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早些时候，金先生完成了一次看似不可能的逃离朝鲜的行动。他带着全家人——怀孕的妻子、母亲、兄弟一家以及装有父亲骨灰的骨灰盒——从海上逃离。
他们是今年第一批逃离朝鲜并到达韩国的人。新冠疫情爆发后，朝鲜政府惊慌失措，将朝鲜与世界其他地区隔绝开来，关闭边境，切断贸易。曾经相当普遍的叛逃几乎停止了。
金先生在接受BBC采访时，讲述了他是如何策划了这次非同寻常的脱北行动，这也是自疫情发生以来对脱北者的首次采访。他透露了该国生活的新细节，包括人们饿死和镇压加剧的情况。他要求我们不要使用他的全名，以保护他在这里和朝鲜的家人。
BBC无法独立核实金先生的所有叙述，但其中许多细节与我们从其他消息来源获得的信息相符。
逃亡的那个夜晚动荡不堪。狂风从南方席卷而来，带来了暴风雨。这都是金先生计划的一部分。他希望波涛汹涌的大海会迫使任何监视船只撤退。
多年来，他一直梦想着这个夜晚，精心策划了几个月，但这丝毫没有减轻他的恐惧。
他兄弟的孩子们都睡着了，他们被他喂了安眠药，晕睡了过去。现在，他和兄弟不得不背着他们在黑暗中穿过一片雷区，前往秘密停泊的逃生船。他们小心翼翼地前进，避开警卫探照灯的光束。
到达船上后，他们把孩子们藏在旧粮袋里，伪装成装满工具的袋子。就这样，一家人启程前往韩国：男人带着剑，女人带着毒药。每个人手里都攥着一个蛋壳，蛋壳被掏空，里面装满了辣椒粉和黑沙，如果发生冲突，就把蛋壳砸到海岸警卫队的脸上。
他们的发动机轰鸣着，但金先生只能听到自己怦怦直跳的心脏声。只要有一个失误，他们就会被全部处死。
上个月，我在首尔郊区见到金先生时，他身边有一名便衣警察陪同——这是对新近脱北者采取的典型安全措施。这时距他和家人从朝鲜难民抵达韩国后被送往的安置中心获释只有几个星期。
“经历了很多苦难”，他开始讲述过去四年的经历。
他说，在疫情初期，人们“非常害怕”。国家播放世界各地有人死亡的画面，并警告说如果不遵守规则，整个国家都可能被消灭。他说，有些人甚至因为违反新冠限制规定而被送进劳改营。
他说，一旦接到疑似病例报告，警卫就会隔离整个村庄。每个人都会被关起来，整个地区被封锁，村里的人几乎没有东西可吃。
饿了一段时间后，政府就会运来一卡车的食品。他们声称食物卖得很便宜，这样人们会称赞他们——就像让你的孩子挨饿，然后给他们一点点食物，孩子就会感谢你一样。
金先生及其家人逃离时使用的船只。图像来源，OFFICE OF SOUTH KOREAN POLITICIAN YOO SANG-BUM
金先生说，人们开始质疑，这是否是国家从疫情中获利的战略考量的一部分。
他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从新冠疫情中幸存下来，他们开始认为国家夸大了其危险性。“现在很多人认为这只是压迫我们的借口“。他还说，边境关闭造成的破坏最为严重。
朝鲜的食品供应长期以来一直不稳定，但随着进入朝鲜的食品减少，价格飞涨，使每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2022年春天，他发现情况进一步恶化。
他说：“在过去的七、八年里，关于饥饿的讨论并不多，但后来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案例。一天早上醒来，你会听到：‘哦，这个地区有人饿死了’。第二天早上，我们又会收到另一份报告。”
今年2月的一天，金先生说邻县的一位客户开会迟到了。他告诉金先生，因为怀疑一对老年夫妇被谋杀，警察把他村里的所有人都召集起来了。但在验尸后，他们宣布这对夫妇是饿死的，老鼠一定是在他们临死前吃掉了他们的手指和脚趾。可怕的现场让调查人员怀疑是谋杀。
随后在4月份，他说他认识的两个农民被饿死了。他说，农民的日子最不好过，因为如果收成不好，国家就会强迫他们上交更多的个人粮食供应来弥补收成。
我们无法独立证实这些死亡。《2023年全球粮食危机报告》指出，自朝鲜关闭边境以来，“很难获得有关粮食不安全的准确信息”，但“有迹象表明情况正在恶化”。2023年3月，朝鲜向世界粮食计划署寻求帮助。
