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曾备受尊崇的中国人行影响力已经减弱。（中新社）
据法国广播电台引述英国《金融时报》报导称，随着北京加大力度将共产党对金融监管的控制权集中化，中国一度强大的央行的影响力已经减弱。随着北京重新调整其增长模式，以前由中国人民银行拥有的一些权力，已被党的监督机构和改组后的金融监管机构接管。
报导称，虽然大陆人行在日常货币市场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其行长在党内的级别现在低于央行过去监管的一些银行的行长。分析人士称，这些变化是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领导下的调整的一部分，将削弱央行对国内决策的影响力，以及其作为与全球监管机构和市场沟通渠道的作用。
牛津大学中国中心助理研究员马格努斯（George Magnus）说：“新金融架构的最大牺牲之一是央行地位的下降。央行的改革和现代化倾向是一种特洛伊木马，允许政府尝试金融自由化……在国家主导的体系内整合其他市场导向机制。”
然而现在，中国正面临着新冠疫情后的复苏缓慢，以及房地产行业和地方政府日益加剧的债务危机，央行正被推到一边。一位最近会见了包括新任央行行长潘功胜在内的中国最高金融监管人员的外国学者说：“央行尤其对重拾信贷融资投资的老套路来促进经济增长持谨慎态度。”
虽然大陆人行一直在中国国务院的支持下运作，但其在金融事务方面的权威已牢固确立。大陆人行被视为中国决策机构的人才温床，其技术官僚在过去30年的金融法规制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前行长周小川等改革者从2002年起领导央行长达15年之久。他们还与包括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在内的外国同行建立了密切的个人联系。
但自3月份以来，北京实际上已将大陆人行置于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监督机构、中央金融委员会的控制之下，该委员会有近100名工作人员负责监督金融事务。中国副总理何立峰担任中央金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该办公室将对央行的高层任命拥有发言权。根据官方声明，他向中共总理李强汇报，李强是中央金融委员会主任，也是负责中国经济和金融事务的事实上的最高官员。
报导指，北京还成立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即银行和保险监管机构的改版，以负责监管除证券业以外的所有金融活动。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将吸收大陆人行的1600多个县级分支机构。截至2021年底，央行共有1761家县级分支机构。
大陆人行也经历了长达数年的反腐斗争。人行前副行长范一飞因涉嫌腐败被调查，去年被免职。人行货币政策司原司长孙国峰自2022年5月以来一直在接受调查。自此，监督蚂蚁金服集团大受欢迎的电子支付系统支付宝等新金融活动和金融不当行为的工作，部分转移到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这意味着对中信、光大等集团的行政审批和日常监管都由该机构官员负责。
报导称，作为人事调整的一部分，潘功胜这位经验丰富的人行官员于8月被任命为人行行长兼党委书记，这一任命出人意料，因为他即将年满60岁，这是许多中国官员的非官方退休年龄。据在人行工作过的人说，最后一刻的任命似乎反映了一个仓促、随意的过程，令许多内部人士感到惊讶。四位了解此事的人士称，在下层，一些顾问和研究部门负责人，包括那些接受市场化改革的人，要么已经下台，要么被排挤到一边。
分析人士说，人行现在可能只是执行政策，而不是制定政策。最近见过潘功胜的一位外国学者说，虽然中国人行的银行家们非常清楚国内面临的经济挑战，但他们认为，由于债务过剩和人民币疲软，货币刺激的空间已经不大。央行也不热衷于采取有针对性的再融资工具等政策来支持小企业和未完工房屋的竣工。许多官员和分析师表示，这些都是准财政和临时措施，应由财政部而非央行来推出。
但是，在中国国务院要求改善经济景气的压力下，人行目前正在更多地使用这些工具。潘功胜上个月在香港的一次演讲中表示，人行将加大这些工具的使用力度。截至9月底，此类定向信贷支持措施占人行资产负债表的15％。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努力中，北京强调这种财政激励措施是管理经济的主要手段，而利率则是辅助措施。但一些分析人士警告说，这样做有可能忽视基本经济问题，使人行边缘化。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安田（John Yasuda）说：“货币工具或许能够抑制短期到中期的压力，但不足以解决长期的棘手问题，如投资回报率下降、劳动力萎缩和社会福利体系不健全等。”
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21世纪中国中心主任史宗瀚（Victor Shih）说，人行一直反对利用资产负债表扩张来偿还每天到期的巨额债务。他补充说：“随着（来自党的）监督更加直接，也许人行抵制量化宽松政策的能力会减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