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7月19日，列宁（左上）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发表讲话
1932年8月19日，共产国际间谍牛兰和他的妻子汪得利曾，被中华民国江苏高等法院判处无期徒刑。
判决生效后，牛兰夫妇被押解到位于南京的江苏第一模范监狱服刑。当时轰动世界的共产国际间谍牛兰案终于落幕。
牛兰夫妇干了些什么？
牛兰，他的真实姓名是：亚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尼克，1894年出生于乌克兰；他1917年加入俄共（布），参加列宁领导的十月政变；后成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契卡）成员；1924年调到共产国际联络部工作。
共产国际是俄共（布）1919年成立的共产党的国际组织。它通过操控苏俄以外的国家和地区的代理人建立共产党，为苏共、苏俄（后来的苏联）的最高利益服务。
共产国际远东局成立于1922年，最初设在海参崴，后设在上海，是共产国际与中共、日本共产党、朝鲜共产党、东南亚国家共产党之间联系的枢纽。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不仅是远东最大的港口和最繁荣的工商业城市，而且是举世闻名的国际大都市。欧美许多国家在这里建立租界，外国侨民在这里享有各种特权，中国政府无权管辖。因此，世界各国的冒险家、投机家、商人、传教士、政客、军人、文人、罪犯与间谍等，都聚集于此。
1927年11月，牛兰到达上海。此后的一年多，他来往于上海与欧洲之间，疏通贸易和联络渠道；在上海租界内活动；到中国其他城市旅行。至1929年，牛兰开始成为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联络站的主要负责人。他的妻子带着2岁的儿子吉米也来到上海。
为了安全起见，牛兰夫妇持有比利时、瑞士等国护照，使用数个假姓名，登记了八个信箱，七个电报号，租用十处住所，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商店，并频繁更换联络地点。
他们利用在上海租界内的各种合法身份，从事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青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和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联络：信件、电报、邮包的接收与中转；建立秘密印刷点；租用公寓和举行秘密会议的场所；为赴苏联学习、开会、述职的共产党人办理各种必要的手续等。
牛兰的述职报告和其它档案资料显示，当时掩护这些活动的主要是上海租界内的三家贸易公司。其中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是“大都会贸易公司”。共产国际通过秘密渠道将援助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资金汇入该公司。
据记载，1930年8月到1931年6月，援助中共的资金平均每月达2万5千美元，高出其它支部十几倍。
牛兰夫妇是如何被抓捕的？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国民政府逮捕，很快便向国民政府投诚。
顾顺章向国民政府提供了不少中共与共产国际在华活动的情报，包括牛兰夫妇在上海活动的情况。他供称：“共产国际派遣代表九人来上海，即系国际远东局，大多数是俄国人，也有波兰人、德国人，姓名住址不太知道。远东局主任，名叫牛兰，我们都叫他老毛子。他有一个妻子，非常厉害，名字不详。”
国民党中统局获得关于远东局与牛兰夫妇的情报后，立即指示所属上海特区，同时通告上海英、法租界当局，共同对牛兰夫妇加紧搜捕。
1931年6月1日，远在上海千里以外的英国殖民地新加坡，英国警察逮捕了一名法国共产党员杜克-洛克斯。此人是共产国际派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共产党进行秘密联系的。警察从他带的文件中查到一个电报地址和上海一个邮政信箱的号码：“205号海伦诺尔”。
新加坡的英国殖民当局立即将这一情报通告上海英国租界当局。上海英租界巡捕房立即对上海205号信箱进行秘密监视，很快就查明，此信箱的租用者就是他们正在搜捕的牛兰。他们继续秘密跟踪，查明牛兰的住址是北四川路235号，还发现牛兰在南京路49号C字30号房有一个秘密活动地点。
1931年6月15日，上海英美公共租界巡捕房的警探搜捕牛兰在北四川路235号寓所时，当场逮捕牛兰，从他身上搜出3串、共27把钥匙。
接着，警探将牛兰押解到他的另一活动点南京路49号C字30号房间，查获很多信件与报纸。警探用牛兰的钥匙打开另一个小房间，发现里面除文具衣饰外，还有三个保险柜。警探找来锁匠，将三个保险柜一一打开，共搜出600多份文件。其中重要的有76份，有共产国际对远东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指示，也有远东局向共产国际总部的报告。
