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提供
背景说明
本文系1999年5月底中央大学举办之“企业伦理与永续发展研讨会”中发表之论文，呼吁重新拾回古典经济学家所着重的基本伦理道德。
一、前言
自1998年10月以来，台湾大企业倒账风波接二连三，这些原本被认为实力坚强且政商关系良好的集团企业之所以产生经营危机，不务本业、过度投资于投机性行业，借用过多别人资金等等共同特性的行径，不但引发该企业本身危机，拖累其员工、股东，而且牵连众多债权人，更让人忧虑的是有拖垮金融机构的风险。推而广之，在联锁效果下，整体经济或将受到严重伤害，不但经济成长率会大幅下滑、失业急速扩增，所谓的经济萧条、崩盘等等顾忌也成为隐忧，于是政府在一面声称台湾经济基本面坚强且表现优秀下，一面又忙不迭地匆忙祭出各项救火政策。就在一阵忙乱中，台湾经济还是掉入不景气谷底，会不会产生更大风暴，以致发展受阻，甚至走向日本十多年深沈不景气，以及菲律宾早年兴盛，多年以来却衰颓，如今仍在泥淖中挣扎的覆辙，备受国人关切。
台湾经济将伊于胡底固然众说纷纭，这些面临巨大危机的大企业之经营方式广受非议已是有目共睹，“让它倒”应无大疑义，因为优胜劣败的市场伦理已在发挥，而此等企业的经营是否具“企业伦理”也引起讨论，尤其某些业主在跳票之余还大言不惭地指责金融机构抽银根、怪罪他人的行径更让人愤慨。同时，政府进场纾困、强制金融机构展延借期，以防波及效果引发骨牌效应的做法，是否违背市场伦理、助长企业不良示范效果，让企业伦理进一步腐蚀，终而不但企业不再考虑永续发展，只看重短期利益而将无所不用其极，而且整体经济也难以永续发展。这些课题必须严肃看待，并深入讨论。首先，让我们从何谓“永续发展”谈起。
二、永续发展是何意指？
“生命的目的在创造宇宙继起的生命，生活的目的在增进人类全体的生活”这两句一直被台湾人视为八股的话语，其实生动地说出了人类社会“永续发展”的真义、并且传神地道出人生的意义。
一个人一旦降生到人世间，就面临“要活下去”的基本问题，直到有能力为止，都是依赖父母或他人养活，一旦开始自立更生，自己就必须思考如何存活的课题。相信每一个人都不只希望能够活下去，而且期盼活得愈来愈好；进一步言，不只希望自己活得好，也期盼其亲朋好友如此，推而广之，不仅希望这一代活得好，更期盼下一代活得更好，而且代代生生不息、福祉不断增进。这应该就是永续发展的正确概念。无可置疑地，人生很自然地，或者可说主动地会有人与人的“人际之间”之关系。除非刻意当独夫，执意过着与世隔绝生活的人不需与他人交往，否则纵然是漂流荒岛的鲁滨逊，也渴望有“星期五”这个土着为伴。为何人有群居特性？是不是彼此之间经由“分工合作”可以增进生活福祉？开放性社会的分工合作必须由“市场交易”来完成，而交易必得支付代价，为了降低交易成本，自然而然地会有“规则”、“秩序”、“制度”的出现，我们可以简单地用“市场伦理”涵括。市场里形形色色的行为人起码应遵守一些基本伦理，否则成本将提高，生活福祉将下降。
我们也应该都不会否认，人类生活福祉的满足与促进都离不开自然资源，无论是直接地使用或间接地作为生产要素来生产无数的产品。如此一来，永续发展的达成，就必须在人际间、人与自然间寻找出合适的相处方式才能竟功。如上所述，人际间有必要的规则、秩序、制度必须遵循，同样地，人与自然间也需遵循必要的规则、秩序[1]。由于自然资源的相对稀少性，如何善用，进而使其生生不息，是人类面临的重大关键课题。其实，这些也正是经济学之所以出现的根源。
三、经济学本来就是追求永续发展学科
经济学开宗明义阐述人类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应该包含人力和自然等全部资源）来达成最高生活福祉，该学科的出现，咸认源自亚当‧史密斯（Adam Smith）1776年出版的《原富》（The Wealth of Nations）。这本被国人误译、误解为《国富论》，因而有助长“国家主义”以邻为壑恶劣作风的经典之作[2]，众所周知旨在阐述如何透过价格这只“无形之手”的运作，达成分工合作以促进人类福祉，让人类得以“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3]。人际之间的分工合作是不分人种、不分地域的，透过分工合作不但各个人都能发挥“天生我才必有用”，让各自拥有的有限且宝贵的人力及自然资源做最有效率使用，还能经由交易往来相互学习，冲激出创新，俾增进彼此生活福祉，让人类不但绵延不断且福祉愈来愈高。