国际特赦组织的朝鲜问题专家崔在勋（Choi Jae-hoon，音译）说，他从首尔的脱北者那里听说了挨饿的情况，这些脱北者设法与家乡的家人取得联系。他说：“我们听说，疫情期间粮食形势恶化，一些地区的农民往往受害最深。”但崔在勋指出，目前的形势远没有上世纪90年代饥荒时那么严重：“我们听说，人们已经找到了量力而行的生存方式。”
金先生自己不仅找到了生存的方法，而且还找到了发展的方法。像疫情前的大多数朝鲜人一样，他在黑市上卖东西赚钱——从中国走私的摩托车和电视机。但当边境关闭，几乎扼杀了所有贸易时，他转而买卖蔬菜。他认为每个人都需要吃饭。
他将自己定位为“蚂蚁贩子”，在家里或小巷里偷偷地兜售他的商品。他说：“如果有人举报我们，我们就会像蚂蚁一样，捡起食物就跑。”
“人们会来找我，求我卖给他们。我可以开出想要的什么价格都可以，”他说。金先生发现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富有。他和妻子可以负担得起晚餐吃炖肉，想吃什么肉都可以。
“这在朝鲜算是吃得很好了。”
金先生描述的生活是一幅异常精明，有时甚至不择手段的商人的画面。现在他已经30多岁了，十多年来，他一直在努力工作，攒钱，想方设法超越朝鲜的制度。
部分原因是他在年轻的时候就对体制感到失望。从记事时起，他就会和父亲秘密地坐在一起看韩国电视。他们住的地方离边境很近，可以调到电视机上的频道。金先生被一个人民自由的国家深深吸引。
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在朝鲜目睹的腐败和不公正开始侵蚀他的心灵。他回忆起安全官员搜查他家的一次事件。“你的一切都是国家的，”他们说。“你以为这氧气是你的吗?”一名警官嘲笑道。“不是的，你这个混蛋。”
然后，在2021年，金正恩表示成立了强大的镇压小组，试图压制国家认为的“反社会行为”。他们会随意拦住街上的人，恐吓他们。“人们开始称这些镇压官员为蚊子，就像吸我们血液的吸血鬼。”
最严重的罪行是消费和分享外部信息，尤其是韩国文化。金先生表示，对这种行为的打击力度“要大得多”。“一旦被抓住，他们会开枪打死你，或者送你去劳改营。”
去年4月，金先生说他被迫目睹一名他认识的22岁男子被公开枪决。“他因为听了70首韩国歌曲，看了约3部电影，并与朋友分享而被杀。”
当局告诉围观者，他们想严厉惩罚这名男子，以树立正确的先例。“他们很无情，”金先生说，“每个人都很害怕。”
我们无法独立核实这次处决，但朝鲜在2020年12月通过了一项新法律，规定分享韩国内容的人可能会被处决。
朝鲜人权公民联盟（Citizens’ Alliance for North Korean Human Rights）的乔安娜·霍桑尼亚克（Joanna Hosaniak）说，金先生对处决的叙述“完全不足为奇”。二十年来，霍桑尼亚克女士采访了数百名脱北者。她说：“朝鲜一直将公开处决作为控制民众的手段。”她说，“每当朝鲜实施新法律，就会掀起处决浪潮。”
金先生在回忆这些往事时，变得痛苦不堪。他说是去年一位朋友的自杀最终击垮了他。
这位朋友不顾一切地想和他不再爱的女人离婚，另娶他人。官员告诉他，离婚的唯一办法就是去劳改营。为了找到另一条出路，他负债累累，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金先生在死后参观了他的卧室。他的卧室里满目疮痍，这说明他的结局一定是缓慢而痛苦的。他用手抓墙壁，直到指甲脱落。
尽管金先生曾数百次幻想逃离，但他始终无法忍受抛下家人。到了2022年，生活变得如此绝望，他觉得自己终于可以说服家人加入他的行列。
他首先瞄准了自己的哥哥。他和妻子经营非法海鲜生意，但政府最近打击了非官方海鲜销售商。尽管他们拥有一艘船，但再也不能捕鱼了。由于手头拮据，他很容易就被说服了。
在接下来的七个月里，这对夫妇精心策划了他们的逃亡之旅。
在疫情期间，朝鲜北部与中国接壤的边界上许多成熟的逃生路线都被封锁了。但兄弟俩住在该国最西南部的一个小渔村，靠近韩国边境。这为他们提供了另一条危险的出路——海路。
首先，他们需要获得下水许可。他们听说附近有一个军事基地，那里的平民被派去捕鱼，然后把鱼卖掉，用来购买军事装备。金先生的兄弟报名参加了这个计划。
与此同时，金先生开始结交巡逻该地区的海岸警卫队和保安人员，偷偷向他们打探有关他们的行踪、协议和轮班模式的信息，直到他确信自己和兄弟可以在夜间驾船出海而不被抓获。
