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10月11日，靠造反起家，在文革中红极一时，成为毛主席、周总理都知道的江苏造反派领袖，文革中原江苏省革委会常委，原文革造反派——南京大学“八二七”革命串联会的一把手曾邦元死了。曾邦元是因为一个小小的肠息肉手术，2008年于9月19日住进南京鼓楼医院开刀，没想到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手术，让一代枭雄曾邦元的生命旅程画上了句号，这点小病不治而亡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
而在此曾邦元病死前的两个月，我还和曾邦元一块吃的饭，当时的曾邦元身体看起来还很健康，酒桌上曾邦元神采奕奕，兴致勃勃的。在饭桌上喝酒，曾邦元当时还认为我们几个人喝的白酒是42度的，酒精度数不够高，觉得这酒喝得不过瘾。不过，我认为42度酒够了，周文昌也同意我的意见：就喝这42度酒，不用再换高度酒了，而曾邦元不愿意，他独自换成六十度的高度白酒自斟自饮，曾邦元当时那神采飞扬，口若悬河地谈话的情形我还历历在目。
和曾邦元和周文昌一块吃饭还是那南师大的田博士提出来，也是田博士喊我去的，这田博士是南师大社会学系的博士，他立志专门写出真实的中国文革史，想作个中国当代的司马迁（注定是作不成的，因为现在没这宫刑了）。他在这读博的短短几年中，不但自费采访了毛远新，戚本禹，蒯大富等文革名人，还几乎采访了当年全国各地各省的造反派头头，功夫不负有心人，文革的资料这田博士自然搜集了不少。他也采访了江苏和南京两大造反派头头，出于征集文革史的目的，田博士邀这些人写出自己当年的文革回忆录留给后人，而这些被邀的人是对写此文革回忆录是一点也不感兴趣，他们大家都知道，即便写出文革回忆录来也是白写，费尽力气写出来的文革史，既不可能发表也没人去看。
田博士绝对算是个奇才，他能把文革中的大小事件的来龙去脉都说的清清楚楚，还能把文革中的中央文件一份份全文几乎都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简直就是倒背如流。不过，我并不感到意外，我见过各种各样的人才不少，我曾在牢房里碰到一个南大物理系毕业生谢孝荣，他离开学校那么多年了，还能非常流畅地把元素周期表背下来了，谢孝荣背元素周期表就象我背乘法口诀一样熟练。谢孝荣不但会把元素周期表从头背到尾，还能把元素周期表从尾背到头，谢孝荣能把元素周期表竖着背，也能把元素周期表横着背，谢孝荣甚至还能把元素周期表斜着背，谢孝荣背元素周期表背得熟透了……
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一个人对某事物或某门学科感兴趣，他一定能学好，一定会有所建树！因为，只有兴趣才会让人兴奋，才会让人大脑记忆的兴奋点激活，才能使大脑焕发创造力。这田博士钟情于研究文革史，他对文革中的人和事是如数家珍，一桩桩地都能娓娓道出来。只是我和他的观点不同，这田博士的观点和我是格格不入的，他是对文革运动持绝对肯定的观点，还一口认定刘邓就是复辟资本主义，认为开展文革是完全必要的，是正确的……
若按今天网上的观点，田博士算是五毛党的一分子，我是反对田博士的观点。但我愿意让田博士说出自己的观点，我也愿倾听田博士对文革的评论。
2008年8月的一个傍晚，正是酷夏，这时正是高校大学生和研究生毕业离校之际，我和南大原827的二把手周文昌应约来到了南师大田博士的宿舍小坐，这田博士直接了当地对我们讲起他请我们来吃饭的原因：“我博士读完了，学位拿到手了，就要毕业离开南京回家了，今天请你们来吃顿告别餐。我也把曾邦元请来了，今天人不多，一共就我们四个人，我们马上边吃边聊聊。你们看到哪个饭店好？今天我来请客。”我说：“你还没工作，也没收入，我们就在南师大附近随便找个饭店就行了”我们正说着话，这边曾邦元给田博士来电话了，曾邦元电话中在问田博士：“我们在哪个饭店吃饭见面？”田博士在电话中就和曾邦元约定：“我们就在虎踞关的河海大学对面的饭店见面”
等我们三人从南师大汉口西路的边门出来，到西康路河海大学对面的饭店去吃饭时，正好看到曾邦元已如约来到饭店门口，他没进饭店就在门口等着我们。大家相互客气地握过手，谦让了一下后，我们就围着饭桌坐下了。等着上菜之际，田博士就对曾邦元谈到他自己的想法时说：“文革运动开始到现在已经四十多年了，文革的真实历史就在你们身上，光阴似箭呀，再一晃又是几十年，你们就要老去。等你们老去的话，这部文革历史就没有了，现在正是抓紧抢救挖掘文革历史的最后时候了……你们能不能把你们参加文革的所见所闻写出来呢？你们对文革的回忆，这对后人研究文革历史是很有帮助的。”
