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零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邓小平奉毛泽东之命，担纲主持撰写批判苏联的“九评”系列文章。在中共高层官员中，邓小平不是出色的笔杆子，并不擅长写文章或组织写作班子炮制文章。读中共出版的《邓小平文集》，读者很容易发现，尽管有秘书班子拼命润色，邓小平的文笔比毛泽东逊色太多。邓小平自己也说，“搞文件”对他来说是一件苦差事，他为此住进钓鱼台一栋与世隔绝的小楼，与一帮秀才挑灯夜战。
毛抛开陈伯达、田家英等早已用得顺手的笔杆子，偏偏让邓来“挂帅”与苏联的这场论战，并非“乱点鸳鸯谱”。毛在什么事情上用什么人，自有其通盘考量。
台湾学者钟延麟在《文革前的邓小平》一书中指出，中苏在意识形态议题上大打“笔墨官司”，毛泽东和邓小平因怀有共同的信念，而显得“志同道合”。由于邓如实地做到了“邓手写毛口”，比如辱骂赫鲁晓夫为“一个不可救药的败家子”，毛对邓把关下的作品，语多赞扬。
事实上，毛对邓在中苏关系上的总体表现甚为激赏，邓后来在政治上也因此获益不小，一度被毛列入接班人名单。邓小平他主持完成的“九评”本身已构筑了一个似可言之凿凿、自圆其说的思想体系，就是阶级斗争永远不能松懈，否则铁打的社会主义江山也难逃变色。邓小平万万没有想到，他最终作茧自缚，数年之后，自己成为这套体系的牺牲品，成为中国仅次于刘少奇的、第二号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今日来看，“九评”已成为一个笑柄，除了研究中共党史的学者，没有人会去读它。然而，半个多世纪后，习近平却命令《人民日报》连续刊发九篇署名“钟声”的评论，与当年的“九评”遥相呼应。
少年时代的习近平一定读过朗朗上口的“九评”，“九评”的文风和思维方式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如今，“新九评”批判的对象从苏联换成了美国。文章指出，自美国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以来，美方由着性子定要“一条道走到黑”，“那就是选择了一条自弃之路，这条路注定只有一个终点，那就是失败！”这九篇洋洋洒洒、杀气腾腾的文章，分别针对美国的九宗“罪恶”展开猛烈批判——无视规则、零和博弈、逆势而动、拒绝竞争、唯我独尊、双重标准、言而无信、一意孤行、自作聪明等，而与美国的每一宗“罪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今日中国之开放，不是被动地跟随同行，而是主动地引领潮流，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世界注入确定性”。
从反苏到反美，从“九评”到“新九评”，相隔半个多世纪，两者有异有同。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毛时代的“九评”，企图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原教旨主义，来批判新的苏联领导人的修正主义，而将中国树立为共产阵营中正确路线的捍卫者。习时代的“新九评”，则是用全球化理论来包裹中国的扩张野心，将中国描述成取代美国的全球化的领袖，却将全球化与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的关系当做“房间里的大象”，存而不论。
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当年的反苏，是毛在斯大林死后，要与苏联争夺共产主义阵营“老大哥”的地位；而今日的反美，是习近平在中国国内奠定“一尊”地位后，要与美国争取全球化时代的世界霸主地位。对于毛泽东和习近平来说，意识形态仅仅是工具，他们使用这个工具，是为了实现汉唐盛世那种“天下帝国梦”。
两种全球化：反民主的全球化和支持民主的全球化
当年闭关锁国的中国，如今为何摇身一变成为全球化的最积极支持者？中共甚至严厉批判美国成了全球化的绊脚石：“美国在逆全球化路上正越走越远。而中国始终以责任和笃行全力支持全球化，向世界传递出中国担当。”学者吴国光在其专著《反民主的全球化》一书中指出，过去三十多年来，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是中国。因为中国的威权政治提供了比美国民主制更有利于资本追逐超额利润所需要的环境。中国进入全球化市场后，由国家主导的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自由经济，而是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专制政权操控市场，压制工人权利，不惜牺牲生态环境，补贴出口，使得在专制国家投资的性价比优于民主国家；另一方面，国家资本主义的高进口税，没有知识产权的保护，国企控制社会关键事业等等，使外国进口产品和服务业处于同国家力量竞争的不利地位。国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但没有促使政治民主化，相反正是专权政治提供了全球化中国际投资者的乐园。
中共利用全球化的弱点，实现了传奇式的“弯道超车”，当然中国绝口不承认在此过程中对美国和西方的技术和智能产权的窃取和盗用。中国模式确实颠覆了西方此前以为理所当然的现代化理论，展现另一种可能性：资本主义与民主的结合并非浑然天成。正如吴国光所指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之下，资本向着威权流动，全球资本依赖有效的威权政府管制而谋取暴利。中国全球其他大部分国家的每年都有高额贸易顺差，长远而言弱化这些国家的竞争能力。同时民主资本主义国家财政危机，向中国借贷，既加深自身的危机，更增加对中国党国体制的依赖。因此，中共党国体制比过以往所有反对发达民主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制国家或国家集团，对民主更有挑战。
习近平认为他有底气挑战美国。但他的“新九评”中对美国的所有批评都不成立。比如，美国对华为等中国高科技企业的制裁，不是美国要闭关锁国、不是美国害怕竞争、不是美国不愿与别人的共同进步，而是美国要防止中国从清末以来就怀有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险恶用心。华为的问题，不仅仅是盗窃西方的技术，违反联合国的决议与受制裁的伊朗做生意，以及帮助中共监控其西方的用户，更严重的是，它是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代表，得到数百亿美金的政府支持，却伪装成民营企业，野蛮生长为整个信息行业前所未有的利维坦。华为是习近平手上的战争武器之一，正如习近平在北京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会议上对中国科技巨擘和共产党高级官员发表的讲话：“要打好核心技术研发攻坚战……不仅要把冲锋号吹起来，而且要把集合号吹起来，也就是要把最强的力量积累起来共同干，组成攻关的突击队、特种兵。”习近平的讲话，一如既往地充满战争术语和战争气息。
然而，虽然习近平信心满满，但真正愿意跟中共站在一边并效仿中共模式的国家仍然寥寥无几。习近平自己也深知，他不是“得道多助”的一方，而是“失道寡助”的一方。学者保罗·赫斯特（Paul Hirst）和格拉罕·汤普森（Grahame Thompson）在《全球化迷思》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仍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仍然施行严格的进口限制和外汇管制。中国九成的工业资本掌握在国家手中，大部分土地仍为集体和国家所有。中国的地域差异和贫富悬殊也越来越大，它也不太可能变成一个民主国家。
美国回应中共的挑战，不是终止全球化，而是填补全球化的漏洞，改造走上歧途的全球化，将反民主的全球化拉回支持民主的全球化的正道之上。美国外交家、冷战之父乔治·肯南曾经说过，美国击败苏联，不是单单靠武力，更是自由民主价值，是“美利坚民族自身的精神与意志”，“我们试图传递给他人的任何信息只有在与我们的实际情况相一致，并且足以引人瞩目、受到世界人民的尊重和信任，才能有效。因为，这个世界尽管物质上困难重重，它还是乐于认可并尊崇精神上的卓越甚于物质上的丰富”。这也是如今美国用以击败中共的”秘密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