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十月革命发生之后，在面对苏俄的问题上，知识份子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
此时，年长一辈的知识份子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人，对苏俄暴力革命的方式很是警惕，因此很不赞成中国效仿苏俄，他们认为中国如果走苏俄的道路，很可能迎来一场灾难。
甚至王国维在给朋友柯绍忞的信中还这么写：“观中国近况，恐以共和始，而以共产终。”
与这些年长的知识份子相反，李大钊与陈独秀对苏俄则充满了希望，他们认为这场革命开启了历史的新纪元，毫无疑问是历史的进步，因此主张中国走苏俄的道路，后来为此更是“组党干革命”去了。
这一年的胡适还不关心政治，所以胡适对他们在《新青年》上谈政治、谈主义是很不以为然的，他希望从教育思想文化方面入手，给中国奠定一个非政治的思想文化的基础。
然而，1926年胡适在访问苏俄时却变了，他非常羡慕苏联的社会，毫不掩饰的表达了对苏俄的羡慕之意与赞美之情。
当胡适、陈独秀等充满思想洞见的知识份子还沉浸在苏俄迷梦中的时候，作为诗人的徐志摩却成了苏俄的反对者。
那徐志摩为什么要反苏俄呢？
一、徐志摩的访俄见闻
其实，一开始，徐志摩同多数知识份子一样，对新生的苏俄充满希望与期待。
但他喜欢苏俄不是因为他有了解，了解了也不会喜欢，他纯粹是因为偶像罗素喜欢。
他一直在美国留学，所以经常接触到各种思潮，而他最精神偶像罗素，是一个苏俄鼓吹者。
因此，这一时期的徐志摩非常崇拜苏俄。所以说，人不要盲目崇拜作者，别别人说什么你信什么。
之后，引起徐志摩对苏俄疑虑情绪的也是罗素。
因为当罗素这个苏俄鼓吹手亲自游历了苏俄后，吓了一跳！这与他幻想的世界完全不一样，所以他开始公开谴责苏俄的思想专制，还写了本《苏俄游记》。
徐志摩读了罗素的苏俄游记后，思想上不太接受罗素对苏俄的批评，他也决定自己亲自前往看看。
然而，当1925年徐志摩自己亲自游历苏俄之后，他一下子被颠覆了三观。
他认为的人间天堂，其实和地狱差不多。
进入苏俄，徐志摩首先感受到的是苏俄民众的穷困。
在《欧游漫录——西伯利亚游记》中写道：“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愈发的明显。”
这不仅是当时徐志摩的游苏观感，也是瞿秋白当时的观察，当时瞿秋白曾以特约通讯员的身份访问苏俄，《饿乡纪程》就是瞿秋白这一时期在苏俄的观感。
瞿秋白将苏俄称为“饿乡”，肚子饿的饿。里面也确是写道了苏俄民众物质生活上的穷苦。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明明知道苏俄民众生活穷苦，瞿秋白依然一心一意学习苏俄。
徐志摩看到了苏俄民众的穷苦，这不符合徐志摩对苏俄的希望，因此徐志摩不得不对苏俄持一定的保留意见。
在莫斯科，徐志摩看到一个奇怪的现象：莫斯科的街道上有很多男子独自抱着吃奶的小孩在街道上走。
这种怪现象的背后，在徐志摩看来，源于苏俄规定的“一个人不得多占一间以上的屋子”的法律。
苏俄政府对民众的私有财产（尤其是房子），依法没收，然后重新分配。
这里徐志摩看到的是苏俄对个人私有财产的不尊重，而这自然也会引起徐志摩的反感。
徐志摩最不能忍受的则是苏俄对书籍的查禁。
徐志摩崇拜托尔斯泰，但苏俄不允许有托尔斯泰，也不允许有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书。
原因是他们的著作代表了资产阶级的人生观。
对此，徐志摩写道：“假如有那么一天你想看某作者的书，比如托尔斯泰的，可是有人告诉你不但他的书再也买不到，再也不能看，你的感想怎样？……假如这部分里的个人自由，有一天叫无形的国家威权取缔到零度以下，你的感想又怎样？”
此外，让徐志摩感到恐怖的还有苏俄革命时期的红色恐怖。
对于革命领袖列宁，徐志摩写道：他（列宁）不承认他的思想有错误的机会；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是一个制警句编口号的圣手；他的话里有魔力。这就是他的危险性。
而对于革命时期的惨景，徐志摩也曾写道：“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人民穷苦，政府侵犯民众的私有财产，与此同时政府还查禁托尔斯泰等作家的书籍，革命领袖冷酷专断，这些就是徐志摩游历苏俄时看到的现象。
而这些行为，在视个人自由为最高价值的徐志摩看来，无疑是不能接受的。
正是有了这一次的苏俄游历，徐志摩对苏俄产生了警惕之心。
