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5日晚，青岛李沧发生一起保安持刀杀害外卖员的案件。日前，《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再次把这个案件推向舆论场中央，引发广泛讨论。
此前几天，舆论场对这一事件的讨论，不少都基于一个基本逻辑，即这一事件是“底层互害”。简而言之，外卖员和保安都是“社会底层”，外卖员受限于“算法”要赶时间，保安宥于“规定”要严格执法，外卖员和保安产生冲突，都是被“资本”和“机制”所驱使，所以这是“大环境导致的悲剧”。
舆论场上，还有一部分人聚焦到了外卖员本身的背景。他们的逻辑是，之所以产生和保安的冲突，那是因为“送外卖”这个行为，不送外卖就不会遇到这个事情。三联报道说这个外卖员是留学澳大利亚的心理学专业“海归”，不少舆论就转向讨论“海归为何沦为外卖员”（留学的“性价比”问题），这样的讨论当然不乏流量，但和案件本身实在是离题万里。
在这些讨论中，有三个最主要的逻辑谬误：
1**、以利害判断代替是非判断**
当下许多公共讨论，往往以利害判断代替是非判断。
虽然青岛案件的事实信息还远不够清晰，已经有很多人开始脑补说“外卖员比较轴”，外卖员一根筋，要是外卖员懂得“变通”，能给保安点支烟，就如何如何。
我们姑且不论这些“脑补”是否成立，在这个案件中最为关键的事实只有一点：保安为何带刀，为何砍人？
就这一事件来说，外卖员遭遇天降横祸，保安一方毫无疑问负有100%的责任。因为外卖员不掌握暴力，而保安掌握暴力并且使用了暴力。
当然，“不要招惹情绪不稳的人”，“不要和保安过不去”，都是生存智慧。这些生存智慧可能是实用的，可能是能够让人“趋利避害”的，但利害判断不能代替是非判断。
即使外卖员缺少某种变通的“生活智慧”，那说破天了，也只是一种个人的“过失”而已，甚至连“过失”都谈不上。这可以被视为“不明智”，但没有错，更没有罪。而杀人的保安，却是实实在在的行凶者，法律意义上的犯罪嫌疑人。这很明显是保安对外卖员的单方面侵害，何来“互害”一说，何来“都不容易，都有难处”的和稀泥？
当代舆论场上，流行一种非常庸俗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最喜欢说的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XX一方也有问题”。双方发生冲突，那一定其来有自，再弱势的受害方，也“有自己的原因”。
然而，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完美受害者”？如果受害者不是毫无瑕疵，施害者和受害者，就成了“双方都有原因、双方都有责任”？这显然是荒谬的。
有无生存智慧，这是利害判断；厘清双方责任，这是是非判断。在公共讨论里，大是大非不容模糊。对一件事是非的讨论，不应该和当事人的策略是否最优搅和到一起，无责任的一方因为自己的“策略不够好”就变成“也有责任”，这种逻辑显然是不成立的。
2**、以阶层话语代替权利话语**
在青岛案件中，大部分讨论都在使用阶层话语。
但这件事和阶层真没什么关系。在这一案件中，保安是拥有暴力并且使用暴力的人，外卖员是不拥有暴力、被施暴的人。这个问题是外卖员作为保安的相对方其人身权利的保护问题，保安和外卖员的经济收入高低、社会阶层高低，和这一案件本身是没有关系的。
君不见，2022年在广州还出现过保安刺死私家车车主的事情呢。你说外卖员是“社会底层”，私家车车主那相比保安肯定不是“社会底层”了吧？
在拥有暴力的保安面前，任何其他不掌握暴力的人都是弱者。今天保安可以因为阻止外卖员骑电动车进小区和外卖员起冲突，明天也可以为了外来访客登记、外来车辆入内等事项和其他访客起冲突。在这一案件中，所有围观者应该代入的身份，都应该是自己可能成为被保安侵害的对象。但很多讨论者把事情当成所谓的“底层互害”，成了看保安和外卖员两类“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冲突，这是很奇怪的。
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就是要讲“权利”。我们是个什么样的社会，这一篇小文不展开讨论了，但等级观念在我们的社会仍然根深蒂固，的确是不争的事实。很多人总有各种不同的鄙视链，用权力、财富来区分阶层，然后用庸俗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解释一切，你强就不会受人欺负，你弱你就要被人欺负。当然，我不能断言这套逻辑在今天的社会完全不成立，但至少这一套逻辑不能用来解释一切吧。