警探在书桌上发现一张用法文写的字条：“我今天下午两点半再来”。
到了下午2点半，一个拿手提包的女人用钥匙开门进房。警探立即逮捕了她。这个女人就是牛兰的夫人汪得利曾。警探在她的皮包内发现一张收据，得知她在上海西郊愚园路宏业花园74号有一住处。
警探立即赶往宏业花园第74号搜查，查明她在上海还有一住处——赫德路66号。警探赶到这里，搜出许多上海各银行的存折，存款总数高达4万7千元。这都是共产国际通过远东局提供给远东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及红色工会的活动经费。
牛兰夫妇被捕后，租界巡捕房多次对他们提审；但他们拒不暴露自己的身份。
牛兰夫妇真实身份是如何查明的？
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他在供词中交代了有关牛兰的情况。他说：“共产国际驻上海之东方部负责人，前为米夫，现已回国。现由波兰人负责。该波兰人自称为比国人，现因事被关押在英租界巡捕房……”根据这一线索，国民党中统局的上海特区立即与租界巡捕房联系，很快确认牛兰夫妇的身份。
接着，中华民国驻南非总领事馆向国内提供一张照片，这是1927年共产国际在南非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时的合影，其中有牛兰夫妇。中统局的专家与租界巡捕房的警探合作，对这张照片做了仔细辨识，再次确认被捕的牛兰夫妇是共产国际间谍。
牛兰夫妇被捕的后果是什么？
首先，它使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一些组织几乎陷入瘫痪状态。牛兰夫妇被捕后，其他成员不得不紧急撤离，或停止活动。
其次，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也有影响：从牛兰处查获的文件中，英国租界当局证实不久前共产国际远东局在香港成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南方局，又称香港分局。上海英租界当局立即将这一情况通报港英政府。牛兰被捕前几天，港英警察抓捕一名安南共产党人阮爱国，现得以确认，他就是南方局负责人胡志明。
同时，从牛兰处查获的文件中，发现了好几名与共产国际远东局有联系的日本共产党员。英租界巡捕房将材料转交日本警方，日警立即展开对日共党员与正在日本的中共党员的追捕。
牛兰怎么跟蒋经国扯上关系了？
牛兰夫妇肩负替共产国际在远东收集情报，与中共、日共、朝共，及东南亚各国共产党联络的重任，他们掌握的机密情报很多。
鉴于此，牛兰夫妇被捕后，共产国际利用它的各种外围组织开展营救。在此过程中，出力最多的，是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宋庆龄在上世纪30年代秘密成为共产国际的党员。
当时，正好宋庆龄从德国返回中国路过莫斯科。共产国际委托宋庆龄向中华民国领袖蒋介石提出，以羁留在苏联的蒋介石之子蒋经国，换回牛兰夫妇。
1931年12月，宋庆龄找蒋介石提出交换人质方案，但遭到蒋介石拒绝。
蒋介石在1931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写道：“孙夫人欲释放苏俄共党东方部长……余宁使经国不还，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子也。绝种亡国，乃数也，余何能希冀幸免！但求法不由我而犯，国不由我而卖，以保全我父母之令名，使无忝此生则几矣。”
牛兰夫妇被审判
牛兰夫妇被捕后，被英租界巡捕房关押审问约两个多月。1931年8月9日，在英租界的江苏高等法院等二分院正式开庭审判牛兰夫妇，最后宣布将牛兰夫妇引渡给南京国民政府。8月14日，牛兰夫妇被押解到南京，关入城南道署街的宪兵司令部看守所。
1932年8月10日，中华民国江苏高等法院刑事一庭，利用江宁地方法院，对牛兰夫妇进行公开审判。经过近10天的审理，8月19日，审判长黎冕宣读了对牛兰夫妇的判决书：
“牛兰及汪得利曾犯罪一切证据，不外扰乱治安、勾结叛徒、煽惑军队、破坏纪律为目的，实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一条第一、第三、第四各款，第二条第一、第二两款，及第六条，又犯‘中华民国刑法’第七十四条，各应并科判以死刑。兹爰照大赦条例第二条，各处以无期徒刑。”
结语
在共产主义祸乱中华百年后，回过头来看，当时，国民政府顶着巨大压力，蒋介石拒绝用他的儿子交换牛兰夫妇，最终坚持重判牛兰夫妇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
只可惜，无论在当时，还是以后很长的历史时期，许多人对共产主义的欺骗性缺乏认识，乃至一再上当受骗，最后终致共产主义祸乱全中国。
历史的经验与和教训，值得当今的世人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