而当徐志摩回国之后，正是国共合作准备北伐的时期，因此各种赞美俄国的声音出现在报刊上。徐志摩回国之后恰好主持《晨报副刊》，于是在徐志摩的主持下，知识界展开了一次“仇俄”还是“友俄”的大讨论。
首先是陈启修在《晨报》发表《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在文中，陈启修认为苏俄不是帝国主义，因为它没有侵略中国。
需要指出，苏俄在这一时期之所以引起知识界的同情，还与苏俄这一时期的对华外交政策有关。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战胜国，知识界对于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益普遍比较乐观，然而，在《巴黎和会》上，最终的事实却是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了日本。
这一残酷现实使得原本对英、美国家抱有很大期待的知识份子对英、美国家甚为反感。
而在此前后，苏俄则曾向中国发出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宣言，这不能不使中国知识界对苏俄产生好感。
后来胡适在反省他对俄国的看法时，就曾说他曾一厢情愿的抱着“总希望革命后的新俄国继续维持他早年宣布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侵略主义的立场”，然而，苏俄对华的一系列宣言大多则是口惠而实不至。
与陈启修认为苏俄没有侵略中国相反，徐志摩坚决认为当时的苏俄正在侵略中国。
为此他曾编发两位青年读者陈均和陈翔的反驳陈启修的文章，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徐志摩对苏俄侵略的看法，陈均在反驳陈启修的文中写到：“苏俄之抛弃宣言，继续占据中东路；唆使蒙古独立；中俄会议延不举行；最近之擅捕华人……种种举动，是否不含侵略的色彩？”
与此同时，青年喻森的人生经历也让徐志摩对苏俄的恶感增加。
喻森是一个左翼的中国青年，对苏俄充满美好的向往，于是到了莫斯科去朝圣，徐志摩在参观莫斯科时两人还见了面，相谈甚欢。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纯洁的青年，在他所热爱的苏俄没有任何自由，在他组织相关集会拥护苏俄时却遭到了苏俄军警的逮捕与羁押。
原本对苏俄极度崇拜的喻森思想上不能承受现实中苏俄的种种残酷，由此成了一个精神病人，住进了苏俄的精神病院。
此时跟喻森关系不错的青年人，为了让他回国，曾写信向徐志摩所在的《晨报》求助，知道了此事的徐志摩曾写文章痛斥苏俄对中国青年的戕害。
1926年7月，胡适游历苏俄后思想左转，开始公开宣传苏俄的成就。
对此，徐志摩给胡适写信质疑胡适对苏俄的看法。作为自由主义者，对于独裁，两人都是深恶痛疾的，但胡适认为苏俄可以通过“狄克+推多式”的新教育来造就一个民治政府，而徐志摩则不认同苏俄式的新教育可以造就一个民治政府。
吊诡的是，当徐志摩询问胡适看到了什么样子的苏俄式教育时，推崇苏俄新教育的胡适却没有看到新教育的内容，他所看到的是苏俄教育的统计。
由此，徐志摩判定胡适被苏俄的假象蒙蔽了，而胡适之所以被蒙蔽，除了胡适待的时间短（只三天）外，还有就是苏俄政府的刻意蒙蔽。
徐志摩曾说：“苏俄之招待外国名人，往往事先预备，掩长暴短。”此前，英国历史学者威尔斯参观苏俄时，苏俄就曾通过训练学生造假来蒙蔽威尔斯。
因此，在徐志摩看来，胡适所看到的苏俄，都是苏俄政府想让胡适看到的苏俄。而这种苏俄，其实是苏俄的假象。
那么，真实的苏俄新教育到底有什么内容呢？
徐志摩提供了答案。
在《〈一个态度〉的按语》中，徐志摩写到了他所知道的苏俄新教育：“但就我所知道的，他们的教育几乎完全是所谓‘主义教育’；他们侧重的第一是宣传的能力，第二是实用的科目，例如化学与工程，纯粹的科学与纯粹的文学几乎占不到一个地位；宗教是他们无条件排斥的，那许是好事，但他们却拿马克思与列宁来替代耶稣，拿资本论一类书来替代圣经，阶级战争唯物史观一类观念来替代信条。”
后来，徐志摩在《答张像鼎先生》中再次论述苏俄新教育，他写道：“当然在共产主义治下，你可以得到不少的自由。正如在中世纪教皇治下，你也得到不少的自由；但你的唯一的自由——思想自由——不再是你的了。”
对于这样的教育，作为自由主义者的胡适和徐志摩自然都持反对的态度。
可惜，胡适和绝大多数当时的知识分子在苏俄受了假象的迷惑，并没有看清苏俄教育的本质。
这可能是最可惜的事情。
最后我也想说，把苏俄看的最透彻的，一个是陈炯明，一个就是徐志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