不过，分工合作中交易行为的顺利进行，必须行为人具有基本的道德修养，或者有基本伦理，这在《原富》中并没有呈现出来，可是这却是亚当‧史密斯最在意的，因为这些道德可说是分工合作的先决条件。遗憾的是，当前标准的经济学理只根据《原富》中的理念发挥，殊不知亚当‧史密斯最重要的书，或者史密斯认为最根本的著作却少被经济学界提及，或者被漠视，或者压根儿少为人知的是《道德情操论》（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这本书[4]。有识者甚至认为《原富》只是《道德情操论》的“附录”，旨在强调市场的自由运作最能达致有限资源的最有效率使用这个最基本道理。不过，要市场机能充分发挥，前提条件是参与市场者具起码的“市场伦理”，不会有意伤害彼此，也不会蓄意破坏彼此的承诺，尊重约定，亦即依规矩行事本应是天经地义的。也许许多人不知道，史密斯竟然是格拉斯哥大学的伦理学教授呢！他且是十八世纪英国极重要的伦理学家，当然他所强调的道德伦理与我们所谓的“中华文化”精髓之伦理道德，表面相同，但前者是自然融合在日常生活，后者却不幸沦为口号，迄今且落得成为学子们讪笑，作考试答题用的八股而已，此由1998年底台北市长选战引发“诚信”议题，而不少人士讽刺、揶揄“道德家”，并鄙视诚信，就可见一斑。
我们知道，史密斯的《原富》，旨在探索如何创造并增加人类的财富，以使人类能生生不息地存活，且愈活愈快乐。我们不宜将财富只狭义地定义在物质面，而且也应注意史密斯的“永续”概念，恐怕这也就是古典经济学家们共同的见解，当前吵嚷不已的“绿色环保”、“永续发展”等等，其实只是回归从前，而目前所强调的是以“人为”的政策，利用公权力执行“人造的法律、命令”来达成目标，换句话说，是以惩罚式的“强制”手段让心不甘情不愿的行为人就范，而史密斯却是想经由诱发行为人出自“内心”所产生的自发抑制力量来实现。
可想而知，惩罚若有效应属短暂的，但人生漫长，一代传一代更是绵延不绝，让伦理道德成为生活习惯，让诚信成为基本生活原则，不是好的多吗？不过，社会风气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而且培养难但破坏却易，尤其在位居上位者带头，以及受拥戴的风头人物现身作不良示范下瓦解得更快，证诸台湾近几届的重大选战，总统每每不分青红皂白一律为执政党候选人大力背书，不问其是否操守有瑕疵，不问其伦理道德之低下就可知端倪；而马英九曾公开承认严重背信，却仍一意孤行带坏原已败坏的诚信风气，最后又高票当选的实景，更印证台湾的基本生活伦理沈沦之一斑！
四、文化因素再度受重视
对于道德伦理的再度被看重，近十年来形成一股风潮，遗憾的是，风潮不是发自东方，而是来自西方，特别是美国[5]。顺手举两个例子，一是1993年出版的《强国之路》（Who Prospers?），作者劳伦斯．哈瑞森（Lawrence E. Harrison）严肃检讨当时经济表现走下坡的美国，重新发现及肯定适当的文化因素是进步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社会成员间的信赖、巩固的道德制度是最重要的两项因素。到了1997年，日裔美籍学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直接了当地以《诚信》（Trust）作为书名，探讨经济成长，他明确地指出文化因素对一个社会培养健康制度的能力极为重要，但文化对于经济成长鲜少有直接的影响，他在书中指出文化因素只在经济成长的因素中占百分之二十的比重，另外百分之八十是自由市场经济。福山是引用晚近经济学里威力强大的“数量化”解剖方式来表现文化因素的重要，但就像他所说的，文化是长期的，且是先决条件。虽然他举出各国的文化各有特色，但人际间的“信任”无疑是共通的，只是有的地方只对近亲，有的扩及他人。就是由于信任程度和范围的有别，各国的经济成长成绩也有异，东方国家较重视私人情谊，西方先进国家则扩及他人，如今的发展成果很明显地有差距。我们可将一些国家在亚洲金融风暴肆虐的期间，依自由市场经济体和诚信程度这两个面向作区分，作粗略地评比绩效。
