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卸磨杀驴，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卧底的特工也被当作反革命分子镇压或杀害。图为1939年2月，周恩来与部分新四军领导人合影。（公有领域）
在《美财政部中的苏联间谍帮中共摧毁民国政府经济》一文中，笔者讲述了美国财政部副部长怀特是如何助力中共，拖延给民国政府贷款，使其遇到巨大困难的，以及其最终下场。而怀特助力中共，摧毁民国政府经济还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将中共地下党员冀朝鼎推荐给中华民国政府，主管经济。
据《维诺那计划》一书中披露，1941年，怀特成功促使国民党任命“迟照庭（译音）”为财政部高级官员。迟照庭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之后前往美国。在怀特的运作和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他回到重庆，在财政部任职。从此，他向中共提供了大量内部情报，从内外瓦解民国政府，为中共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迟照庭”就是冀朝鼎，他的弟弟冀朝铸是中共外交部高官。
国民党元老、负责情报机构中统的陈立夫在以《成败之鉴》为题的回忆录中，专辟一节写到了冀朝鼎，认为“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在这本近500页的书籍中，为共产党人开辟章节的，只此一例。
加入中共
冀朝鼎是山西人，父亲冀贡泉曾在民国教育部任职，1913年回太原在山西法政专门学校任教务长。受家庭氛围影响，冀朝鼎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于1916年考入清华留美预备学校，这说明他是个很聪明、勤奋的学生。其后他受新文化运动和共产党“劳工神圣”影响，反对所谓“封建主义”，同情劳工，并参加“五四运动”等。
1924年清华毕业后，他获得赴美留学资格。在赴美留学前，他前去拜会了李大钊、辜鸿铭等人。在美期间，他又以庚子赔款奖学金进入芝加哥大学历史系学习，并于1926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哲学学士学位。与此同时，他还加入美共领导的外围群众组织美国反帝大同盟，从事留学生与华侨的“反帝”宣传工作。因为当时美共没有中国支部，所以他在1927年加入中共旅欧支部。显然，此时的冀朝鼎应该是对马列、共产党深信不疑，并最终走上了不归路。
1927年5月，美共中央委员会终于有了中国局，冀朝鼎被选为委员，还做了中文《先锋报》编辑。9月，他离开纽约去欧洲，并被邀请作为学生代表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所谓“十月革命”实则是“十月政变”的纪念活动。或许看冀朝鼎底子不错，共产国际和中共加大力度培养，又将他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学习，想必又中了不少毒。
在美国为美共工作
在学习期间，冀朝鼎还在1928年7月为参加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中共代表苏兆征、邓中夏等做秘书和翻译，其后接受了美共主席福斯特的邀请，回到美国担任《工人日报》国际版编辑直至1938年，他以“李查德·敦平”（Richard Doonping）这个化名发表了很多文章。
在美国这十年期间，冀朝鼎一直都很繁忙，除了继续读书、做编辑、撰稿外，还为美共党校和工人学校讲课，参加共党各种活动，介绍中共暴力革命等。
1935年，冀朝鼎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分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Key economic areas in chinese history as revealed in the Developmentof Public Works for Water-Control)就是用马主义的理论体系进行分析的。很难想像，一个身在自由世界的人，却可以如此相信邪恶的马主义。难道是中邪了不成？
博士毕业后，冀朝鼎继续在纽约大学华尔街银行分校进修国际贸易和金融课程三年。期间，成为学术和政治性杂志《美亚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冀朝鼎是该杂志的《远东经济评论》专栏作家。
