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2023年11月以来，中国各地儿科门诊、住院爆满，儿童治疗中的抗生素耐药性再次成为关注的热点。早在2015年4月，上海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曾对江苏、浙江、上海等地1000多名8至11岁在校儿童进行尿液检验，结果显示：近六成儿童的尿液中含有抗生素。
抗生素作为一种杀灭或抑制细菌生长的药物，长期以来在医疗卫生行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中国有中国特色，抗生素还被广泛应用在家畜家禽的养殖、鱼类水产的养殖、牛奶生产等诸多方面，也作为脱贫致富的一个措施加以推广。中国既是抗生素生产大国，又是使用大国，同时抗生素生产也被作为高新产业中的生物工程得到中共政府的大力扶持，作为控制世界的供应链加以控制。2010年世界多地爆发超级病菌，引起国际上对抗生素耐药性重视。2011年江苏省政协的提案中称，中国年产抗生素原料大约21万吨，其中出口3万吨，其余用于国内的医疗和农业使用。2020年中国抗生素产量为22.3万吨，出口8.4万吨。从数据上看，似乎中国国内抗生素使用量减少。其实不然，只是如今中国将农用抗生素单独统计。2020年中国农用抗生素产量23.14万吨，几乎全部用于国内。中国抗生素的过量应用、滥用导致大量残留物进入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抗生素残留物被定义为一种新型环境污染物，其危害十分大。医学工作者指出，抗生素通过饮水或食用水产品等途径进入人体和动物体内后无法完全代谢，长时间摄入后，抗生素跟随血液循环遍布多个器官，造成免疫力逐渐降低，最终将危及中华民族的生存。
中国不少科学工作者致力于水中抗生素残留物的研究。2015年中国科学院的一个研究团队发表了“中国河流抗生素污染地图”，揭示了从河流到居民家中的自来水，均被检出过抗生素。当食用含有抗生素残留的水、肉类和蔬菜，抗生素都会进入人体，最终导致中国人无法应对“超级细菌”的到来。研究团队碰到的最大问题是：目前中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没有抗生素浓度的标准（笔者注：同样《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中没有抗生素浓度的标准）。有媒体报道说，从北到南中国主要河川都陷入抗生素污染的泥沼，滔滔河水有如“药汤”。喝水如“吃药”的说法出自2020年中国绿发会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发布的《长江流域抗生素污染：新型农业面源污染不可忽视》一文中一个段落大意：“喝水如吃药”：饮用水源中抗生素检测缺位。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涵养超过4成人口和丰富生态。根据长江保护与绿色发展研究院近期调查发现，长江抗生素平均浓度为156纳克/升，远高于欧美国家，长江下游抗生素排放量高居全国前三位。对此中共地方环保官员表示，没有收到水体抗生素超标的相关报告，轻轻一笔带过。中国科学工作者在专业杂志上一篇又一篇发表的关于中国水系中抗生素残留物问题的文章；但是中共地方环保官员却认定无人举报这个问题，因此他们也不会把这个问题向上汇报至最高决策层。所以习近平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两山论，一遍又一遍地重复长江要搞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并寄厚望于长江经济带的高质量发展。但是长江水被严重污染，包括抗生素残留物的污染，长江经济带的所谓高质量发展只是纸上谈兵。
由于中国现行的《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和《地下水环境质量标准》中没有抗生素指标，致使已经被抗生素残留物严重污染的地表水还能被当作水质优良的原水用于自来水生产。中国自来水厂的处理系统又不能将其清除，从而使得抗生素残留物通过自来水进入人体，对健康产生很大的危害。抗生素残留物继而通过粪便、尿液再次进入水体，污染水系。
2021年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的研究团队发表了《我国生活饮用水抗生素耐药基因污染现状及其检测技术研究进展》的论文，公布了对自来水中抗生素含量进行专门研究的结果。研究团队指出：中国生活饮用水抗生素耐药基因（ARGs）污染种类多、浓度范围广，不同地区水样均能检出ARGs，并且随着检测技术发展，ARGs检出种类呈日益增多趋势。长三角、珠三角、京津等地自来水中的ARGs检出丰度和种类高于其它水样。