美国是高度自由经济体和高度诚信两者皆备的代表[6]，无怪乎近几年的表现一枝独秀；日本是诚信高但自由经济度较低典例，东南亚诸金融风暴受创国则是两者皆相对低，台湾属于高度自由经济，但诚信度不高之社会，新加坡是诚信度高，自由经济度中等的国家，香港原本与美国同类，但近期的自由经济程度却大跌。在如此分类下，福山的理论似乎可稍有印证，以台湾言，市场力量颇强，即使诚信受到鄙视，但仍然有良好的表现；日本在管制过当，自由经济受到严重限制下出现十多年的严重不景气，但其人民的伦理道德诚信美德却仍足以支撑而免于崩盘；香港由于捍卫汇率，让自由经济堡垒垮台，虽然仍保有高度伦理，但元气大伤程度令人摇头[7]。其实，由这些国家的表现也可发现一旦真正实施自由市场经济，生意往来的经验逼得非讲求商场伦理，或市场伦理不可，否则市场竞争力量终究会将无信用者淘汰出局。不过，由于资讯永远不充分，将不诚信者淘汰需要时间，如果一方面能施行自由经济，在自由开放环境下，逼使民众守信，另一方面政治领导者和家长、老师们以身作则，使人民在日常生活中很自然地养成诚信习惯，让守信彷如吃饭、睡觉一样的理所当然，不是再理想不过的吗？
五、风暴危机凸显市场伦理可贵
不只是不同国家间由于伦理道德、市场伦理的差异，致经济发展情况有别，就是在产业和业者比较个体层面的表现也是相同的。以台湾来说，中小企业所显现的韧性、弹性已人尽皆知，屡仆屡起依市场竞争优胜劣败的基本原则存活，或者变大，或者改变生产方式，或者转换产品继续发展，在资源受到政府政策管制，致大多为特权事业享用的人为不公平环境下，幸有活力充沛的地下经济，让他们依循竞争市场伦理，弹性地存活，像极了生命力极强的蟑螂和变形虫，呈现出来的是永不服输、热爱生命的韧性，这种方式的发展应该也才符合上文所提的永续发展真义。
台湾的中小企业在高度竞争环境下起起落落，受着市场竞争伦理的制约，而大企业是否也如此呢？无可置疑的，相对地，台湾的大企业被认为受到政府的大力保护，撇开公营事业这种明显例子不说，就是一般的民间集团企业，在所谓的“政商挂勾”下被认为享有特权，尤其在那个管制处处的时代，必须有特许才可经营某种事业，更是太明显不过了，特别是金融机构全权握在政府手中的时候，“贷款”特权是一大显例，这也是为何如此多人不惜花费庞大代价，谋求当上民意代表的重要因素。
这一个阶段的市场机能在国内可说受到莫大限制，等到开放、自由化、国际化不得不施行之后，不但公营事业被迫往民营之路，媒体、金融、电信等等事业，即使只作局部性开放，市场竞争压力也悄悄发挥力量，政商挂勾纵然还能发挥一些威力，若无法妥善经营事业，特别当国外环境骤起变化波及本国时，困境就出现。1998年10月开始爆发的不务本业，从事投机炒作其他投机性事业或者盲目扩充经营之大企业集团，骨牌效应似地倒账，就是市场力量发挥的证据。一时之间政府忙乱地从事纾困动作，或协调银行展延债务期限，或以低率融资来助其度难关，甚至借由拉拔股市和房市以防止股价和资产缩水来协助，但受舆论挞伐且效果有限，实在是耐人寻味。此一现象正是市场力量已发挥运作的表示，因为经营者违反了市场伦理，经营犯了错误，应该要付出代价，即使具特权身份，也已无法免疫。政府虽然极力对之伸出援手，但已证明乏力，而其他民众也不再那么被施展“五鬼搬运”手法而受损了。相对地，稳健保守经营、谨守本分者在外在危机出现时刻，凸显出屹立不摇，换句话说，他们一向不依恃特权及政策的庇荫，在市场竞争环境下营生，依“优胜劣败”法则战战兢兢地经营事业，他们也都尊崇市场，希望在“市场经济”的市场伦理下公平地竞争。在这些事业体中，我们可以推举台南奇美企业的许文龙、长荣集团的张荣发，以及台塑企业的王永庆三人为代表，从他们身上或许就可以找到“企业伦理”是何指，也或可看到“企业家”的形象，三人中特别是许先生最值得进一步介绍。[8]这里有必要先对市场伦理中除诚信这项基石之外，最重要的“竞争”伦理，小心地解说清楚，并澄清一些世俗性的误解，而最需辩正的是“竞争”非斗争，亦非生物学的“物竞天择”之基本观念。
六、市场“竞争”是最重要的市场伦理
无疑地，“竞争”是我们社会中常见的名词，甚至是人人的口头禅，而“优胜劣败”也被当成竞争行为的结果，在这种似乎并不离谱的理解中，其实仍然存在着一些谬误在，尤其对市场内商业行为的竞争更有着错误了解，此由“商场如战场”人人琅琅上口已可见端倪。当然，将同业间的竞争比喻“商战”，进而把买卖双方的关系看作战争的，究竟不多。为何把同业间竞争的商场看作战场这一谬见得以流行，很可能与达尔文（Charles R.Darwin,l809-1882）进化论的“物竞天择”有关联。不过，达尔文所谓“物竞天择”的“竞争”，毕竟指的是生物学上的竞争。这种竞争是指一般动物为着争取赖以生存的食物和环境而作的“生死斗争”。但是，人类自由市场同业间的竞争，是“社会竞争”，是人们在社会合作的制度下，为争取最有利的地位而作的自我努力。