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就提出要“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但是，真正把“破四旧”付诸行动是在八月份。
具体来讲，就是给街道、单位、商店改名，抄家抓人，冲击寺庙、古迹，毁坏文物、藏书、字画，剪窄裤腿，剃掉背头，禁穿火箭鞋（即尖头皮鞋），揪斗上至“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下至流氓地痞各色人等。一时间，暴力行为风行，社会笼罩在一片“红色恐怖”之中。
在这股的风潮中，我们学校也改名为“首都全球红战校”。这真是个革命得不能再革命的名字，一语道出办学目的，那就是，培养一批能把共产主义旗帜插遍全球的人才。只是学校不叫学校，叫战校，但好歹还能跟军校区别开来。
我们的校址在南新华街2号，民国时期为国立女子师专，是鲁迅和周作人教过书的地方，后改为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校园不大，全是洋式灰色两层小楼，木板铺地，教室之间有拱廊相连，两排楼之间还有小花园，内有藤萝架、方尖碑，以及一个高悬于钢筋水泥基座上的铜钟。
“破四旧”运动中，钟柱子和方尖碑都被推倒了。铜钟意为“警钟长鸣”，上有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题词。方尖碑是为纪念民国年间为民主而牺牲的烈士，上面镌刻着“为了民族解放而牺牲”的字样，为何也成了四旧，令人费解。
其实，“文革”里，这类解释不通的事情比比皆是，哪有道理可讲？那会儿，没事我们就骑着自行车在街道上转悠，凡有看不顺眼的便喝令改正。在和平门某食品店，一面镜子右下角出现裂缝，为了美观，店方在上面贴了一幅水果图案予以遮掩。没想到，我们这帮红卫兵竟把葡萄、香蕉也视为封资修之物，强令店主予以清除。店主哪敢说不，点头哈腰连声称是，当场就给撕下来了。
抄家主要在前门一带进行，名单都是当地派出所提供的，比如哪家曾是资本家，哪家当过国民党，哪家的孩子是流氓等等。我们便拿着这个名单登门造访。老实讲，抄家过程中没见过“变天账”之类的东西，也没翻出过金银财宝。比较值钱一点的就是裘皮大衣和绫罗绸缎。
我们没去中共官员或高级知识分子住所抄过家。倒是去过一个民主党派的总部。那是一座几进几出的中式院落，有彩绘回廊和宽敞的客厅、会议室，考究的沙发。本以为，此行定能有所斩获。没想到，其他学校红卫兵捷足先登，扫荡过一次了。赶到时，院内已是一片狼藉，我们只好怏怏离去。
我们抓过一个“小流氓”，他具体犯过什么事儿，有过什么前科，不晓得，反正在派出所的名单上。此人20岁上下，身强体壮。进入他家时，心里还挺紧张。午夜时分，室内灯光昏暗，我们沿着狭窄的楼梯拾级而上，爬上小阁楼，用绳子拴住其双手，将他押到楼下。我们都骑自行车，为了防止他中途逃脱，就把捆他双手的绳子栓在自行车后座上，一人骑车拖着他跑，另外几人骑车跟在周围，还不时抡起皮带抽打，催其快跑。
前门离学校虽说不远，但也有两三站地。空旷无人的街道上，回响起他穿着皮鞋在柏油路上急促奔跑的哒哒声和风箱般的粗重喘气声，还夹杂着皮带挥舞的呼啸声。这一切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刺耳。
当时，为了贯彻“深挖洞，广积粮”的最高指示，师生们在校园里挖了很长的防空洞，以防苏修发动突然袭击。“小流氓”被关入阴暗潮湿的防空洞，洞口用大石块压着。我后来没再见过他，听说关在防空洞里的不止一人，有人给送饭，每人每天两个窝头。一个据称是老地主的人在关押期间死亡，就是他给背出来的。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防空洞里，他被关了整整两星期。毕竟年轻，最后活着出来了。
审讯工作我没参加过，但去看过。一进屋，只见几个中年男子赤裸上身跪在地上，每人背上都是道道伤痕，身旁站着手持鞭子的红卫兵战士。鞭子是用塑料绳编的，手指般粗，抽在裸露的脊背上，立马隆起高高的血红色鞭痕。
最骇人听闻的是殴打老师致死事件。人们都知道，“文革”期间，北京师大女附中的学生打死了副校长卞仲耘。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北外附校一夜之间就打死了两位老师。
