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媒体经济学人指出，习近平对中国企业的控制已到了令人不安的牢固，致使区分国有或民营企业变得更加不易。此外，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教授皮尔森（Margaret Pearson）认为，中国正从以国家利益为导向的国家资本主义转向党国资本主义，即企业的运营围绕党的利益组织。
在北方重工（NHI）总部，22字标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思想伟大旗帜”映入眼帘。即便方大集团2019年以民企身份收购北方重工47%股份，这在拯救国企的案例中相当罕见，方大虽是最大单一股东，却不是控股股东，该公司一名经理表示，这项投资是“政策决定”。方大官网充斥着共党图像，弘扬“听党话、跟党走”的公司使命。
2013年，中国推动“混合所有制改革”，鼓励民企与国企相互投资，将私人资本引入笨重的国有企业。然而，大部分投资是单向的，据惠誉统计，2019至21年，平均每年有50家国企获得上市民企控股权，而2018年则不到20家。Dealogic数据显示，自2018年以来，中国国企可能花费3900亿美元投资民企。
华府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最近的一份报告质疑“中国企业可能真正私有吗”？监视国家对中国企业的影响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因为国家的影响力已不再仅限于指派管理层人事。皮尔森表示，事实上，中国正在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向党国资本主义。
国家的支持将协助企业实现习近平的愿景。绿能、电动车、机器人与数字化等许多创新是由民企完成，但由国家资助。在生成式人工智能（AI）等敏感领域，是民企与国家携手发展，从事AI开发的民企时常征询监管机关，这些单位提供准许或不准许开发的指导，中国的AI公司认为相关征询不是创新的障碍，而是快速致胜之道。
党也以更加微妙的方式行使控制，其中一种工具是企业“社会信用”系统。习掌权不久后推行的该机制依据法遵与债信纪录为企业评分。香港城市大学教授林郁馨最近检视浙江的公开资料发现，政治关系越密切的企业得分越高。除了公司规模之外，与高分最相关的变数是公司执行长或董事曾位居政府或党要职。
高分的“红名单”企业将可优先获得信贷，这让民企即使没有直接的国家控股，也有强烈遵守国家政策的动机。党控制企业的另一方式是通过党委。党籍员工开会讨论意识形态及组织在企业运作中的地位。这些细胞将公司或产业信息传递给监管单位，而相关信息反过来可能塑造地方规范。
这些控制方式解释了为何中国企业家需要向党表示忠诚并履行政治责任，他们只是努力适应建立在党的至上的政治经济之中。然而，国家和民间部门之间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企业家越来越难以在党和利润之间取得平衡。皮尔森认为，私人企业可能无法从国家手中确保足够的自主权，以从容地追求自己的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