这种竞争，表现于每个行业、每个厂商彼此都努力于提供价更廉、质更美的货物或劳务，来胜过对方，争取顾客，这与生物学上的竞争实在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商业竞争是让每个人都能发挥自己最有利的长处，让拥有的有限资源作最有效率发挥，是“天生我才必有用”的写照，不是你死我活，而是大家都能活，并且都能活得更为美好的情况，是有智慧的人类发挥分工合作的方式。在竞争中是有“优胜劣败”，但败者只是在某一产品、某一比赛项目中失败，由于在社会中充塞着无数机会，任何一个有心人总可很快地再寻得自己较强的项目去努力奋斗，并非被竞争对手将形体都消灭掉。
战争是我们人性中残存的兽性表现。在战争中，至高无上的目的是在毁灭敌人，因而任何手段都可采取。“兵不厌诈”历来是战略的箴言。商业，是我们人性中理知运作的产物。把商业比作战争，不仅是比类不伦，而且严重地破坏商业道德。“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这句西方的格言，特别适用于商业。如果“兵不厌诈”的战略箴言也可以引用到商场，那还有什么商业道德可言?在台湾盛行的假冒商标，显然是违反商业道德的。可是，如果你把商场看作战场，那将有何话说呢？
近十多年来国际贸易的趋势，虽有走向自由贸易“假象”，实则仍有浓厚重商主义的味道。各国都在愚昧地偏向不同面貌的保护政策，关税壁垒、配额限定虽已减退，但货币贬值、反倾销、补偿性贸易等等管制政策，更细致地干预市场…等等，都是或攻或守的战略运用，也即“商战”这个谬见在背后隐隐地作祟。说得更极端些，当前经济学的主流“赛局理论”（game theory），其教导“尔虞我诈”、无所不用其极以求得胜的方式，或许就是竞争的本意被继续扭曲的一大祸源呢！[9]
写到这里，脑子里鲜明地浮现1998年美国职棒全垒打竞赛时，马奎尔和索沙两人活生生地诠释“竞争”真义的故事。当马奎尔率先打破马里斯障碍且刷新全垒打纪录时，在致谢词中特别感谢其对手索沙，原因是由于索沙的参与竞争，让马奎尔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就在彼此砥砺的过程中，潜藏在体内的能力被逼了出来，最后才能突破自己的极限。如果索沙没有尽己全力，甚至于放水、欺骗，“竞争”就根本不存在，那么马奎尔也将失去破纪录的一大动力，而连带地棒球比赛也就失去精彩度。
经查“竞争”这个字的字源，在拉丁文是strive with，而非strive against，意即一起奋斗，而非歼灭对手。尽管两照竞争的优胜者只一方，但竞争绝非是“零和”游戏，也非无所不用其极的恶劣斗争，而是参与竞争游戏者共同完成更高层次的东西。运动竞赛如此，商业竞争如此，就是一般生活中的各种人际之间关系也都是如此。可是，在当今充满刀光剑影的台湾社会，理解竞争真义者究竟有多少呢？
也就因为“竞争”真义难被了解，甚至被误用，特别是商场上更是充塞着刀光剑影、杀气腾腾….肃杀气氛，“奸商”的称谓其实已经道尽一切。其实，如果将时间拉长一些，那些所谓的奸商应都已一一被淘汰了，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的天理毕竟在，然而遗憾的是，由于人类“短视”，再加上伦理道德沈沦、社会风气败坏，“无商不奸”仍挂在人们的口头上，仍被无情的事实所印证。在此环境中，出污泥而不染的商人或企业经营者，他们的行径应该就合乎“企业家”称谓，而他们的经营法则也就合乎企业伦理。以此角度衡量，上提三位本土企业家似乎可以作为典范。许文龙、张荣发和王永庆三人的共同特色是“相信市场”，也咸信市场竞争是公平准则，他们都与政府当局保持一定距离，也当然不会要求保护。他们经营事业也同样以“自利”、赚取利润为中心，但赚钱只是一种自我满足手段，不是最终目标，他们至少以事业蓬勃发展为职志，对参与企业经营的各种生产要素妥为照顾，并且提供价廉物美产品在市场参与竞争。在这种基调下，他们已不只是熊彼得（Joseph Schumpeter）笔下具创新精神的企业家[10]，也在这些基本原则下，各自采取不同的经营方式。关于王永庆尊崇市场、歌颂市场经济的理念，可参阅1998年底到1999年初他在《台湾日报》连载的有关文章；张荣发先生的经营哲学及理念，则可参阅远流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的《张荣发回忆录》。由于个人较偏爱身体力行“自由经济理念”的许文龙，也认为他才真正合乎个人心目中典型的企业家，因而下文就比较详细剖析许先生的企业精神和伦理。[11]
