构成中国农业的骨干，具有国际竞争力了吗？不是刘易斯错了，而是中国没有刘易斯模型的制度前提。刘易斯第一拐点是指，农村剩余劳动首先被城市吸收殆尽的转折点；刘易斯的第二拐点是指，城市接着再吸收生产力更高的其余农村劳动，直到剩下的农村劳力的生产力和城市拉平的转折点。顺着先第一，后第二两个拐点的吸收顺序，城乡劳动市场就能统一，城乡二元结构就能消失，城乡收入差就能弥合。我们不妨将这种吸收顺序称为弥合性顺序。
但是，只要没有要素市场，城市在吸收农村劳动力时，就不会服从这种弥合性顺序。弥合性顺序来自两种效应：1）一轮又一轮的挤出效应，使务农效率低的农户逐渐被务农效率高的农户兼并。前者拿了卖地所得，流出农村；2）一轮又一轮的拉出效应，即一部分农户被城市更高的收入所吸引，主动离开农村。值得注意的是，在存在要素市场机制的地方，两种效应都不会使务农经验较丰富，生产力较高，收入较高，有较强务农意愿的人首先离开农村。理由如下。只要农村的剩余劳动未被吸收殆尽，城市工资只需比农村工资略高，就能吸引农村非熟练劳动进城。这种城市工资对生产力高的农民毫无吸引力。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尽管在农业中的贡献较低，甚至为零，一旦被城市吸收，得益于城市的集聚效应，生产力会显著提高，因而收入高于农村，会选择首先离开。所以，存在要素市场的地方，城市吸收农村劳力一定服从弥合性顺序。
可是，1990年代后，农村改革停顿，不准土地私有。最有能力的农民受到土地规模的约束，无法忍受乡村的贫困，首先离开无法致富的农村。一轮一轮的能干农民被迫离开村镇，等于城市不断抽走农村优秀人口，农村自然留下以老、弱、病、残、妇为主的人口，城乡收入差也就不断扩大。可见，由于拒绝发育要素市场，中国农业发生逆向淘汰，留下了不可能搞现代农业的人口，浪费了百年不遇的机遇。
现在，平原地区出现私人经营的农机队。有人以为，小农购买了这类服务，就算是农业现代化了。这是不懂科斯说的市场购买服务和企业自主生产之间的本质不同。各国农场都能通过调整土地的经营规模，以使自主拥有的农机规模效率和利润最大化。中国小农却无权这样做。今夏华北麦熟时，正好预报有雨，由于大批农机队被堵在路上，结果无数小农颗粒无收，欲哭无泪。此例说明，为何各国农场要自备农机，才能战胜不测风云。又，政府多年提倡土地流转，以为种地能手可租进土地，经营大农场。此法并不灵验。因为小农只要见到土地经营者发了点小财，就会立即涨地租，不然就收回土地，或暗中破坏，使经营者不敢向土地和农机投资。
张：现代化离不开城市化，但中国城市化路径与西方国家截然不同，中国城市化弊端在哪里？又造成了怎样的后果？
文：城市化的真谛，也是衡量城市化是否成功的主要标志，在于其吸收农村人口的能力。原因如下。经济现代化的结果，农业在GDP中的份额会急剧下降。从基尼系数的算法可知，要弥合城乡收入差，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份额也应等额下降。由于集聚效应这条经济规律，移出的绝大部分农村人口应该移向城市，才能大大降低现代化成本。所以，要使城乡收入差弥合，又要实现城乡现代化，必须尽量提高城市吸收农村人口的能力。可悲的是，在现行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下，要素市场无法发育，无法决定性地配置资源，城市走上了将农民作为低端人口加以利用，在权利和福利上加以排斥的歧路。换言之，中国的城市化制度性地丧失了吸收广大农村人口的能力，违反城市化的真谛，使以两个弥合为标志的真正现代化无法实现。
以上海为例。1949年前的上海存在要素市场，并起决定性的配置作用。土地私有，人口和资本进出自由，使老浦西从原来的荒滩、农田发展成东方巴黎，而且吸收了大量农村移民，十分符合城市化真谛，因而成为城市化的成功典型。1949年后，上海实行户籍制度和土地国有,消灭了要素市场，不但停止吸收农村人口，而且以三线建设和上山下乡的名义，将越来越多的市民赶往深山老林和贫困农村。1990年代后，政府要开发浦东，只能借助行政手段配置要素，浦东模式应运而生。虽然高楼林立，但投资昂贵，土地浪费，人口密度远不及浦西。为了呈现千年盛世的荣景，政府不断铲除城中村，消灭农民工借以低成本分享城市繁荣和文明成果的空间，以防他们定居，使浦东模式消化外来农村人口的能力远不及老浦西，违反城市化真谛。这种模式也许适合地多人稀，人均收入高，城市化早已完成的北美地区进行城市自我现代化，却严重违反国情，违反人道，违反经济规律。如果中国有要素市场，浦东模式本来不会产生，更不会流毒全国，造成全国性的房市泡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