在当今社会，所有权利受到侵害的人，都一定是社会的最底层吗？显然不是吧。一个人是不是努力往上爬，就能免于权利受损，这也不是吧？那既然如此，我们难道不应该更坚定地站在“权利视角”来进行公共讨论吗？不同的人当然面临不同的经济社会处境，但所有人都应该受到平等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享受普遍的法治和安全公共产品，不是吗？在青岛案件中引入阶层逻辑，这完全是不成立的。
3**、对社会阶层的错误认知**
退一万步说，回到保安和外卖员本身的社会阶层，上来断言一个“底层互害”，也是对中国社会缺乏起码认知。
有一些数字经常引起人们的讨论，比如6亿人平均月收入不超过1000元，9亿多人平均月收入不超过2000元，很多人觉得中国人收入真的这么低吗？我们来看看这种数字的算法。这些数字实际上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就是一家人挣钱的挣的钱是分子，一家有多少人口是分母。
根据人社部2022年的数据，全国就业人口7.3亿，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离退休人员1.3亿（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养老金标准太低，在此忽略）。也就是说，全中国能够获得收入的人8.6亿，占总人口的60%。
所以，家庭成员的人均收入数字乘以1.67，大致就是这个家庭中有收入的人的平均收入。
6亿居民对应的就业人口是3.6亿，3.6亿就业人口每月月收入不超过1700元，考虑到中国有两亿多农民，而大部分地区农民的生产效率并不高，这个数字就显然不算离谱。同理，9亿多人月入不到2000，也可以换算成，有5亿多就业人口月入不超过3400元，这个数字也很实在。
这就是中国，而且就是官方统计数字里的中国。2022年，青岛的城镇私营单位年平均工资64349元（税前），平均每个月5362元，扣掉五险一金和个税，就是低于5000。外卖员在青岛，月收入整体显然是高于此数的，在统计意义上，无论如何与“社会底层”沾不上边。
关于外卖员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各种讨论已经太多。但我想说的是，不要轻易去下断言说外卖员是“社会底层”，更不要对外卖员释放居高临下的廉价同情。很多人都说，外卖员不交“五险一金”，（这里不讨论“五险一金”的正当性和可持续性问题，那是另一个问题）平台剥削如何如何。我就想问，今天中国的体力劳动者，如果不是在外卖平台“灵活就业”，有一个固定工作，是不是就一定交“五险一金”呢？难道所有流水线上的农民工就一定比外卖骑手更有保障？说得难听点，不过是很多人天天日常打交道的体力劳动者就是外卖员，对更多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毫无体感罢了。
外卖员当然风里来雨里去，当然也是被“算法”驱使，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送外卖？原因很简单，因为即使到现在，外卖员的收入在体力劳动者里都算高的，考虑到外卖员工作的峰谷效应，他们的实际时薪比起流水线工人就更高了。而且，即使外卖员所在平台没给他交五险一金，他自己按某种标准去交，交完了之后的税后收入，仍然显著高于一般的流水线工人。
事实就是如此，数以百万计的外卖员，就是用脚投票选择了这个职业。
中国不是个富裕国家，中国的普通劳动者的收入仍然比较低，这是个客观现实。但舆论场上对外卖员待遇的讨论有些过度了，也歪楼了。因为一旦谈起外卖员，人们就可以找到平台、资本、算法等各种参照物，来论证外卖员可能受到的种种“压迫”，但其他产业工人，比如流水线工人背后没有“资本”，没有“制度”吗？外卖员，只是中国体力劳动者的一种而已，他们的收入状况和劳动强度，是整个劳动力市场中各个参与方形成的均衡。这个均衡状态很不完美，但这归根结底主要是因为中国不是个富国。一味地对平台、资本或者算法开展道德谴责，同样偏离了问题的实质。
要之，公共讨论要讲是非，而不是只讲利害；要讲普遍权利，而不是放大阶层对立。别再轻言“底层互害”了，把公共事件和共同讨论转化为群体对立冲突，这是许多人最惯常的逻辑，但我们要时时提醒自己，这种逻辑，往往和事实本身相去甚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