七、自由经济理念的身体力行者许文龙[12]
许文龙也是一个一如你我的“凡人”，追求的无非是生活幸福美满，而事业成功、赚大钱只是达到幸福的过程而已，充其量只可说是条件之一。当许文龙自认自己赚的钱已足够时，他就分享他人，此由“退润”这种经营界难得一见的怪事可见端倪。黄越宏先生以“企”这个字的分解来强调许文龙经营事业的精神，“企”是由“人”和“止”组成的，去掉人就剩止，意思是说，企业的主体是人，没有人也就没有企业可言，而人当然包含所有的员工。
许文龙强调员工是资产，他由小时候父亲被解雇，致其父亲及整个家庭所遭逢的困境推己及人，在“尊重”、“体谅”原则下，设想出诱发每个人由心底产生的动力，让全体员工分工合作，各在其位各尽其能来经营事业。其员工往往能够“忠诚”、“敬业乐群”，用白话来说，就是表现出高度“职业伦理”。此在现今劳资纠纷频传，所谓“恶性关厂”、“倒闭事件”比比皆是的台湾，更凸显其可贵。到底许文龙是如何待其员工的呢？他时常强调找问题的“答案”，而不是找“责任”，因而他不但不喜欢讲“管理”这两个字，而且还要消灭之。具体而言，对成绩表现差者，不是去责备他、要他扛起责任，而是要成绩好者参与，来帮表现差者共同找出之所以差的原因，这样做的好处是能刺激出人性中“善”的一面。由失败中找答案，这种做法简直就是“失败为成功之母”的最佳诠释，视失败为一种挑战，于是就不会怕失败，而且能“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断地勇于改善、创新。
“人性”经营哲学的体现
在许文龙的公司里，有“分红入股”和“周休二日”制度，并且有“产业民主”的影子。这些办法与其刺激出人性中善的一面有所关联，不过，必须先郑重提醒注意的是，不要以为许文龙经营事业非常成功，而且也实施了这些制度，就率性地引伸出各个公司也必须如此做才能经营良善。如果不能了解其来龙去脉，深入这些制度的内涵，以及检讨其实施背景、环境，极可能走入“东施效颦”、“适得其反”的不幸下场。
许文龙的ABS(工业塑胶)王国，员工们几乎按时上下班，不因为工作而耽误家庭生活，这是工作效率发挥到极致下的成果。别人要学的不是准时上下班这个皮相，而是为何员工能在上班时间发挥高度效率，这也不只是“努力工作”、“肯拼”就能达成的，必须在“观念”上、工作伦理上有其特质才能实现。奇美公司在1988年实施周休二日之前，经过一番精准安排和诸多准备，在环境成熟后方付诸实施，其后也经过一段调整适应期才终于落实，并非在政府公权力压逼下实施的，可说由其公司内部“自动演化”而来，这与当时不少人要求“一体适用”周休二日予所有厂商，其差别有如天渊之遥。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奇美公司员工无法适应周休二日制度，那么许文龙也就不会硬干下去。希望大家有所体认才好！
至于劳委会(现今劳动部)当时一直推动的“分红入股”，在奇美公司也有另一番风貌。奇美员工持股的股金是“贷款的”，由公司“无息”贷与，除非离职，否则可以一直欠着，若离职可依净值扣贷款，拿走公司连年累积的利润。举例言，某位员工配得5万股（每股10元），五年后5万股配成10万股，此时每股20元，若该员工离职则可拿走150万元现金（20´10－10´5）。若不离职，每年可依配股分红。奇美的分红入股有其特色，入股并非员工主动购买，而是公司以无息贷款“配给的”，员工的持股权只限于“受益权”，将在〈民法〉中所有权中的“占有权”、“使用权”和“处分权”冻结。此种“权利分割”的巧妙安排，使员工得以安心分享红利，经营者可以专心冲刺，且能避免劳资纠纷。据说有些立意颇善的企业想模仿，但成效并不理想，由此也可得知，“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是有道理在的。
至于奇美的“产业民主”制度，以“经营委员会”作为决策层，以“企划处”作为幕僚，这是经营权与所有权分开的组织方式，经营权由“委员会”来管理，收集思广益之效，委员由公司成员聘兼，不计酬，有任期。企划处则是正式编制的组织，成员是支薪的，该处属幕僚组织，无直接之行政指挥权。至于一般员工的参与，除前述分红、配股外，提案制度和目标管理也值得一提。目标管理其实是1950年代末期就开始流行的管理法，包含“计划”、“实行”“检讨”三阶段的循环，而计划必须有明确、具体目标，不像政治口号的暧昧、空洞、虚伪、自欺欺人。奇美公司的目标管理以半年为一期，但按月执行检讨，以确实把握计划目标的进度。提案制度也学自欧美，先由日本模仿，奇美再第二手学习，该制度的目的是要从业员发挥创意，促进从业员对经营合理化与提高生产力之同心协力关系，提案种类涵盖经营活动的全部范围，提案发挥效果者有奖金可得。
