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白纸运动的能量是否被延续？转移到了哪里？这是端传媒“白纸周年”专题关注的核心问题。我们推出系列报导，关注行动者在被恐惧裹挟中如何艰难前行；关注白纸能量转移到海外后的具体困境；关注运动留给中国大陆行动者的巨大创伤；以及，海内外的白纸亲历者们想说给你们听的话。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艾歌害怕敲门声，害怕陌生来电，即使如今已身处海外，听到游行喊口号、看到游行中警车灯光晃过来，她仍会全身发抖、心跳加快。恐惧是如此日常、具体、随处可见，催生出或战或逃的应激反应。柏莉总会随手攥住一串钥匙，手指穿过钥匙扣，在脑中模拟遇到突发危险时、一拳击中施暴者太阳穴的画面。顺财则试图“洗白”自己，在朋友圈转发港区国安法的讲座，她想“做个好人”。
一年前的白纸抗议，让他们在恐惧中向前迈出一步，但紧随而来的是更猛烈的打击——被捕、被连夜审问、被拘留、被扣上“寻衅滋事”的罪名。一些人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反复被问话；一些人被送回户籍所在地，不允许离开；还有一些人在关押四个月后取保候审。
沟通变成一件很可怕的事，无论是和他人还是和这个世界。在微信里询问一个朋友是否安全，是很不安全的行为。沉默安抚了恐惧，也切断了人与人的连结。被警察没收又退还到自己手中的电脑和手机，好像内置了一双监视的眼睛，盯得人喘不过气。获释后的几个月，艾歌不敢联络朋友，不敢翻墙，不敢搜索新闻。
在广州和上海，街上巡逻的警车比以往频密，地铁里检查手机的警察也变多了。每每遇到，宝荣都会加速绕着走，并在心里默诵警察不可随便查看公民手机的法律条文。获释后，羊艮将手机从静音调整为铃声模式，以防错过有关部门的电话。她想，要是漏了接听，警察找上房东或父母，可就更麻烦了。每当警车从身边呼啸而过，羊艮脑海中就会出现去年自己被警察拉走的画面——这一情形，也发生在艾歌和她的朋友们身上。
疫病感染高峰随着那个冬天的终结逐渐回落，有关白纸的记忆——与无人统计的感染病逝者一样，陷入失语。但恐惧留了下来。事实上，恐惧从未消失，它潜伏在每一个亲历者、见证者的身上，不时发作。恐惧成为他们共同面对的课题，连结了彼此的经历和感受。一些人尝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抵制恐惧？
我们都曾被恐惧击倒
恐惧穿墙而来。
3月，海外独立杂志《莽莽》的几位成员暴露在危险中——有人受到有关部门施压，被要求停止活动、透露成员信息，也有成员的家人被骚扰，被询问孩子是否参加反华活动。
2022年末在欧洲掀起的抗议浪潮，始于10月的北京四通桥事件。一些海外留学生组织了柏林集会，结束后，几位参与者决定做一本中文杂志。11月12日，《莽莽》初创团队成立。
《莽莽》的创刊介绍中写到，这是一本不受审查的中文独立杂志，“书写大离散时代中的行动、连结和历史”，“令华语创作在审查的高墙之外野蛮生长”。
随后到来的白纸运动成为第一期主题，这群书写白纸的人很快遭受到来自官方的压力。据创刊成员傅梓说，到今年10月，在德国被国安找过的至少有8人，其中也包括和杂志无关的人士。傅梓20多岁，两年前来到欧洲留学。
几乎是一夜之间，《莽莽》的工作群组全数解散。
“当时就想缩起来。”傅梓把两三年来积累的海外群组资源全部切断。
由于不知道有多少成员的信息被掌握，所有人都陷入未知的恐惧。很快，有人退出、切割，或再无法联络。《莽莽》初创成员尤加去探望其他成员，“我清清楚楚看到焦虑，愁眉苦脸”。大家都在担心：未来还能回国么？家人会不会被找？
尤加想起杂志第一期出炉时，成员们带着杂志、搭地铁去聚会的地方。在途中，尤加想要一本看看，一位成员把杂志抱在胸前、如视珍宝，说抵达酒吧后大家再一起看。“没想到过了两个月，这位成员就‘半死不活’，没有力气了，就因为这个恐惧。”尤加说。他20多岁，在欧洲留学。
信任感正从日常生活中流失。和朋友聊正事，尤加总是将手机开启飞行模式，把微信从后台关掉——万一会被监听呢？去到其他国家，手机上蹦出陌生来电，虽然心里知道那大概率是诈骗电话，仍会想像那是公权力的触手。倘若在外地留宿，传来预期之外的敲门声，亦会让尤加胆战心惊。
傅梓在恐惧中感受到孤独。身边的外国同学每天快乐地喝酒、玩乐、积极讨论问题，他却忧心安全。“每天活得很抽离，好像夹在欧洲和中国之间某个不知名的地方。两边都在施压，把我挤在中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