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失效）一文中，笔者曾经提到过马克思的这种理论是如果合理化针对社会特定群体的大规模的暴力行为的。
建立在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观察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其核心概念是"阶级意识"，就像"种族意识"在纳粹的意识形态中所起的作用那样，阶级意识这个概念既是一个用来甄别异己的概念，又是一个用来排斥他者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否定伦理标准普适性，进而推演出伦理标准的特设性理论的意识形态前提。作为一种社会批判学说，这个概念不但把人类社会中的成员作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区分，而且这种区分还跟伦理判断中好坏的区分联系起来。在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化大工业生产时期，由于个体在组织，融合，管理生产要素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以及在新生产要素的创新过程所起的作用不同，人类的社会分工，较之于传统社会时期的自然分工形式，出现了进一步的分化。由于这种分化与在生产资料的占有份额上的分化具有耦合关系，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同时往往也是生产要素的组织、融合、管理、创新者。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中，这种主要以社会分工为特点的社会分化现象被窄化抽象成了一种僵化的阶级分野。"阶级斗争"成为他的逻辑推论，其根据在于：由于生产资料的占有者无偿占有劳动者在超额时间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他们在社会分配上不公平地攫取了本应属于劳动者的成果，成为所谓的剥削阶级。而阶级斗争就是一种通过暴力来消灭这个剥削阶级，从而达致公平社会的唯一途径。
这种学说的逻辑前提中，存在如下重大缺陷。第一，对社会劳动作了过于窄化的理解，没有给于以组织、融合、管理、创新等等方式存在的劳动以应有的评价和重视。在劳动分工中，作为组织、融合、管理、创新者，和作为一般劳动者，他们的劳动之间存在着质的区别，而且，前者的劳动对推动社会生产具有更起决定性的作用；其次，它混淆了生产资料的占有与生活资料的占有。在现实中，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为形式的社会财富，仅有相当小的份额转化成了占有者的生活资料的消费，而绝大部分被用来维持和扩大社会化的生产之中。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对生产过程的循环能够维持和发展下去提供了可靠和稳定的资源，作出了远非其它社会成员可以相比拟的贡献。此外，这种理论还忽视了生产资料的占有者同时还有另外一重身份——生产资料的看护者的双重身份。由于私有产权的明晰界定，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与生产资料的看护者的双重身份使他们成为社会财富的负责任的监护人。而由这种理论所推崇的生产资料的公共占有为特点的制度设计，由于只存在一种虚拟的责任主体，而不存在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监护人，所以社会财富经常被人们所滥用，破坏，挥霍和浪费。
在这样的一种对社会本质加以扭曲的意识形态中，生产资料的占有者，被简单地划归为所谓的剥削阶级，成为带有原罪色彩的道德批判的对象。不管这些人中有多少在私德上是道德意义上的完人——他们为人诚实、正直、富有社会良知和正义感、工作勤奋努力、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对社会发展进步作出普通人所无法比拟的巨大贡献，他们均被划入意识形态的异类；也不管他们在维持和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的无法替代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怎样无惧于承担创新的巨大风险，怎样满怀激情和使命感去追求事功(如比尔·盖茨、史蒂夫·乔布斯、依隆·马斯克等)，他们均被漫画化为一群单纯追求资本利润的嗜血的经济动物。最后，在那些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为原教旨的极权国家里，当社会批判演变成道德批判，而道德的批判为武器的批判所取代时，所有被划归这个阶级的个体，就都被剥夺了继续存在下去的伦理道德上的正当性，成为在肉体上必须被消灭的对象。
阶级意识这一概念，为伦理标准的特设性的理论及其实践提供了意识形态合法性的依据，它一方面分裂了社会，另一方面，它唤起了一种仇恨意识。以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否作为划分剥削和被剥削阶级的标准，从而为伦理上对有产者的污名化开辟了一条危险的路径。这种强加给有产者的原罪无形中剥脱了在伦理标准上他们本应享有的被同等对待的普适标准。一俟这种污名化作为意识形态流行开来，伦理标准的意识形态变异便会随之发酵，针对有产者的暴行便再无伦理标准的约束。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以及红军会理直气壮地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名义劫掠和屠戮民众一包括绑架象我姑母那样的普通人以及杀害史达能夫妇一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