也是在这段时间，冀朝鼎结识了美国财政部货币研究室的柯弗兰，并发展他加入了美共。柯弗兰又将冀朝鼎介绍给更多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而本就是苏联间谍的亲共之人怀特，也与冀朝鼎有了交集。
1937年，冀朝鼎成为太平洋国际学会的领薪研究员。1938年6月，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9万美元，冀朝鼎回中国做抗战现地经济调查，并写成十万余字英文专著《中国战时经济的发展》，对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业、农业、资源、金融、物价、交通运输、人民生活等情况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和分析。该报告，对美国此后确定对华政策（援华抗日）起到了重要作用。
受美共指示，冀朝鼎回国后与中共再次取得了联系，还在重庆秘密见了周恩来。周恩来指示冀带父母弟妹全家回美国搞国际统战工作，这样更能发挥作用。
于是，1938年12月，冀贡泉携夫人张陶然、长子冀朝鼎、四子冀朝理、五子冀朝铸和小女儿冀青离开重庆，辗转前往美国纽约。抵达后，冀贡泉参与筹备创办《美洲华侨日报》并任主编，中共布局渗透美国何其早也。
受中共之命接近美国政府
1940年，因美国国会通过法律限制共产党活动，美共取消了非美国公民的美共党籍。冀朝鼎经为美共工作的美国财政部专家爱德乐（Solomon Adler）介绍，顺利进入中国环球贸易公司。爱德乐的背后应该就是怀特。环球贸易公司是民国政府为促进中美贸易设立的一家国营企业，负责人陈光甫是民国政府大本营贸易委员会主任委员，拥有中将军衔。
陈光甫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他觉得这个应聘者英语很好，可以成为他的秘书。而这次应聘应该是中共意图接近美国政府、打入民国政府经济系统的一次尝试。对此，冀朝鼎在中共建政后，也曾对他人直言，自己是受中共派遣接近美国政府的。
在与美国人打交道的过程中，冀朝鼎对中国问题的预测和建议基本来自延安，而不明所以的美国人，或者说美国财政部里的美共专家，更乐意听取其看法和建议，因此常常将其建议作为对华政策的依据。而冀朝鼎也很快取得了陈光甫的信任，担任环球公司总务处主任，还拿到了民国外交官签证。
回国进入民国政府窃取情报给中共
1940年7月期间，冀朝鼎随陈光甫回国，在重庆通过陈结识了民国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这焉知不是刻意为之？两人是山西老乡，又都留学美国，孔祥熙与冀朝鼎的父亲冀贡泉还是世交，所以孔祥熙很赏识并愿意提携他，还将他引荐给了蒋介石，蒋对他也十分赏识。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民国政府失去了与美国进行贸易的东南亚通道，陈光甫受命回国，冀朝鼎也收到中共指令回国。他的美国妻子因为无法适应中国的生活，两人选择了分手。
回国前，冀朝鼎被哥大教授推荐担任香港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秘书长，该基金会用美国提供的外汇来稳定国民政府货币。
冀朝鼎回到重庆后，就住在孔祥熙公馆，和他同住的还有就任美国使馆经济参赞的爱德尔。他们经常陪孔夫人宋蔼龄打牌，宋霭龄对英语流利、见解不凡的冀朝鼎十分赏识。在这种所谓的“不务正业”中，冀朝鼎获得了大量美国人的情报。因此，他常常在晚上化装后找周恩来汇报。
1942年，冀朝鼎兼任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秘书长。而在孔祥熙和美国方面的推动下，平准基金委员会获得了一亿美元的基金。1944年，孔祥熙又任命冀朝鼎为中央银行外汇管理委员会主任，并带他参加了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会议。
因民国法币与外汇具有密切的关联，有着美国经济学博士背景的冀朝鼎，对民国政府的货币政策具有相当重要的发言权，他也逐渐成为民国政府最重要、最受信任的经济学家。
给民国政府重击
如今回过头来看，孔祥熙无疑是在引狼入室。其后，冀朝鼎也的确给民国政府一记重击。据说蒋介石并非不了解冀朝鼎的共产背景，但重要的是他需要了解美国的经济学家，以及没想到他与中共勾连如此之深。
