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几年前在大陆刊物《文史博览》上,有作者撰文,谈起民国年间誉满文坛的诗人徐志摩,与后来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陈毅,在1926年的一段笔墨交锋的往事。起因原是陈毅撰文“纪念列宁”,文章表示对列宁的仰慕与赞颂,时值列宁寿终两年整。陈毅将文稿寄《晨报.副刊》,而《晨报.副刊》的编辑正是徐志摩。徐志摩是崇尚自由的诗人,对于列宁这样的“革命导师”,谈不上敬意与崇拜,但还是将文章刊发出来。同时在一篇题为“谈革命”的回应文章中,徐志摩直言指陈列宁“是一个造警句编口号的圣手”,并称作者陈毅是“盲从一种根据不完全靠得住的学理,在幻想中假设一个革命的背景”。
此事发生在1926年,不会引起轩然大波。假如发生在30年后的1956年,结果就大不同了。倘使徐志摩活着,并出现诋毁列宁与苏共的言论,后果必定在劫难逃。其实志摩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对政治谈不上兴趣,何以对列宁乃至对苏俄社会主义,竟能有如此敏锐的观察?要知道彼时正值“十月暴行”的第9年,列宁构筑的极权主义政权,被苏共在中国的代理人描绘成如同“旭日东升”,给人类带来了“光明与希望”。上世记20年代至40年代末的中国,有多少留学美欧的学术精英,对苏俄共产主义缺乏清醒的认识,并被这一“乌托邦试验”所蒙骗,踏上“报效祖国”之路,最终陷入黑暗的深渊。
二
徐志摩的眼光,与英国哲人罗素的启迪分不开。罗素曾随英国工党专程赴“十月政变”后的苏俄考察,对苏共极权主义的真相有着清醒的认识,回国后写成“布尔什维克的理论与实践”一文。正在英国的志摩仔细研读了罗素的文章。更重要的是,徐志摩从1925年3月起游历欧洲,第一站就是苏俄,由此而获取对苏俄直接的感受。志摩在苏俄深度接触了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回国后将自己的观感写成《欧游漫录》一书。互联网有关志摩游历苏俄的文字极有限,唯山东某高校一位教师,对志摩的《欧游漫录》作过介绍。志摩在《欧游漫录》中有一段文字:
我在京的时候,记得有一天为《东方杂志》上一条新闻,和朋友们起劲的谈了半天。那新闻是列宁死后,他的太太到法庭上去起诉,被告是骨头早腐了的托尔斯泰,说他的书,是代表波淇洼人生观,与苏维埃的精神不相容。列宁临死的时候,叮嘱他太太一定要取缔他(托翁),否则苏维埃有危险。法庭的判决是列宁太太胜诉,宣告托尔斯泰的书一起毁版。现在的书全化成灰,从这灰再造纸,改印列宁的书……
志摩到莫斯科后拜访了托翁的女儿,托尔斯泰女士没正面回答志摩的疑问,只是淡淡说了一句:
现在托尔斯泰的书买不到了。屠格涅夫的书、妥斯陀耶夫斯基的书也快灭绝了。
当然,这仅仅是苏俄社会真实之一隅。志摩在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看到的远不止是悠久的文化传统被摧毁。志摩看到的还有,莫斯科的大学教授们像狗一样地生存,俄国人的贵族风貌早已荡然无存。还有满目的萧条与贫困,街道两旁大批店铺的倒闭,“褴褛的小孩子,从三、四岁到五、六岁,在站上向客人讨钱,并且也不是客气的讨法,……无数成年的男女,……斜着注视弥漫蒸汽的热汤,或是你肘子边长条的面包。……”志摩到莫斯科那天是星期六,数日前适逢一位苏共大人物死亡。“因为他出殡,整个莫斯科就得关门当孝子,满街上迎丧。家家挂半旗,跳舞场不跳舞,戏馆不演戏,什么都没有了。”丧事结束后,志摩以为可看戏了,不料当晚戏票被苏共的某俱乐部全包了,普通人不得进入。这让志摩领教到苏共的威权。原本远离政治的志摩,在书稿中禁不住表达了对苏共与极权主义的忿懑:
什么习惯都得打破,什么标准都可以翻身,什么思想都可以颠倒,什么束缚都可以摆脱,什么衣服都可以反穿……。将来我们这两脚行动厌倦了时,不妨翻新样叫两只手帮着走来,谁要站起来就是笑话……。
志摩是凭着对苏俄的直接观察与切身体验,才对苏共及其极权主义形成如此客观、深刻的认知。《欧游漫录》中还有一段文字,令我们在近一个世记后的今天,依然对志摩入木三分的剖析震惊不已:
……事情终究好办,话不圆也得说它圆的来,方的就把四个角剪了去就圆了,回头你自己也忘了角就是你剪的,只以为原来就圆的,那我懂得。比如说到了有一天有人拿一把火种一把快刀交在你手里,叫你到你自己村庄你的家族里去,见房子放火,见人动刀,你干不干?……莫斯科似乎做定了命运的代理人了,只要世界上不论哪一处,多翻一阵血浪,他们便以为离他们的理想进一步,你站在他们的地位看,这并不背谬,十分的合理。
志摩所言“话不圆也得说它圆的来,方的就把四个角剪了去就圆了”,正是极权主义宣传机构的拿手好戏。所谓“十月革命”,则是列宁所策划“见房子放火,见人动刀”的暴行。苏共对沙皇全家的血腥屠杀、一手制造震惊世界的卡廷惨案……直至苏俄大批知识精英惨遭疯狂迫害,“血浪”果真是一阵接着一阵。由此志摩概括出,列宁“不承认思想有错误的机会……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
