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徐志摩《再别康桥》的中国人，估计不多。那开篇的诗句：“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诗句明白如话，却又有一种魔力，让人无论怎样都能记住。这是他的诗。关于他的婚恋，但凡手机在手，又喜欢阅读的，大约没有人不知道他与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之间的故事。
一直以来，国人对于徐志摩的评价或欣赏，大体都注重于他的诗歌和婚恋。至于他的另一面，他对于时事、社会的观察和分析，却很久以来都被忽视。然而其实，徐志摩深刻的政治见解、犀利的判断目光，要远超许多同代人的短浅。
上世纪有个最大的事件，是苏俄的十月革命。对于这场翻天覆地的大变局，当时的许多社会精英，都给予了热情的欢呼和由衷的歌颂，以为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
与别人的采访报道不同，徐志摩写于1925年的通讯《欧游漫录》，却已经看出了苏联背面的真相。
当年，徐志摩从满洲里上车，经西伯利亚前往莫斯科，在莫斯科逗留了三天。除了观察、聊天、看戏，徐志摩还探望了托尔斯泰的女儿，接触了一些知识分子，拜谒了列宁陵墓与契诃夫的墓园。
途经西伯利亚时，徐志摩沿途所见，发现“入境愈深，当地人民的苦况愈发的明显”。在赤塔车站，“褴褛的小孩子，从三四岁到五六岁，在站上向客人讨钱，并且也不是客气的讨法，似乎他们的手伸了出来决不肯空了回去的。不但在月台上，连站上的饭馆里都有，无数成年的男女，也不知做什么来的，全靠着我们吃饭处的木栏，斜着他们呆顿的不移动的注视，看着你蒸气的热汤或是你肘子边长条的面包。他们的样子并不恶，也不凶，可是晦塞而且阴沉，看着他们的面貌你不由得不疑问这里的人民知不知道什么是自然的喜悦的笑容。”
到了莫斯科，徐志摩拜访了托尔斯泰的女儿，得知一个令他震惊的信息——十月革命之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书籍几乎绝迹了。布尔什维克查禁这些书籍的理由，是他们代表了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
在莫斯科，徐志摩发现，“这里漂亮的奢侈的店铺是看不见了，顶多顶热闹的是吃食店，这大概也是政府经理的；但可怕的是这边的市价：丝袜也卖到十五二十元一双，好些的鞋在四十元左右，橘子大的七毛五，小的五毛一只；我们四个人在客栈里吃了一顿早饭，连税共付了二十元；此外类推”。“我碰着一位大学教授，他的衬衣大概就是他的寝衣，他的外套，像是一个癞毛黑狗皮统……”
后来，徐志摩去了一个知识分子家，“他是一位教授。我打门进去的时候，他躺在他的类似‘行军床’上看书或编讲义，他看见客人连忙跳了起来。他只穿着一件毛绒衫，肘部胸部都快烂了，满头的乱发，一脸斑驳的胡须。他的房间像一条丝瓜，长方形的。家具有一只小木桌、一张椅子……斜对面另有一张床，墙角里有一只酒精炉，在那里出气，大约是他的饭菜……但你在屋里转身，想不碰到东西不撞人已经不易了”。
徐志摩也写到了列宁：列宁不承认他的思想有错误；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他是一个制警句、编口号的圣手；他的话里有魔力——这就是他的危险性。
在《欧游漫录——血，谒列宁遗体回想》一文中，徐志摩写到他去红场拜谒列宁墓，刚一进门，就看到一个通体血红的地球仪，旁边还有同样血红的镰刀和锤子。令人感觉，从北极到南极，从东极到西极（姑且这么说），一体都是血色。这情景让他感觉非常恐怖。
早在1920年，罗素也曾随同英国工党代表团去了苏联考察。罗素在英国时是个基尔特社会主义者，出于对苏俄价值理念的认同，他可谓乘兴而去，结果却是失望而回。后来，他把对苏联的看法，写成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罗素认为，以布尔什维克的方法达到共产主义，人类要付出的代价过于巨大；又即使付出如此代价，它所要达到的结果是否一如所说，也无法让人相信。就后者言，布尔什维克的理想乃是一个乌托邦。但为了实现它，需要采用惨烈的暴力，这是罗素所惧怕的。罗素是个改良主义者，他反对苏俄那种流血的激进。在他看来，人类救渡的办法只能是渐进的“以和平致和平”。一旦革命，暴力只能产生暴力。
徐志摩同罗素持有相同的看法，他说：革命者“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实与那天堂中间隔着一座血海，一座血污海。人类得泅过这血海，才能登那彼岸。于是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徐志摩怀有这样的认识时，是在1926年，当时他年轻得才仅仅29岁。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社会对当时苏联的看法，考量着每一个关注中国命运的知识人的观念与眼界。那个年代，弥漫着一种“向左转”的氛围，知识阶层包括青年对苏联的认可和肯定在当时不仅是多数，也是主流。这后来决定了未来中国的走向。而被人仅仅视为诗人的徐志摩，却是一个较为清醒的例外。
2021-07-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