抗战胜利后，孔祥熙下台，但冀朝鼎仍然是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的重要智囊，他跟随中央银行职员飞抵上海，并任中央银行稽核处处长，接收日、伪金融机构。1945年10月，兼任热河省政府委员，其对民国政府的金融事务的建言，给民国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陈立夫在回忆录《冀朝鼎祸国阴谋之得逞》一节中写道：宋子文一直在国外，“中文程度差，平日均用英文。冀朝鼎这个人英文不错，可能投其所好。孔、宋两人都因冀很能干，结果冀为共产党在我方财政方针任设计工作。他专门替孔、宋出坏主意，都是损害国家和损害政府信用的坏主意”。
冀朝鼎给宋子文出的坏主意就包括“黄金储蓄券六折还本”与“美金储蓄券到期赖账”，其结果就是使政府金融信誉扫地，人心尽失。陈立夫认为，“以上两项金融缺失，再加上法币与伪币不合理的悬殊兑换比率（200元伪币兑换1元法币），无异使富者变穷，贫者愈加穷困了。这都是冀朝鼎替宋出的坏主意。”陈立夫还提到“大陆沦陷后，冀朝鼎被毛任为财政部重要职位，可以为证。”
其后，冀朝鼎参与了号称世界最大币改的金圆券改革。也就是说，国民政府用金圆券强制收兑法币、特别是金银及外币，货币大幅贬值，通货膨胀严重，百姓财产化为乌有。其结果就是民国政府彻底丧失了民心。
陈立夫认为，这些政策是经过中央会议决定的，但没想到“竟把我们赶出大陆了。因为那时老百姓对我们失望极了，心想换一个政府看看，或许还有希望，这种心理就帮助了共产党成功。”的确，就连当时一些并不认同共产邪说的知识分子都抱有此种心态，更何况普通百姓？
有人会问，陈立夫难道没有提醒孔祥熙和宋子文吗？从陈立夫的回忆录看，当然是提醒了。据说某一天凌晨2点，孔祥熙把冀朝鼎叫到住处当面质问，冀朝鼎从容应答：“老伯，我跟随您这么多年，您看我像不像共产党。”孔祥熙沉吟许久，说：“我看不像。”孔祥熙一句“不像”着实害苦了民国政府，而投宋子文所好的冀朝鼎同样赢得了宋的信任。
当然，冀朝鼎能顺利祸乱民国政府，破坏民国政府经济体系，也是因为其建议迎合了国民政府内部拟扩大国营企业的想法。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处心积虑的中共地下党，民国政府经济会走到崩溃那一步吗？这其中，有多少阴谋是来自延安？
六十岁猝死葬礼超规格
就在金圆券崩溃之时，冀朝鼎接受受山西同乡傅作义的邀请飞赴北平，担任华北“剿总”司令部经济处处长。据说他此行也是专门受中共派遣，意在策反傅作义。此时傅作义的身边已经有了好几个中共地下党，包括他的女儿。
冀朝鼎曾对人讲起北平刚刚被中共和平占领时的一件事：当时他还没来得及换装，穿着国民党呢子军装、坐着美军吉普车出门，结果被中共军人抓住，以为他是漏网的国军高级军官。情况汇报到负责北平地下工作的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刘仁那里，他立刻让放人。从此，冀朝鼎的共产党身份才正式曝光。“这让国民党大吃一惊，美国人大吃一惊，我们自己的同志也大吃一惊。”
中共篡政后，冀任中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利用自己在西方世界的关系，为中共建立了外贸体制。
1963年8月8日，正准备出访阿尔及利亚的冀朝鼎因突发脑溢血，晕倒在办公室。次日中午离世。六十岁的年纪并不大，其猝死背后是否也隐藏着因果呢？毕竟那么多人因其失去财产，甚至家破人亡，冀朝鼎难道不应承担一大部分罪责吗？
从三十年代开始从事秘密工作的中共中央调查部（国家安全部的前身）部长罗青长对冀朝鼎的评价是：冀朝鼎在40年代初受命回国，他建议国民党政府发行金圆券，使其爆发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崩溃，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覆灭……。
应该是因为冀朝鼎为中共窃取政权做出了巨大贡献，其葬礼规格也超出惯例。1963年8月13日，在北京首都剧场举行的“追悼会”上，周恩来、陈毅、李先念、康生、郭沫若等主祭，廖承志致悼词。这种规格显然并不一般。
冀朝鼎的秘书廖训振向《瞭望东方周刊》回忆说，“原本只安排了一般追悼会，报告送到正在外地出差的周恩来手中，他批示说：第一要在治丧委员会中加入他和邓颖超的名字；第二他要亲自参加追悼会；第三，追悼会不能在一般地方举行，要改在首都剧场。”此外，周恩来在审阅悼词时，还亲笔加上一句：“尤其在秘密工作时期中，他能立污泥而不染”。
要知道，周恩来是冀朝鼎在1949年以前唯一的上级，廖训振说，“也只有周恩来真正了解冀朝鼎的作用。”而冀朝鼎的间谍生涯和其巨大的破坏作用，或许可以警示相关人士，一定要重视当下中共在美国和台湾的渗透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