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文革"结束后，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中共领导人意识到必须改弦易辙，于是在接下来的20余年中，开启改革开放，引入市场调节，加入WTO，力图融入世界。在所谓"中国模式"下，经济一度高速增长，成为世界工厂。进入习近平新时代后，这种模式遭到空前挫折发达国家正关上大门。它们在剥夺中国正当的发展权吗？"中国模式"为何漏洞百出？为什么抗拒要素市场发育，中国的农业和城市化走上歧途？中国现代化还有生机吗？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荣休教授文贯中先生最近撰文，认为中国经济已被党国体制绑架，正失去百年不遇的现代化机会。这个判断所依据的逻辑成立吗？带着这些问题，《中国民主季刊》编辑张杰博士专访了文贯中教授。
文贯中张杰
张：中国经济崛起得益于全球化，但近年来美国和西方国家不断限制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和投资，甚至推出了"小院高墙"策略，为何昔日敞开的全球化大门正在对中国关上？
文：中共常说的百年未遇的历史机遇，指的是全球化的机遇，中共打了个时间差，表现为世界向中国开放，中国没有同等开放。而百年未遇的变局，则指中共利用了这个时间差，一举成为'厉害国'，自以为羽翼丰满，已能改变世界现行秩序，由中共主导。中国的两大全局性改革（见下文）确实使它抓住了第一个机遇。至于第二个机遇，中共高估了"中国模式"的优越性。这个模式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因为没有完成要素配置机制和所需的宪政民主两者的制度转换。
加入WTO前，中国做过两大全局性改革，给世人巨大希望。再者，前苏联阵营在1990年代初全面崩溃，其中许多国家立即选择宪政民主和市场经济体制。俄罗斯自称也要学样。这些变化同样令人鼓舞。世界对中苏两大巨型社会主义国家产生希望，认为两国会在制度和价值上与发达的民主国家趋同，因而超级全球化值得一试。换言之，发达国家愿意在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实现之前，给经济全球化一个机会，并希望经济全球化带来政治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发达国家同意提前执行WTO对最惠国待遇的规定，在中国完成彻底的市场化改革之前，根据跟进原则，中国可单边享受这一待遇，以换得中国承诺，在15年内彻底完成市场化改革，向发达国家对等开放。
中国加入WTO前所作的两项全局性改革如下。第一项，在1980年代，解散人民公社这种当代的农奴制，农民积极性大增带来农产品产量大增，高达3亿之多的农民得以脱离农业，进城打工。第二项，在1990年代，除了保留500家大型国有企业外，私有化了50万家中、小国营企业，解放了城市地区巨量的生产要素。
沉睡的巨量生产要素正好遇到中国成为WTO成员，世界向中国单边开放的机遇，在世界要素市场的价格指引下，和涌入的国际资本结合，得以参加到世界分工体系中去，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的城市化率提高了20-40个百分点。如果中国在15年内彻底完成市场化改革，对世界，尤其对中国，都是好事。中国的城市化率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会进一步提升，中国会更接近现代化的实现。因为城市化的最大受益者就是广大农村人口，进城定居是他们千百年来所梦寐以求的。
但是，发达国家的单边开放虽然出于好意，却引发了杨小凯指出过的后发劣势的恶性发作。果真，进入WTO之后，中国再也没有全局性的改革措施，特别是没有一鼓作气发育出要素市场。中共反而大力推动国进民退，加固本来有所松动的党国体制。最近十年来，中共更明确喊出，一切都要置于党的绝对领导之下。这意味着要由党，而不是要素市场来决定性地配置资源。
这使发达的民主国家感觉上当，因为单边开放已经给它们本国带来巨大的调整成本，例如退出某些产业，就业大量流失，引起社会不满。如果允许通过"党治"决定要素价格，以中国经济的庞大体量，这种经济体制必定进一步扭曲整个世界的市场价格，造成有利于中国党国体制的经济格局。中国更提出通过产业政策，利用尚未充分开放的庞大市场，使国有企业单边收割规模报酬递增的增益，加上国库的津贴，让它们迅速做大、做强，成为巨头，使得不到国库津贴的各国私企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以便中国通过弯道超车，一举夺得世界经济老大的桂冠。这些做法违反竞争性市场经济的原则，违反经济全球化的高远目标。所以，欧美日发达国家在中国15年宽限期满的2016年起，陆续发表官方声明，否认中国的党国体制享有市场经济地位，以防基于自由市场经济原则之上的世界秩序受到颠覆。同时，从地缘政治的角度，否认正在加紧扩军备战的中国享有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因为它们的单边援助和各种优惠是用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并不是让某些发展中国家一边自称贫困，一边大肆扩军备战，巩固独裁政权的。