1966年8月22日凌晨，我们都已进入梦乡。突然间，寂静的校园里传来啪啪啪的沉闷声响，正在熟睡的我们都被惊醒，跑下楼一看，几个学生正挥舞着练习刺杀用的木枪围打总务处老师张福臻，一边打还一边喊，说张老师是历史反革命，当过阎锡山的教官，迫害过共产党人，有血债。
此话激起众怒，更多人加入到打人的行列里。我也上前打了几拳，觉得不解恨，便反身回宿舍取来一条皮带。那是缴获日本人的战利品，宽约两寸，拎着这条厚厚的牛皮带，我狠抽了已被打翻在地的张老师。黑暗中，张老师曲卷身体，双手抱头。这种自我保护动作被认为是他当过国军教官的证据，从而招致更多的鞭抽棒打。
这边还在殴打张福臻，校园那边又传来呼喊声。原来是一高中男生在殴打另外一位老师——张辅仁，打人工具是一个卸下四腿的长条板凳。这名工农出身的学生控诉说，张老师在教学中刁难、迫害他。这在当时可是个不小的罪名，我们也不问青红皂白，便蜂拥而上围打起来。
学生们命令摔倒在地的张辅仁向宿舍爬，张老师努力爬了几下，众人嫌太慢，又是一通暴打。爬不动了，就说他装死。回到宿舍后，有人用脸盆打来凉水，我们就用皮带沾水接着打。
就这样，不到一夜工夫，两位张老师都被打死了。
其实，两位老师我都不熟悉，也不知道那天打人最开始是怎么引起的。对于张辅仁老师，校友周志兴在一篇文章中有过记述：“1959年附中刚成立，他（张辅仁）就被分配来教语文，而且后来长期做班主任。他不但教学效果好，对学生们的学习、思想等各个方面的要求也都极其严格，常进行家访或以别的方式与家长沟通。对成绩不好又不努力的学生常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情给予严肃的批评和教育，包括开班会点名批评及配合家长教育。这一切努力曾得到校领导的肯定，但也为他自己在学生中树敌过多。平时看不出，现在当学生们在工作组的指导下（每班都有工作组成员），多方面地寻找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迫害家庭出身好的学生的典型例证的时候，那些潜在的敌对因素就被激活，成了革命的动力了。”
至于张福臻，“文革”研究者王友琴在《文革受难者》一书中说，他原来也是教员，教高中历史，从1960年到1963年一直当高中班主任。在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运动”）中，张福臻被撤去教员职务，变成了总务处的工作人员。撤销其教职的原因是，他曾经在1949年以前参加过“三民主义青年团”。按照“四清”的新标准，张福臻被清洗。然后“文革”开始，按照“文革”的标准，张福臻遭到更大的惩罚。
外交部派一名司长前来处理此事，但是没有追究打人者的责任。
几十年来，作为行凶者之一的我，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影响。之后，下乡插队，返城上学，参加工作，出国留学，好像这件事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是内心里，我一直在深深地自责，打人的血腥场面时常浮现于脑海。特别是，张福臻老师被抬回家后，我被派去看守。在不大的屋子里，我们把张老师扔在一个角落，把家属赶到另外一边，不让她们靠近。
腥风血雨的“破四旧”行动非但没有被当局制止，反而受到官媒的颂扬。《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指出，“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之内，就把这些代表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
中共中央8月22日批准、转发公安部给毛泽东和中央的报告，规定“不准以任何借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这样一来，施暴者就更加肆无忌惮了。
2023-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