奇美的这些产业民主制度，老实说一点地不稀奇，许多业者也都采取，不同的是，如何让制度真正落实。其关键就是“在上位者是否能以身作则”，因为大家都知道，制度的破坏多来自老板，奇美公司的老板股东们，一向都很遵守公司有关规定，许文龙尤其起带头作用，他干脆禁止其子女进入公司，因而奇美公司的“关说”少之又少。就在老板不破坏规矩，员工能群策群力之下，奇美公司收到“人性管理”的成果。“退润”也是许文龙人性管理艺术的代表。退润是交易已了结、银货两讫，却还将已赚到手的钱还给对方，而商场中常用的“退佣”招数，是为了交易的达成，加以允诺或勾结，标的物也是“钱”。两者都是“退钱”，但意义却大不相同。
“观念”主导一切
谈过奇美公司实施的制度，也提过公司老板们的以身作则，我们可以发现还是“事在人为”，居上位者若无诚心一切就都枉然。上位者的诚心如何养成？许文龙口中一直强调的“观念”就是关键，而观念是日常生活中体验出来的。许文龙非常相信自由竞争，极为排斥政府的保护措施，因为他重视长期，也相信只有自己具有竞争能力才活得踏实、尊严，也才有弹性应变能力，纵使保护政策有效，也只有“短暂”利益，但却更可能让人失去进步的动力。许文龙时刻在思考、反省，让自己保持一颗开放心灵，藉“求新求变”以苟日新、日日新，他对“产品”和“商品”的分野非常清楚，后者才是迎合市场，具竞争力的东西。在自由竞争理念下，“天生我才必有用”、“分工合作”、“适才适所”、“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的“体谅的心”也自然流露，俗世里的贵贱之分也自然不会在其心中滋生，于是“不注重面子”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充满自信、具幸福人生目标也存在他自己心中。此种理念扩散到整个企业全体员工，无怪乎形成“分权分工”、“全心赋与”的企业文化，而许文龙本人也就有许多从事思考，享受人生的空闲时间，一星期上一天班也就当然足够了。
许文龙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只是高工教育程度，但在日常生活中却体会出艺术文化的重要，自己也培养出欣赏能力，他的奇美博物馆中乐器馆里所搜藏的名琴(小提琴)在世界上数一数二，顶尖的名家都愿意让自己用过的琴由该馆搜藏。许文龙认为艺术文化不是孤芳自赏的东西，也当然不是抬高身价的事物，他的搜藏艺术品由内心里油然而生，因为钱财只是“交易媒介或工具”，以之换成提升自我生活福祉事物（不论有形或无形）才是真的，也才不至于成为金钱奴隶。
许文龙认识人生、享受人生，也自然地由日常生活中吸取知识，“人生处处是学问”可用来形容这种态度。他的老庄哲学理念得自“树下老人”的智慧;台湾乡下常见的“造假墓”，也被他活用在商场上；上饭馆点菜，店主要他“点够吃”就好的方式，也被他用来当行销手法。我们可以说，在许文龙的眼里，芸芸众生都是他的老师，真是“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再笨的人总有长处可供人学”的活生生写照，无怪乎人生充满惊喜和乐趣。这种精神和理念与已故的自由经济大师海耶克（F.A. Hayek）实无二致，的确，正如海耶克所言“知识是散在民间的”，没有任何人具垄断知识的力量！
精简行政组织、尊崇市场竞争
许文龙是总统府国策顾问，也被标上总统的民间友人，此在当时台湾社会难免会被认为可上达天听，有特权可享，但由其极少数的曝光发言，却都放言直批政府及其政策的诸多不是观之，恐怕他这项国策顾问真的是一个空名而已。迄今仍不愿在萤光幕上露脸的许先生，近年来比较会接受平面媒体采访，但公开谈话仍然罕见，在1998年11月底于台大管理学院难得的公开演讲中，对于“政府再造”这个晚近颇为流行的事项，提出其依经营企业所得经验之看法，说中央要懂得授权最重要，对政府再造工程中最重要的“组织架构”，肯定“三权分立”，只选总统、立委、县市长及议员。而民意代表应重质不重量，立委只三十名到五十名，县市议员仅七到十一名为原则。这种倾向极度精简的看法，与当前台湾政府架构在精省表相下，却扩大立院并有国大扩权趋势的当时之现实对比，不是明显与当道的理想（指李登辉当总统时）相违背吗？