十几年来不少科学工作者不断地指出：2006年国家颁布的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的106项指标中没有抗生素指标检测标准，依靠这套饮用水检测标准是不能判定居民饮用水是否真正是安全的。科学工作者认为：检测饮用水中抗生素残留是非常紧迫也是非常重要的，强烈呼吁政府要把抗生素残留纳入新的中国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2022年中国政府公布了新的生活饮用水水质标准，2023年开始实施，但是让人十分失望的是，新的水质标准依然还是没有抗生素检测标准，并且新标准还将原来的水质标准从106项减少到97项，同时悄悄地降低了对原水水质的要求。
正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李玲教授所指出的，抗生素在中国滥用的根本原因是：在过去近三十年间政府突然退出以往发挥主导作用的医疗卫生领域，导致中国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趋利化，造成“以药养医”的局面，从而也使得患者在认知和习惯上，已经产生对药品，尤其是抗生素的依赖性。
2023年11月神秘肺炎疫情卷土重来，抗生素耐药性再次成为关注的热点，再次暴露了中国地表水、自来水被严重污染这个无法否认的事实。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自来水中抗生素残留物的污染最为严重，而这里恰恰是托起习近平中国梦的所谓三大经济支柱。
图1：长江抗生素含量超标，水质改善任重道远，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一、中国既是抗生素生产大国又是使用大国
抗生素作为一种杀灭或抑制细菌生长的药物，长期在医疗卫生行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在中国有中国特色，抗生素还被广泛应用在家畜家禽的养殖、鱼类水产的养殖、牛奶生产等诸多方面，也作为脱贫致富的一个措施加以推广。2022年上演的由中央电视台主任慎海雄担任总出品人的电视剧《山河锦绣》[1]，展现的是习近平领导的中国农村脱贫的“伟大成就”。帮助贫苦地区村民饲养鹌鹑是一项重要脱贫措施。为了防止鹌鹑发生瘟疫，支援山村脱贫的女大学毕业生韩娜娜赶到县城防疫站去领取抗生素庆大霉素时不幸遭遇车祸而身亡，成为该剧的一个高潮。电视剧《山河锦绣》中这个情节正好说明了抗生素在中国被滥用的冰山一角。难道慎海雄不知道滥用庆大霉素的后果是破坏生态环境平衡吗？如此脱贫带来的好处是无法抵消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1928年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首先发现了世界上第一种抗生素——青霉素（又称盘尼西林），1938年德国化学家钱恩开始做提纯实验，一年后英国病理学家弗洛里也参与实验。1945年这三位科学家因“发现青霉素及其临床效用”而共同荣获了诺贝尔医学奖。1943年西方国家的制药厂已经可以批量生产青霉素。此时青霉素也少量进入中国，价格非常昂贵，被视为神药。1944年中国第一批国产青霉素诞生，揭开了中国生产抗生素的历史，但数量十分稀少。直到二十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中国应用的还是比较低级的抗生素，为数也不多，应用也受到严格限制，这就更加抬高了对神药的评价。笔者下乡到北大荒，那里的农民发烧得病，也都希望能够得到青霉素等抗生素的治疗。有时病人打了一、二针，体温得到控制，便立即停止继续打针，没有完成一个疗程，而是把省下来的抗生素用于下一次治疗。中国开放之后，许多西方国家的制药企业进入中国，中国的制药工业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中国抗生素生产量达1.16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46％，居世界第一位[2]。至2001年年底，中国的青霉素年产量已占世界青霉素年总产量的60%，居世界首位[3]。同时抗生素生产也被作为高新产业中的生物工程得到中共政府的大力扶持，希望保持垄断地位。
2010年世界上许多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美国、加拿大、瑞典、希腊、以色列、荷兰、英国和巴西均发现了“超级细菌”感染者。至2010年8月24日全球起码已有170人被感染，大有在全球范围内蔓延的趋势[4]。据统计，全世界每年有1000万人因细菌耐药性死亡。有预测称：到2050年，细菌耐药性每年将导致全世界1万亿至3.4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5]。