接下来是最艰巨的任务：说服年迈的母亲和妻子加入他的行列。两人都反对离开。最后，兄弟俩对母亲大吼大叫，威胁说如果她不和他们一起，就取消这次旅行，并让她为他们的苦难负责，直到生命的尽头。
金先生说：“她很伤心，哭了很久，但最后还是同意了。”
然而，他的妻子却不为所动，直到有一天，这对夫妇得知他们即将有一个孩子。“你不再只是你自己的身体了，”他跟她争辩道。“你已经为人父母了，你想让我们的孩子生活在这个鬼地方吗？”这句话起了作用。
谈了几个小时后，金先生和我一起去吃晚饭，他在那里做了最后的逃亡准备。由于担心当局会在他们离开后亵渎父亲的坟墓，兄弟俩去挖开了父亲的尸体。在重新包装后，他们把尸体带到周围的荒野中焚烧。
他们又去勘察日后需要在黑暗中穿越的偏僻雷区。他们假装采摘药草，同时绘制了一条清晰的穿越路线。金先生说，海岸线上最近埋设了地雷，以防止人们离开，但那里的守卫较少，是最安全的出路。
然后就是等待天气和潮汐的变化。
金先生前往延坪岛必须穿越的海域。图像来源，AFP
5月6日晚上10点，他们启航，在允许的范围内航行，然后继续前进。退潮后，礁石和巨石暴露出来，他们在礁石和巨石间慢慢穿行，希望在雷达上把自己伪装成漂浮的垃圾。与此同时，金先生的心怦怦直跳，汗水湿透了他的衣服。
一旦感觉安全了，他们就顺着洋流全速前进。金先生回头看了一眼，发现有一艘船跟在后面，但没有追上他们。几分钟内，他们就越过了海上边界。
“那一刻，我所有的紧张都释放了。我感觉自己要崩溃了，”他说。在接近韩国延坪岛闪烁的灯光时，他们已经在海上漂流了近两个小时，随后被海军救起。
一切都按计划进行。他说：“就像是上天帮助了我们。”
脱北者组织“自由朝鲜”（Liberty in North Korea）的朴石吉（Sokeel Park）说，金先生的逃亡之所以罕见，有几个原因。他解释说，不仅海上逃亡一直以来都极为罕见，而且自大流行病以来，人们几乎不可能逃亡。
他说：“这些海上逃亡需要缜密的计划、惊人的勇气以及奇迹般的顺利。一定有更多的朝鲜人尝试过但没有成功。”
帮助朝鲜人通过中国叛逃的JM传教机构（JM Missionary）的斯蒂芬·金（Stephen Kim）牧师补充说：“现在能够叛逃的只有有钱人和有关系的人”。过去每年约有1000人越过中国边境，但据他所知，过去四年中只有20人越过边境，其中只有4人抵达韩国。今年10月，他和人权观察组织指责中国将一些脱北者送回朝鲜。
目前，平壤正在加深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而对与西方的外交则置之不理。这使得国际社会越来越难以解决这些报道的侵犯人权问题。
韩国政府已将朝鲜人权问题列为其首要任务之一，但韩国统一部副部长文成铉表示，韩国政府“可使用的工具有限”。
他说：“我们一直在努力提高人们的认识，通过联合国和其他机构不断提出这些问题”。他补充说，“朝鲜有倾听欧洲国家意见的趋势，”他以英国和德国为例。但首尔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削弱，只能帮助越来越少的难民进入韩国，为他们提供咨询、住房和教育支持。
获救后，金先生和他的家人首先要接受韩国情报部门的询问，以确认他们不是朝鲜间谍。然后，他们在安置中心接受了有关韩国生活的教育。尽管他们的新家和老家离得很近，但却有天壤之别，脱北者往往在过渡时期感到很吃力。
10月份，金先生一家从安置中心搬进了一套公寓，当时金先生的妻子刚刚分娩。他说，妻子很健康，但发现很难适应，而他的母亲则是最艰难的。他们以前都没有坐过地铁，她总是迷路。每一次失误都会进一步打击她的信心。他承认：“她现在有点后悔来这里了。”
金先生说，他发现自己比其他家人更容易适应首尔的生活。
但已经非常熟悉韩国文化的金先生说，他很容易适应。“我想象中的世界和我现在亲身经历的世界感觉非常相似”。
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好奇地从旁边的桌子上拿起我的AirPods耳机盒，在手里翻来覆去。我打开它，露出无线耳机，但他仍然一脸茫然。直到我把耳机放进耳朵里，他的脸上才闪过一丝理解，然后哈哈大笑起来。
未来还会有更多这样的惊喜和挑战。这只是他人生旅程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