除了在政府组织和政府职能方面的观点异于决策当局外，对于1998年10月底以来，政府一连串明显“救股市”的短期急就章政策。许文龙在1999年2月25日《中国时报》刊出的专访中，更是极力反对，认为政府是拿全民的钱去救台面上金权人士，是欺骗百姓，再将穷人的钱拿出来，输送给富人一次。对台湾总体经济的恶化，批政商挂挂勾企业体是泡沫经济的元凶，并对举国上下太重视经济成长率等无谓“数字”，一味追求经济成长，反而造成无效、无限产能扩充大加挞伐，此无异与政府的“扩大内需”大戏唱反调。
针对各种短期刺激景气措施，许文龙以“吃兴奋剂”来形容，认为观念都不正确，而泡沫经济的源头—股市、房地产炒作，肇因则是土地政策失当，许先生特别批判“不释放农地”，尤其以“防止战争来临”的说法最荒谬，结果是提供财团炒作的空间，长期下来泡沫就形成。因此当务之急是减少错误，不是再不断施用行政措施以致愈搞愈糟。对于保护金融业的措施，许文龙也直言是错误，企业该倒的就让它倒，银行也不应例外，不应有特别待遇，也没有不倒神话，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殷鉴。对于企业经营和哪种企业有发展前景等课题，许先生更坦言，产业发展、结构变化没有什么好或不好，他甚至以自己企业为例，认为有一天也会倒，因而任何时候都预存关厂心理准备，毕竟任何事都没有永远好的时候，任何行业也没有永远赚大钱的时候，不好的产业、不赚钱的企业，该关就让它关，该结束就让它结束。许先生也认为，台湾企业几十年来，一直能维持活泼风貌，这种机动调整机制，功不可没。
许文龙最后也认为国家是该有政策，但政策的偏颇更可怕，这似乎与“错误的政策比贪污还可怕”的说法相呼应。他举例说，生产事业可以倒，但金融业不能倒，是本末倒置的没有道理！备战心态制订的政策，如稻米自给率，台泥厂在花莲开挖都是岂有此理。他语重心长地呼吁台湾朝野上下，仔细地想一想是否应抛弃以国民所得的“成长数字”为追求标的指标，改以创造“民众生活福祉”为指标的政策，也就是说，将以“物”为目标的政策转向以“人”为出发点，让我们有更好的居住环境，有更干净的生活空间。
八、回归“人本”的企业家、企业伦理真义
经由上文冗长的讨论，个人归结出个人心目中企业家的轮廓：称得上起码企业家的经营者，至少应尽力做到其“企业责任”，而此企业责任则是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利曼（M. Friedman）在其1962年的名著《资本主义与自由》第八章〈垄断及劳资双方的社会责任〉中所说的：“在自由经济体制下，资方只有唯一的一项社会责任，也就是在遵守不欺骗、不舞弊、从事公开而自由竞争的游戏规则前提下，运用资源投入种种活动来提高其盈利。”
在这看起来毫不起眼的责任中，其实已点出企业家也是一个凡人，有作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有灵魂的真人的基本“诚信”伦理，作为一个企业经营者，进一步需善用种种生产资源来赚取最大利润，这种利润的赚取是在遵守游戏规则，不欺骗、不舞弊之下获取的。这其实已将那些偷鸡摸狗、依附权势，从事政商挂勾、寻租活动的经营者排除在外，也当然有“人本”意味在。
至于一般人所强调的诸如“公益”活动，是企业家基于利他情怀，自愿且“主动”从事的行为，我们不必也不应该以“法律”等方式多所强制，否则钻营逃税等等漏洞反会出现，甚至可能逼使企业倒闭呢！当然，我们欢迎类似拥有许文龙经营企业哲学的“上层”企业家多多出现在台湾社会。这有赖并且有待于整体社会风气的改善，以及所谓的伦理道德能普遍在民众心里自然滋生，而位居庙堂者和公众人物，抛弃“言行不一”陋习，以身作则、身体力行恐怕更是一项重要因素。因此，让我们不要再竞喊“心灵改革”等空洞口号，摒弃“说的比唱的好听”作秀行径，人人由自身认真“尽本分”实际落实吧！
九、结语
“人生如寄旅”这一句俗话，生动地传达出任何一个凡人都只是人间“过客”的实情，而人间旅店的主人、经营者也是这些过客，代代相传、生生不息。问题是：如何能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而且一代比一代寄居得更为舒坦？这座“人间旅店”除了自然资源必须生生不息之外，所拥有的人力资源也需善加使用。
