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5日，拜登和习近平的加州会谈在全球众目睽睽之下终于登场。仔细盘点两人的会谈要点，能够称得上成果的，委实不多。
拜习二人能谈到一块儿的东西现在越来越少了。关于两国关系，习想重做美国的朋友，拜登却称他为“独裁者”；习想要在会谈后发布联合公报，白宫直接省了；习想要在拜习会谈之前与美国商界大亨共同进餐，被美国安排在会谈后；习想要拜登明确表示反对台独，拜登重申美国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立场不变，并且警告中国不要干预台湾大选；习强烈抗议美国对中国的芯片封锁，拜登直言，美国不会向中国提供“可用于军事打击”的芯片或技术，等等等等。在如此众多的议题上，拜习二人好像都是鸡同鸭讲，各说各话。这说明两国之间的分歧有多深。
防止美中两国之间的分歧失控，应是这次拜习会的主要议题。对此，拜习似有共识。双方领导人都认为，有必要防止美中关系进一步下滑。而美方事实上对这次会面的目标是相当有限的，即管理美中竞争，防止冲突风险，确保沟通渠道畅通。即便擅长两面手法的习近平也不得不承认，“中美不打交道是不行的”，美中“冲突对抗的后果是谁都不能承受的”，虽然他在向党内忠实拥护者和将领们发表闭门讲话时，对两国可能走向冲突的前景，看法相当悲观（《纽约时报》，11/16）。
在这次会谈中，习近平一改过去的强硬做派，明显和美国套近乎。习近平说，“中国愿意同美国做伙伴、做朋友”。面对习近平展现的罕见软身短，拜登好不容易地克制了自己也想对习近平称兄道弟的冲动，毕竟他与习近平的交情长达十几年。对习说的中美可“超越分歧”，拜登并不认同。他认为，美中存在真正的分歧。在拜习会的第二天，拜登即称，习近平是一名独裁者，因为他统治着一个共产主义国家，而这个国家的政府形式与美国相比，是不一样的。拜登借机点出了美中两国的根本分歧在于制度分歧。
为了管控这种根本分歧，美中双方目前都想花些时间对两国关系进行战略性休整。马歇尔基金会中国问题专家葛来仪（Bonnie Glaser）认为，中国是想争取几年的时间，克服眼下的经济难题，并促进受美国限制阻碍的技术创新，重聚力量之后再和美国较量。而美国希望能有效管理和控制与中国的竞争，使其不至于失控；拜登政府还希望这种管控状况至少能持续到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尽管如此，海外有识见的学者和分析家几乎都认为，习近平目前的柔软姿态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只要有可能，他一定会重启他的努力——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厉害的军事、技术和经济大国。
在拜习会谈成果有限的情况下，恢复美中军方沟通渠道，于是便成为此次会谈极具重要意义的像征。虽然其意义可能会因为习近平的反复无常而打折。美方可能觉得这个有限的目标完成的还不错，习近平居然显得很豪爽地对拜登说，如果有问题，就拿起电话拨给他。习近平的这种承诺肯定是此一时彼一时。他若不高兴，就会任凭通美的红机子响个不停，不理不睬，就像他在过去的两年中常做的一样。
其实，我本人对恢复美中军方沟通渠道的重大意义能维持多久，并不看好。原因有几个，一是，习近平过去的信用记录并不好。习以往对美国和西方答应的好好的事儿，经常反悔。比如习2015年在白宫信誓旦旦的承诺，绝不在南海设立军事设施，现在已经造了好几个遍布军事设施的岛礁；香港的一国两制更是说翻脸就翻脸。二是，我总是怀疑，一个属于国家的军队与一个属于某党某个人的军队，怎么沟通？即便沟通了，双方能信守承诺吗？三是，只有习近平才有权决定是否与美军交流。美国的中国军力报告总是批评北京取消与美方的军事交流，其实是习近平取消了中共军方和美军的沟通，因为习才是中国军队的一号决策人物，而中共军方的其他高层似乎都是“银样镴枪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