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北京中学生里分为各种不同派别，如红卫兵、四三派、四四派等。红卫兵成立得最早，因此也被称为“老红卫兵”或“老兵”。干部子弟是红卫兵的最大组成部分。
老兵没有统一着装，但多数人都穿旧军装，交通工具则是自行车，一有行动便飞身上车，摇着车铃，风驰电掣般地直扑目的地。远远望去，黄乎乎一大片，蔚为壮观。
凭着“红二代”的身份，我们自认具有革命血统，故以当然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自居，不大看得起其他同学，甚至压制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
当时，围绕宣扬血统论的对联，有过一场辩论。这副对联是：
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
横批：基本如此
按照这副对联，就要在学生中查阶级出身，分三六九等。出身好的（红五类子女）就是“好汉”，是革命的生力军；出身不好的（黑五类和其他非红五类子女），就是“混蛋”、狗崽子，是革命的阻力和绊脚石。自诩为好汉的“老兵”们大都是这副对联的支持者。
回到家里曾跟父母提起自己在学校参加红卫兵的事，也说到对联。父亲当即批评说，这副对联不符合党的阶级政策。自己还强词夺理，用“基本如此”来为对联的正确性进行辩解。
几十年后，一位同学跟我谈及对联兴起时的情况，他说，他到现在还心有余悸。“一天晚自习，几位红卫兵把我叫过去，让我对对联表态。我哪里敢说不同意，同意，同意。他们还继续追问。此时，某同学跟几个人呛呛上了，说不同意对联。他们围过去，我趁机跑了。此后，好几天不敢去班里。”
他的担心并非没有缘由。当时，初三西语班的两名学生叶念伦、李仲良已经被揪出来了。叶念伦是著名翻译家叶君健的儿子，因为“文革”前说过要组织一个“中西拉邦”的玩笑而被打成反动学生，李仲良的“罪行”则是有所谓资产阶级思想。
关于对联的讨论不仅在家里、校内进行，还有数个学校联合举行的大辩论。记得有一次，辩论会在离我校不远的北京舞蹈学校举行，双方唇枪舌剑，各执一词，交锋相当激烈。辩论进行当中，远道而来的北大附中红卫兵涌入会场，使支持对联的势力大为增强。
北大附中红卫兵的正式名称叫“红旗战斗小组”，那天率众人来舞校的是其宣传部长、高一女生彭小蒙。她个头不高，但威风凛凛、气宇轩昂，挺直腰板往台上一站便引来暴风雨般的掌声。几名身材高大的男生跟她一同站在台上，像是保镖，颇有压倒一切的气势，话未张口，就赢了三分。彭小蒙具体说了些什么已不记得，但是她的雄辩口才和十足霸气给人印象极深。
那会儿，唱得最多的一首歌是《革命造反歌》：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革命师生齐造反，文化革命当闯将。//忠于革命忠于党，刀山火海我敢闯。革命后代举红旗，毛泽东思想放光芒。//歌唱毛主席歌唱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杀、杀、杀！——嘿！
唱这首歌的时候，要求“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地”。《革命造反歌》就是北大附中红旗战斗小组创作的。
彭小蒙和红旗战斗小组，以及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对红卫兵运动席卷全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66年6、7月间，清华附中红卫兵先后贴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断言“革命就是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不造反就是百分之一百的修正主义”；宣称“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誓言要“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这些大字报在红卫兵中广为流传，成为我们造反的宣言书。大字报的前两篇，后来转交到毛泽东手中。8月1日，毛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回复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对红卫兵“表示热烈的支持”。8月18日，毛更是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百万群众，我校红卫兵也参加了接见。
那天，我们凌晨十二点多就来到天安门广场，占据了最好的位置之一“东一台”。接见开始时，伟大领袖站在城楼中央，大约在9点46分，他向我们走来，走着走着，在东侧平台站住了，摘下头顶上的军帽，挥动着向我们致意。我们欢呼跳跃，拼命鼓掌，高呼口号，把嗓子都喊哑了。
毛的接见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从此，红卫兵正式登上政治舞台。
2023-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