任何一个人若能谨守“利己利人”、诚信相待、分工合作基本伦理和原理，和谐相处地“各尽本分”，不是就能达成“永续发展”的生生不息目标吗？身为企业经营者的本分，无非在遵守公开的自由市场竞争伦理，不欺骗、不舞弊来善用生产资源获取最高利润，分享他人，毕竟物质财富是“生带不来，死带不去”的空幻。在人际间、人与自然间，经由市场竞争伦理的运作，人类的永续发展也才得以实现，并源远流长。
参考文献
1.弗利曼原著，蓝科正、黄美龄合译（1994），《资本主义与自由》第八章，久大万象公司。
2.吴惠林（1998），〈“诚信”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经济前瞻》，第58期，中华经济研究院。
3.吴惠林、谢宗林（1997），《自由经济的本质》，第一、三篇，中华征信所。
4.哈瑞森原著，黄葳葳译（1993），《强国之路》，正中书局。
5.海耶克原著，谢宗林等译（1995），《不要命的自负》，远流出版公司。
6.海耶克原著，夏道平译（1993），《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远流出版公司。
7.黄越宏（1996），《观念—许文龙和他的奇美王国》，商周文化。
8.孙震（1998），〈台湾经济伦理的演变与重建〉，演讲稿。
9.夏道平（1989），《自由经济的思路》，远流出版公司。
10.福山原著，李宛蓉译（1998），《诚信》，立绪出版公司。
11.谢宗林（1998），〈揭开科技的真面目〉，《经济前瞻》，第59、60期，中华经济研究院。
（作者为中华经济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1]这里只提到人际间、人与自然间需有必要的伦理、规矩、秩序来遵循，并未触及另一个也是相当重要的“如何形成伦理、规矩…”之课题，此可参酌海耶克（F.A.Hayek）的有关论著，本文不拟论列。
[2]关于此点的讨论，请见夏道平（1989，页279~280）。
[3]此句话出自《旧约‧创世纪》1章28节。
[4]史密斯的毕生志业原本是想以《道德情操论》为基础，完成一本也许会被称为“自然法理学”的著作，参见吴惠林、谢宗林（1997，页36）
[5]其实，前总统李登辉也曾提倡“心灵改革”，而“道德重整”更是早年流行的“运动”，再则李国鼎资政多年前倡导的“第六伦”，都是期待伦理道德在国人身上出现，但似乎都变相沦为口号。等而下之，还成为获取选票工具，因而不但徒劳无功，还因“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而收到反效果。
[6]前柯林顿总统在绯闻事件里表现的欺瞒，是一个极坏的示范，但引发滔天巨浪，也可以反面解读为美国人对诚信还是很在乎的。
[7]不能否认这种分类非常不严谨，但也似乎言之成理，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市场愈自由开放，最基本的市场伦理就愈易形成。以台湾为例，虽然政治圈充斥虚伪、背信行径，但从早年的蓬勃发展地下经济，其实已可窥知民间信用度之高！
[8]一定有许多人纳闷，为何不将施振荣、张忠谋等广受舆论青睐的业者也含括在内，主因是他们所从事的高科技产业与政府奖励政策关系密切，有享受保护的嫌疑。此外，相信有人对王永庆先生的经营方式也多所质疑，尤其早年受到政策照顾崛起的事实，但近数年来他所表现出不依附政府，且勇于公开提出异见，弘扬市场经济的事实，也足以呈现其合乎企业伦理经营方式。至于张荣发先生，由其从事全球运输事业所面临的强大国际市场压力，由不得他违背市场竞争伦理呢！当然，对应时下所谓大小工商团体代表，其用心经营政商关系，时时敦促政府当局施行对他们企业有利政策的行径，王先生即使在处理汞污泥的争议表现也相对具企业伦理啊！
[9]此说必会引起学界强力反感，然而撇开过分数理化走向不谈外，此理论不以基本的伦理道德作终极基调，恐怕可能走入《厚黑学》同路，而“权谋”的盛行，也将与之一拍即合呢！
[10]值得顺便一提的是，创新、技术进步、R&D等等名词，在科技挂帅的现代世界，其流行意义恐怕与真正企业伦理和企业精神，以及永续发展不同调。有兴趣探索科技真义的读者，可参见谢宗林（1998）
[11]有兴趣进一步探究竞争真义的读者，可参见弗利曼（1994，第8章，页123）；海耶克（1993，第五、六篇）。
[12]下文有关许文龙经营哲学的摘述主要来自黄越宏（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