发达国家正在说服本国利益集团，从大门洞开状态逐渐关到和中国的开放度大体对等的程度，所以困难很多。在目前条件下，因为社会制度和普世价值的愿景十分对立，超级全球化已不可能。面对独裁和伪共产主义的愿景，欧、美、日出于安全，尽量杜绝为对手提供助攻机会。所谓小院高墙政策，旨在将明确定义的高科技领域和中共彻底脱钩，以免危害自身长远安全。在其他领域，发达国家则采取去风险的政策，旨在减少对中共的过度依赖。以安全为理由，发达国家甚至推出自己的产业政策。于是全球化大步倒退。
张：您在"被党国体制绑架的中国经济正失去百年不遇的现代化机会"（下称"绑架"）一文指出，要素市场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标志，中共曾在18届3中全会上通过决议，呼吁尽快发育出要素市场，并由要素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为什么要素市场对市场经济这么重要？所谓"中国模式"，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
文：我认为，"中国模式"在经济层面上的主要特征是：由党，而不是由要素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以便以党代政，以党代企，使资源向军工倾斜，达到维持一党专政的目的。这个模式在其他层面上的特征，就留给专门领域的专家去总结吧。
要理解要素市场的重要性，必须认识到资源稀缺性是人类面临的残酷事实。对中国来说，尤其如此。在最基本的人均资源占有量上，中国特别贫瘠。中国要实现现代化，需要外部世界的巨量资源。但从拥有丰富资源的前苏联没有逃过崩溃看出，比资源的获得更重要的，是资源的配置效率。这正是"中国模式"的致命伤。
世上只有两种决定性配置资源的途径：第一，通过行政命令。
最典型的理论根据，就是马克思自称的科学社会主义，通过暴力革命先将一切资源和企业国有化，接着通过预测供需信息，制定全国性的供需计划，用行政指令付诸执行。他自称这套方法能使经济发展做到有计划，按比例，避免生产过剩引发的周期性危机。试验了几十年之后，发现过剩和短缺，贫困和浪费长期共存，人民的基本需求满足不了，资源配置却向军工倾斜，保护党国的寄生虫们过着特权生活。所以，这套体制无论在效率上，还是道义上全都彻底破产。
第二种配置资源的办法，是让市场对资源，包括所有的生产要素，作决定性的配置。用市场配置，就是用价格配置。没有价格，就没有市场。理由如下：对自由市场经济而言，最重要的价格只有四种：1）资本的价格，即利息；2）土地的价格，即地租；3）劳动的价格，即工资；以及4）本币兑换各种外币的价格，即各种汇率。这四种价格中，前三种决定了一切产品的国内价格，这是因为一切产品的成本可以分解为这三种要素的价格。第4种价格则帮助人们得到相应的国际价格。这四种价格是一切价格之母。如果价格之母由政府说了算，这样的经济怎么称得上是真正的市场经济呢？如此基本的价格必须由市场的交易，即由供需双方数以亿万计的消费者和供应者共同决定，使价格的决定机制具有天然的人民参与性，而不是几个政治寡头，或独裁者在密室之中擅自决定。
要发育要素市场，首先要允许生产要素私有。所有的市场必须是竞争性的，允许自由进退，对全国统一开放。在法律面前，所有形式的所有制和所有的市场参与者都应该是平等的。所谓用市场决定性地配置资源，实际上就是用均衡价决定性地配置所有的资源，包括生产要素。均衡价格只能通过供需双方的交易才能产生，而且永远在波动之中，以便随时吸收和消化人类社会和自然界发生的重要变化，反映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性的变化。
值得强调的，在成交时，价格同时完成三重功能。以要素市场为例，在成交的一刻，成交价：1）对某种要素做了决定性的配置；2）完成了对生产要素所有者的初次，也是决定性的收入分配。要素所有者成交时面对的要素价格，就是他每出售一单位要素的收入；3）自动惩罚了要素的低效使用者，因为他们的每单位成本高于市场承认的价格；也自动奖励高效的企业，因为他们的成本低于成交价。通过兼并，生产要素会不断地从低效的所有者、或使用者手中，转移到高效的所有者或使用者手中。由于创造发明能自动得到市场奖励，所以，市场经济大大促进科技进步。特别重要的是，价格的三大功能都是市场的客观过程，和人际关系中的恩怨情仇无关，因而减少了裙带和权贵的影响。在开放和竞争性的市场条件下，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性大大提高，因为积累和保住财富的诀窍取决于效率和勤勉，而不是特权和世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