想当初，文革旋风在南京兴起，曾邦元在南京几乎无人不知。我知道曾邦元大名时，还只是个15岁的初中学生。我在文革初期那时就知道南京这么一个大名鼎鼎的造反派头头——曾邦元。不过，那年头，我还没机会和他曾邦元同坐一桌吃饭的，更没和他见过面。当年，我们南京街头巷尾到处都贴有丑化曾邦元名字的大字报，曾邦元对立面创造性地先把一个曾字写画成的毛驴的脸谱图样，再把名字邦元两字写画成驴身和四只驴腿，曾邦元三个字用像形文字写画出来，倒也还十分像一条毛驴，这象形文字也颇为形象地刻画出曾邦元那倔驴般的性格。
那时的南京人对曾邦元的大名可以说是妇孺皆知，那真能算作是听到曾邦元的大名是“如雷贯耳”！那时南京普通群众对曾邦元的认知度绝对高于今天对于省长的认知，或许今天还有许多南京人不知现任的省长是谁呢。而当年，大街小巷的墙上都有曾邦元的大字报或大标语，时间长了，我们南京连小孩和家庭妇女都知道曾邦元这么个大名。
我是那个年代过来的，真是：“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我并不知道当年的文革之风是怎么会首先在南大刮起，更不知曾邦元等人如何造反的，曾邦元是怎么想起来造反的？我虽和曾邦元、周文昌相识见过多次面，但却从没牵涉谈过文革这个题目。曾邦元也几次到我单位来找过我，闲聊时，我也不好意思问他，毕竟是为了参加文革，曾邦元也吃了不少苦：因组织造反，他犯了现行反革命罪，曾邦元被判了十六年刑，实坐了十四年的牢后被提前假释的。
被判刑劳改这是曾邦元的伤疤，我揭此伤痛也顾忌曾邦元难过，所以，曾邦元不提这事，我也不说不问。但我内心的确是想知道曾邦元这些文革造反派究竟是怎么想起来，又怎么敢造起这个反来的，我是赞成附和田博士的意见，我也劝曾邦元把他在文革的经历写出来。
所以，我也接着插嘴，我也不得要领地对曾邦元和周文昌说道：“你们把自己当年的文革造反真实的经历写出来，从1966年造反开始写到清理三种人被判刑，这里边有许多不为人知的事是可写出来的。即便现在写的资料将来不能发表，也给社会给历史留了份真实的回忆资料，也好留给后人研究文革参考用。”
我却没料到此时此刻的曾邦元咪了一大口高度白酒，头一昂，把这酒咽下后，深深地叹了口气，轻轻地咳了一下，开口慢条斯理地说话了。曾邦元说的是苏北口音的普通话，曾邦元口齿十分清楚、语言流畅地说道：“我也曾有此写回忆录的想法，不过我又想，我今年才66岁，要说我老的话也有点嫌小，从年龄上讲我还够不上写回忆录的资格。如果我现在写回忆录，我是能写出不少内容的，这些内容都是鲜为人知的，可以说全是内幕消息，很值得让大家知道，但我没这时间呀。你们知道，我是文革后期当作现行反革命犯被判刑十六年，坐牢十几年刑满释放回来后，虽说也六十六岁了，但我至今也没个退休工资。今天虽是星期天，你们或许以为我是在休息，实际上，为了谋生和吃饭我今天还在上班的。我现在是老了，也不想上班了，但我要吃饭呀，没钱没办法只好上班……”
我的确是没想到周文昌在南京大学还有份退休工资，而曾邦元在南京大学却没这退休工资，为了生活，66岁的曾邦元不能不继续上班，我是没法解决曾邦元的退休工资，谈到此事，我只能封嘴锁舌不再说此话题。老毛年轻时就说过：“世界上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作为曾邦元来说，要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也只能自谋出路。尽管曾邦元刑满出狱后一直在向中央政法委申诉，向各级法院申诉，说自己不是现行反革命，说自己参加文革是响应毛主席号召的。自己文革开始本来并没准备“造反”，是当时的江苏省委主要领导招见我们，叫我们在南大组织起来造反的……
文化大革命白热化的1967年的1月3日，曾邦元在我们南京太平南路的江苏饭店指挥了一场武斗，这一仗轰动南京乃至全国。这场战斗俗称“一三事件”，把所谓的保皇派组织南京黑字兵赤卫队打得一败涂地。这一场武斗使曾邦元头上挂彩受了伤，但也使曾邦元一举成名，连老毛都知道了，曾邦元为此还曾受到周总理的表扬：“那个时候，走资派组织一些保护自己的官办组织，赤卫队、黑字兵那一些组织。到了军队‘三支’‘两军’以后，都纷纷垮了嘛！拿南京来说，‘一三事件’一打，都打垮了嘛！曾邦元同志不是亲自参加这个战斗的吗？都打垮了嘛！”（总理、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同志接见南京军区、江苏赴京代表团讲话纪要）
