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尔玛在中国文革中受迫害的经验，非常珍贵，属于私人角度，假如转向宏观角度，作中德比较，比如从德国经验看中国文革，就会产生同谋者与受害者、希特勒与毛泽东之类的思想史问题，展现社会、历史、文化的大视野。
中国民间导演胡杰制作的卞仲云死难纪录片《我虽死去》，被译成德语上了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由一个小出版社译制，主人叫施威德茨克（Wolfgang M.Schwiedrzik），据说曾经是个"毛分子"，他的妻子则是大名鼎鼎的维也纳大学汉学家苏珊娜·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文革期间留学北京，学的是中共党史。据说他们夫妇看了这个纪录片，很震动，找到芝加哥大学的王友琴，联络上胡杰。
魏格林教授写过一篇《如何面对文化革命的历史》，拿德国经验（纳粹）跟中国的文革经验作对比，极有价值，尤其她作的是关于罪与责的对比。我想，没有哪个民族比德国人更有资格谈这个问题。她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希特勒曾使每一个崇拜者获得满足，由此也导致所有德国人都自觉是受害者，而拒绝面对真正的受害者；这种同谋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身份"或"两面性"，曾是一个重大障碍。
这种"双重身份"的德国式尴尬，当然也发生到中国共产党身上——"存活下来"的邓小平为首的整个中共体制，它的全部官员（走资派），当然也包括"保爹保妈"的高干子弟们，既是毛泽东的受害者，也是他的帮凶；更典型的，还要算是"副统帅"林彪集团、"小爬虫"王关戚等，但没能存活下来；不知道"四人帮"和陈伯达是不是也可以算上？其实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也是"受害者"——那就要看德国人怎么界定戈林元帅和党卫军首领希姆莱。
但是，中德之间总还隔了一层，由于历史、文化的不同，首先，主席与元首的区别——德国人跟希特勒的关系，与中国人跟毛泽东的关系，最不一样的地方，是毛泽东从来没有让所有中国人都"自我满足"、自豪过，恰好相反，这位枭雄在每一次不同的政治运动中，依次让不同的社会阶层跌入地狱，饱尝挫折感、罪恶感、"另册"感，他用"运动"群众的这个法宝，变着花样挑动中国老百姓互相批斗，把中国变成一座"古罗马斗兽场"；"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是希特勒绝对没有的一种兴趣，西方汉学家不太容易看懂现代中国和中国革命，有些人不是也曾经雾里看花地崇拜过毛泽东吗？
还有一层不同。纳粹歧视非日耳曼人，专杀犹太人，也有个专用名词，叫着"种族灭绝"（genocide）；可是斯大林、毛泽东杀的大多是自己党内的竞争者、自己民族和国家的老百姓，这该叫个啥，好像还没人发明个词出来。
这个区别，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使"同谋加受害者"的双重身份，更加暧昧，直接影响魏格林说的整个民族的"道德记忆重建"。
至于民间，魏格林认为处于一种"记忆群体"分散、割裂状态，大家各取所需、相互攻讦，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曾经参加过运动的阶层、每一个政治团体都要从历史经验中寻找出能够支撑重建其自尊的东西，同时又要设法忘却与此目的不相关的东西"。这个观察很准确，但是我不知道她会不会看清楚，这恰好是官方所乐见的一个局面。
中国与德国最大的不同，在现实体制层面，第三帝国彻底崩溃，希特勒没有任何继承者存活下来，这使得德国人的反省没有任何制度的阻力。
这在中国恰好是一个相反的情形。魏格林问道："年轻一代为何不起来强烈要求公开讨论文革的问题，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现象"。可是，为什么她没有问：" 中共当局为什么至今不允许公开讨论文革？"
而且， 中共当局在"六四"以后所竭力施行的"全民族遗忘运动"，难道是国际社会和西方汉学界视而不见的吗？今天中国的年轻人，除了还知道毛泽东是谁，对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等一概闻所未闻，连二十年前的赵紫阳都很少有人知道了。这么一个民族，你还指望她有道德记忆，不是异想天开吗？
毛泽东的画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遗体还躺在对面的纪念堂里——请一个德国知识分子设想一下，假如二战之后希特勒在德国还仍然享有这样的待遇，德国民族还能反省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罪行吗？他们还有能力认识"为什么大多数人违反最基本的道德原则，而跟着伟大领袖走"吗？
中共官方在最权威的公共空间保护着这个"象征"，就保护了每一个文革参与者心里的"小毛泽东"——"同谋与受害者"这个双重身份就不会瓦解；毛泽东就依然俯视着中国，而在他的注视之下，人们就不必理会受害者；而且，文革之后的一幕幕历史，又一再加固了必须保住"毛泽东"这块神牌的思路，因为他就是这个政权的来源。其实问题没有那么深奥：德国民族跟着希特勒毁灭过一次，中国则没有。
色尔玛提供的视角，在今天的最大意义，乃是中国已经出现政治制度上的倒退与复辟，毛泽东也“找到”了他的接班人，习近平与毛泽东没有血缘关系，其嗜血的遗传清晰可辩，那上承两千年前的商鞅秦制，从古至今的历史脉络从未断过，所以至今中国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