2011年江苏省政协代表团在《严格监控抗生素的使用的建议》[6]的提案中指出：“（中国）每年生产抗生素原料大约21万吨，其中出口3万吨，其余自用的平均每个中国人年消费量138克左右，正好是美国国民年消费量13克的10倍之多。目前我国销售量、使用量列在前15位的药品中，有10种是抗菌药物，我国住院病人抗菌药物的费用占总费用的50%以上，远高于国外15%～30%的水平。我国住院患者中使用抗生素的比例占80%～90%，而在某些特殊科室，住院患者使用抗生素的比例甚至高达100%，其中使用广谱抗生素或联合使用两种以上抗生素的占58%，也远远高于WHO在国际范围内调查显示的住院患者抗菌药物使用约30%的比例。即使是这远低于我国抗生素使用的比例，国外很多专家仍然明确指出其中大约接近一半的患者仍属于不必要使用抗生素的范围。我国抗生素使用显示了应用广泛、用量大、级别高、广谱和联合使用等特点，反映出中国已成为滥用抗生素较严重的国家之一。”之后这些数据常常被一些报道重复使用。
根据笔者接触到的最新数据，2020年中国抗生素产量为22.3万吨，国内需求量13.8万吨，2020年中国抗菌素（制剂除外）出口数量为8.4万吨[7]。从数据上看，似乎中国国内抗生素使用量在大幅度减少。其实不然，只是如今将农用抗生素单独统计。2020年中国农用抗生素产量23.14万吨，销量22.92万吨[8]。2020年中国总计抗生素产量是2011年江苏省政协代表团提供21万吨的两倍以上。
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中国既是抗生素生产大国，又是使用大国，中国滥用抗生素情况非常严重，最令人担忧的是：未来的中国将无法面对超级细菌或者致命细菌。无论是超级细菌还是致命细菌，不是指特定的某种细菌，而是指对多种抗生素具有抗药性的细菌，这让感染这种细菌的病人，很可能面临无药可以医治的局面。
二、政府突然退出以往发挥主导作用的医疗卫生领域导致抗生素滥用
2023年11月以来，中国各地儿科门诊、住院爆满。关于中国各地儿科门诊、住院爆满的原因有多种说法，有三年疫情儿童免疫能力下降，儿童治疗中的抗生素耐药性正在增加等等。儿童在医院边打点滴边做作业的图片传遍海内外，引起非常多的评论，多数认为中国儿童的生活太为悲惨。一位德国儿科医生对此的评价是：如果这些学生还能坐在书桌前做几个小时作业的话，说明学生的体温还不是很高，没有必要挂瓶子。德国许多医生认为，人体有自然愈合的能力，特别是儿童，在体温不是太高、高烧持续时间不长的情况下，不使用抗生素，也会自然恢复。德国医生对使用抗生素是慎之又慎，因为过多服用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
图2：儿童在医院边打点滴边做作业。一位德国儿科医生的评价是：如果这些学生还能坐在书桌前做几个小时作业的话，说明学生的体温还不是很高，没有必要挂瓶子，图片来源：网络截屏
江苏省政协委员、南京医科大学教授司晓晨揭露了滥用抗生素背后的巨大经济利益：抗生素售价高而成本低，是药厂的“摇钱树”，而药店也想尽办法增加抗生素的经营销售。“医药不分”、“以药养医”的医院体制，导致医院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放纵医生对抗生素药物的不合理使用[9]。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李玲教授撰文[10]指出：数据显示，由于抗生素的滥用，中国平均每年每人“挂8瓶水”，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每年每人2.5至3.3瓶的水平；人均抗生素年消费量为138克左右，是美国人的10倍，已成为世界第一抗生素使用国。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资料显示，中国国内住院患者的抗生素使用率高达80％，其中使用广谱抗生素和联合使用的占到58%，远远高于30%的国际水平。李玲教授用独到的眼光分析了其中的原因：
第一：在过去近三十年间，由于政府突然退出以往发挥主导作用的医疗卫生领域，导致中国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趋利化；
第二：面对突如其来的医疗卫生领域改革，医院只能采用“以药养医”机制，维持医院的运营的医护人员收入的提高，导致中国的过度用药情况严重，中国的药占比是50%左右，这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在过度用药中，抗生素的滥用的情况尤为突出；
第三：抗生素滥用在中国不仅是医院医生推动，同时也改变了患者的医疗行为。经过三十年以药物为主要手段的治疗，中国患者在认知和习惯上，已经产生对药品，尤其是抗生素的依赖性。一般性疾病，比如感冒、咳嗽，病人在医院也往往主动要求使用抗生素，甚至还出现由于医生不使用抗生素导致的医患纠纷，自我治疗的病人，也往往通过一些违规手段在药店获得抗生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