曾邦元说：“我把总理的这条夺权指示传达给我们江苏和南京地区的造反派后，讲好我们南京造反派联合起来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我没想到文风来知道这一消息后，抢先一步在67年的1月26日凌晨就跑到省里，把江苏省省级机关各厅局的大印抢到手，算是他夺到权了……”
这一下南京的造反派分裂成为两大派，一派是以曾邦元为首的“八二七”，另一派是以文凤来为首的“红总”。曾邦元、文凤来都来自于南京大学。文革初起时，曾邦元年方二十五岁，周文昌是二十七岁，两人都是一九六四年南大数学系毕业出来留校任教的，而文凤来的岁数稍年长一些，他原在南大中文系任教的。
1967年1月26日是文凤来率先带自己这部分的造反派把省委及各厅局的大印弄到手，全面展开宣传说：1·26夺权是“好得很”。而曾邦元这派就说：1·26夺权“好个屁”。于是，南京的造反派开始分裂，产生了势不两立的两大派，这两大派就分别被称为“好派”、“屁派”。
参与夺权的以文风来为首的“红总”说：“一二六”夺权“好得很”，未参与夺权的以南大“八·二七”曾邦元为核心的这派造反派则说“一二六”夺权“好个屁”。誓不两立的“好派”和“屁派”于是形成，此事一直闹到周总理毛主席党中央那儿。最后，使党中央决定对江苏省实行军事管制，而不像其他省份夺权后就成立三结合的江苏省革命委员会。
大概是由于“屁派”的名字不雅，而且离开了具体的语言环境，更不之所云，很快简约改写为“P派”——这既保持了“好个屁”原来的音，又切合“屁”字的音和义。曾邦元就成了“P”派的领袖，事情闹到中央，毛主席还问道：“南京不是出了个曾邦元吗，怎么又出来个文风来？”……
这顿饭，酒是喝了不少，在酒精的刺激下，我们大家聊天的兴致更高。我又领先打开话闸，围绕文革话题聊起天来，我虽是文革中走过来，可我并不了解文革的真相。
我对曾邦元说：“这场文革你们犯罪或犯错，关键是许多事实真相你们并不了解，在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下，你就这么卷进一个政治风暴的中心里，你怎么会不犯错呢？”我问曾邦元：“你现在后悔吧？虽说你也整过人害过人，你自己其实也算是文革的受害者，你也一样是上当受蒙蔽被别人利用了……假如你不那么积极参加文革，你怎么还会吃这么大的苦？你现在不但自己吃苦，还连累了家庭，连累了你的妻子和你的子女……”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是没想到他曾邦元听到我的话后，居然坦然地对我说：“我从不言悔！”他慢慢地一字一句地非常清楚地对我说道：“每当我看到回忆文革的文章，最反感的就是人家在文章中写自己在这场运动中是上当了，是受蒙蔽了。什么上当受蒙蔽？每人过了十八岁，你就是个成年人，在法律层面上来讲，你就应当独立承担民事和刑事责任了，谈不上谁来蒙蔽你。”见曾邦元如此固执，我还是坚持说道：“老曾，文革中，你其实是上当了。”
我才讲到这儿，他曾邦元就斩钉截铁地打断我的话，抢着回答我说：“我那时已经是成人，我自己也有了分辨是非的能力了，所以我也绝对谈不上是上了别人的当。”我说：“无论怎么说，你不知道许多内幕，就贸然卷进去了，实际上还是上当了。”曾邦元毫不犹豫仍坚持他的理，坚定不移地说：“我是成人，谈不上是上当，年轻人在那年头谁不想建功立业，哪个人没有抱负？我那时年轻我也是有理想的……”
对曾邦元来讲“文革”或许不是痛苦、恐怖和浩劫，“文革”或许是曾邦元一个破碎了的梦，曾邦元或许在这梦中寄托着自己的理想和追求，这份理想和追求或许是雄心也许是野心。对于曾邦元来讲，“文革”或许是一段消逝得太快的光荣岁月，因为，那时他已取得了居于社会上层的地位，曾邦元此生再也无法达到那种辉煌的顶点了。
周文昌颇为委曲地埋怨曾邦元：“成立省革委会后，我就对你说：我们不是搞政治的料，我们不要再去搞文革了，我们该从这运动中退出来了。是老曾不听我的，还叫我把他写的告状信送到上海面交王洪文，请王洪文把信交给主席。当时，我到上海把信面交王洪文时，王洪文还拍着胸口说：‘你放心，我负责交给主席。’没想到，主席只在此信上画了个圈就转给总理了，总理又在此信上画了个圈后，信又转到江苏革委会主任吴大胜手上。这下子是算完了，我们告江苏省革委会的信转到了主任吴大胜这里，吴大胜在大会上宣布：‘曾邦元周文昌就是我们江苏最大的516…’从此我们就被隔离起来了。”
（此文写于2008年，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