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问：前一段时间外面传说，杨尚昆今年曾表示，趁老同志还在，把"六四"问题搞清楚，他可以承担责任，有这么回事吗？
赵答：这不可能！
三访赵紫阳
时间：2000年5月28日（星期天）上午9时半至11时40分。
地点：＊＊街＊＊号＊＊家。＊＊是赵在广东时的朋友。
访问目的：帮助赵搞一个口述历史。参加人：＊＊＊，＊＊＊，＊＊＊和我。前几位是老同志，是口述历史的提议者，让我具体承担这个任务。
8点30分，我们3人到达＊＊＊家。＊＊＊拿出＊＊买的新录音机给我。我不会操作。正摆弄间，赵紫阳和其夫人到达。赵夫人由一位随行的小保姆搀扶。赵大步流星地走进来，他身板挺拔，红光满面，白发向后梳理得很整齐，身穿灰色夹克衫，显得很精神。眼睛的白内障手术很成功，现在看东西不成问题。笑谈间我问他的小白狗。他说已经死了。
赵紫阳说：你当记者这么多年怎么不会用录音机？他说，他夫人不敢碰电器，连电视也不敢开，逼得他学会了。赵调好录音机把它放在茶几下面，他说，工作人员进来看到录音机不好。赵很小心，他说，他的警卫人员每天要向上面汇报他的情况，这是他们的工作，不能怪他们。他举起自己的一个黄色小皮包说：出门时我考虑是拿个塑料袋呢还是拿这个包？这就算公文包了，会引起人们的猜疑。
谈完了，送走赵以后，＊＊夫人说，今天很不容易，先是中央警卫局把这条街的汽车都赶走了，接着北京警卫局又派几名警察来守卫，后来派出所又派警察来加强保卫。赵来时还有几位中央警卫局的陪同，赵进来后警察站在门外。大家分析，今天这么重视，大概是临近"六四"之故。
赵紫阳说，7年以前，我怕有些事情忘记了，曾经把"六四"一些事写过一些东西，留下一些记事啊，就算记事。我跟他们讲是随便的，现在为了方便起见，我就照这个材料讲。这样你们就可以把一些前因后果搞清楚。把事实本身搞清楚。有些事情我在13届4中全会的发言中讲了，但有些事没有讲。
说着，他从皮包里拿出一叠稿子讲了起来。由于这次谈话他从头说起，所以很多内容与前两次和我谈话的内容有些重复。
第一个问题，学潮的起初阶段
学潮的起初阶段是围绕着悼念耀邦逝世开始的。耀邦是4月15号逝世的，广播以后，当晚北京一些大学的学生就有自发地上街搞纪念动，随后发展到上万名学生上街。4月18，4月19，晚上有数百人涌到新华门。4月22日，举行耀邦追悼会的时候，在天安门广场聚集了学生几万人。当时所谓学潮就是这么回事。学生上街人数越来越多了，确有一些学生表现情绪激动，说了一些过激的话，不恰当的话，但总的说比较注意秩序。没有发生什么有＊＊的事。那时我调录相看，那时公安部有录相，从录相当可以看到，18日夜晚发生所谓学生冲击新华门事件，实际上在前面的学生一直叫喊：要守纪律，不要犯错误。主要是后边的人，围观的人往前挤。学生几百人，外边围观的人多。学生在前面提要求啊，要见什么人哪，后面往前涌，往前涌往前推的时候，前面的学生还喊，要守纪律。后来学生自己总结经验，在他们的周围自己组织纠察队，把学生队伍和围观的人隔离开了。
至于4月22日的追悼会时，天安门前几万学生集会是经我们同意的。我们在人民大会堂里面举行追悼会，学生在外面悼念，给他设上高音喇叭，外面学生可以听到人民大会堂里面开会的情况。
当时，4.26社论之前所谓学潮就是这个情况。
为什么学生对耀邦逝世的悼念如此强烈？这有复杂的原因。第一个是耀邦的形象好。他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推动改革开放，特别是他为政清廉，当时人们对腐败的意见比较多，借悼念耀邦来表示对腐败的不满意；第二是耀邦1987年下台的方式不满，有气。一方对反对自由化的斗争不满意，有抵触，同时认为耀邦下台、那种更换领导人的方式难以接受，总之，为耀邦鸣冤，鸣不平。第三个原因就是1988年秋天提出治理整顿以来，改革开放全面收缩，政治改革不见动静，经济改革停滞不前不满意，所以，学生用悼念耀邦的方式来表示对深化改革的愿望。大体上当时情况可以这么分析。上街的学生有三部分人：绝大部分就是上面说的那种情况，一部分是因为对我们工作不满，借题发挥，闹一闹。当然，也确有少数人反对党反社会主义，想故意把事情闹大。
当时在中央常委委员会上我说，中央治丧，学生悼念我们不能不允许，不能说我们治丧，不让学生悼念，这没道理。因此那时我主张，除了打、砸、抢、烧、冲五种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以外，一般要采取保护手段。违法行为才依法处理。在追悼会结束以后，我提出了三条意见：第一，追悼活动已经结束，社会生活应进入正常轨道，对学生游行要进行劝阻，让他们复课。当时我觉得，学生游行是借悼念耀邦这个题目，现在追悼会已开了，你们也参加了，再没有题目闹了，要复课；第二，对学生要采取疏导方针，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各种多形式的对话，互相沟通，征求意见，当时想是召开种种各样的会议，教师也好，学生也好，知识分子也好，都征求意见，有什么意见都可以讲；第三，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是如果出现对打、砸、抢、烧、冲等违法行为要依法惩处。以上我的这些意见当时李鹏和各位常委都接受了，并形成了文字。前面这些分析和以及定的方针，都以文件形式通知了各地和各部门，有文件可查。后边讲的三条是我去朝鲜以前说的。我记得追悼会结束，我们一同下电梯时我对他们讲的，后来我又正式谈了这个意见。4月23日下午，我离开北京去朝鲜时，李鹏到车站送行，他问我有什么意见，我说就是那三条。事后听说，李鹏把这三条意见报告了邓，邓也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