可惜在上世记20年代,志摩发出的竟是一种孤独、微弱的声音,知识界对志摩在《晨报.副刊》上的文章竟未出现应有的反应,志摩的《欧游漫录》未能产生警世的影响。相反,李大钊追随苏俄企图颠覆中华民国的阴谋,竭力宣扬列宁的暴力斗争与暴政统治,把列宁发动的暴力政变吹捧为“庶民的胜利”,并从苏共那里接过“反帝反封建”的口号,强加给中国人民。由此,中华民族自1840年以来形成的“向西方学习”的共识,在苏共的渗透与控制下,渐渐衍变成中共“学习苏联,仇视美英”的路径,至今不思悔改。
三
志摩与陈毅在《文史博览》上的“笔墨交锋”,正是民国时期崇尚自由的知识精英,对抗苏共极权与乌托邦主义的集中表现。因为发生在1926年,从苏联引进的极权主义在中国尚未形成气候,陈毅也无法将一顶“反革命”的帽子强加给徐志摩,至多也就是再度撰文“答徐志摩先生”,发表在《京报.副刊》上。陈毅的文章批评徐志摩“睁眼不顾事实”,“否认由经验而得来的革命教训”云云,文章说:
翻开一部人类的历史,所有的革命运动,谁不是仗着贫苦的工农为主力军?列宁知道这个,运用他独特的天才,根据马克思主义,创为工人与农人联合的革命,以决然断然的态度去求实现——果然奴隶们翻了身。
数年后的1931年,诗人不幸因飞机失事而罹难,享年仅31岁,后人记住的是《再别康桥》等脍炙人口的诗篇。至于徐、陈之间的“笔墨交锋”,究竟孰是孰非?在苏俄奴隶们究竟怎样翻身?苏共究竟如何“创为工人与农人联合”?这一切真实的信息全已被蔽屏。18年后中共政权建立,作为列宁信徒的陈毅,也经由暴力斗争的成功,获得丰厚的回报。当年“笔墨交锋”的往事,即便被人提起,真理也毫无悬念地在陈毅这一边。然而,历史不可能永远被掩盖!历史的真相也不可能永久成为“成王败寇”的最终注脚。
直至1991年苏联解体,才彻底证实了列宁与苏共,恰恰是借助一种“完全靠不住的学理”,加上一个乌托邦主义的“幻想”,欺骗、奴役俄罗斯民众近70年之久。而今,全世界早已看得清清楚楚,苏俄的奴隶们从未获得解放或翻身。列宁靠暴力推行的乌托邦政权——苏联,在世界上存活了70年不到,便轰然倒塌。就在这70年不到的时间内,列宁、斯大林为首的苏共,成为20世记极权主义的典范。诚如俄共负责人久加诺夫所言,这个政党依仗全面的意识形态垄断、权力垄断和利益垄断,实行残酷的暴力统治。“十月暴行”后不久,列宁就借助武装力量强行向农民征粮,并用窒息性毒气屠杀大批反对强迫征粮的农民。从列宁执政起直至斯大林死亡,奉行野蛮残酷的大清洗,疯狂迫害党内外正直的人们,其中死于各地古拉格集中营的人数就达2,749,163人。1932年苏共一手制造的大饥荒,饿死人口为2800万人。俄罗斯民族经受了怎样的黑暗与苦难,只要翻开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所著《古拉格群岛》,就可明白这一切。
与此同时,整个苏俄的社会财富,高度集中在苏共高级官员手中,既得利益阶层享尽各种特权与特供。他们拥有设施豪华的私人宫殿和“狩猎小屋”,配有室内游泳池的私家花园。他们享有私人会所与放荡的夜生活,奢侈品囤积居奇、挥霍成风。他们卖官鬻爵、全面腐败堕落,而底层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却长期处于供给短缺的境遇。这就是陈毅在文章中指陈的“工人与农人联合的革命”,以及“果然奴隶们翻了身”?苏共灭亡的半年前,鲍里斯∙叶利钦在民主俄罗斯集会上的演讲中指出:
我们的国家很不幸。有人决定要在我们身上进行这种马克思主义试验——命运恰好把我们逼入了这一方向。……最终,我们证明这一观念并无生存的希望。它只是把我们推离世界文明国家已经走上的道路。今天,40%的人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是一种无时不在的屈辱,它无时不在地提醒我们:在这个国家你就是一个奴隶。
四
是的!列宁从未领导奴隶们翻身,只不过培养了一批新的奴隶主,依仗手中权力加倍疯狂地对奴隶们实施巧取豪夺、肆意践踏而已。1991年后,在俄罗斯与东欧各国,曾经大量修建的列宁雕像,先后被愤怒的人们推倒。当年志摩与陈毅之间的“笔墨交锋”,究竟孰是孰非?也早已毫无悬念。显然,“睁眼不顾事实”的人,恰恰不是诗人徐志摩,而是作为列宁的信徒——陈毅。不过那些至今还盲从“完全靠不住的学理”、还迷信那种乌托邦幻觉的人,早已为数不多了。在大陆,口头上继续高谈乌托邦主义的既得利益者群体,作为国家级、部级、厅级高官,早已捞足财富并转移海外。真正令人遗憾的是,近一个世记前,志摩的《欧游漫录》,志摩的警世箴言,为什么竟未能唤醒一个民族的觉悟?为什么人们对志摩的兴趣,依然限于他的《再别康桥》,以及有关他的风流传闻?让我借用互联网上的一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几代人的苦难过去之后,我们知道,当时的人们没有听从徐志摩的劝告。但是,历史不应忘记,在一个路口上,有人这样提醒过……
2020-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