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18日，中国北京一家购物中心里安装的监控摄像头。
在经济持续低迷之下，中共当局去年全年释放撑民企、救经济的信息，但同时又出台多种条文防范官商勾结。中共党魁日前更放话要把严惩政商勾连列为反腐工作的重中之重。分析认为，当局将政治安全置于经济发展之上，选择性反腐会令民企忧惧，官员躺平，必然会进一步搞坏经济，习近平恐怕要成为终结中共的人。
习喊话严惩官商勾结民企再成打击重点？
习近平1月8日在中纪委全会讲话，要求“把严惩政商勾连的腐败作为攻坚战重中之重，坚决打击以权力为依托的资本逐利行为，坚决防止各种利益集团、权势团体向政治领域渗透。”
他还称要加大对行贿行为惩治力度，“要严肃查处那些老是拉干部下水”的行贿人。
中国问题专家王赫1月10日对大纪元表示，中国的官商勾结主导权在官，不在商。但前几年当局搞反垄断、反对资本的无序扩张，针对的是民企，针对的是马云这些大巨头，把他们的政治影响力都已经消灭了。他认为当局这次其实在指向央企和国企。
悉尼科技大学副教授冯崇义1月9日则对大纪元表示，习近平之前重点是需要收拾那些坐大的民企，包括马云、马化腾，所有这些资本大鳄。但是当局不会放心，现在虽然马云这些收拾掉了，民企毕竟是庞大的群体，所以又来一个反腐新动态，还要收拾更多。
“提出这些新的任务，新的口号出来，他是一层一层地，结合他现在的重点打击对象，来提这些口号，来定这些目标。”
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理事长、台商受害联盟理事长高为邦1月10日对大纪元表示，当局所说的政商，实际上民企国企通通包括了，但严格说，国企并非纯粹的商人，它本身就是有国家公权力的，没有特权的话，它根本没有办法跟民间的企业竞争。
根据陆媒《中国经营报》介绍，中共所说的“政商关系”，一度是指政府（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但后来，特别是1980年代后期开始，政商更多是指政府与民营企业（以及外资等非公企业）的关系。关注点之一是政对商的管制及博弈，二是政与商的非规范性合作，即通常说的钱权交易、官商勾结。
当局给政商交往重重设限台商受害者代表：习一个人瞎折腾
中国民营企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超过60%。在经济低迷之下，去年以来，当局宣称支持民企，连续出台措施。7月发布“民企31条”，8月发布促进民企发展28条，9月发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22条，11月央行等8个部门联合发布25条措施。
全国各地党政官员也纷纷表态支持民企，并到企业进行互动。
但同时，中共当局又怕官商因此勾结起来。在这次中纪委全会之前，北京和其它省市陆续出台《政商交往负面清单》。除了要求做服务，更多是给党官划出政商交往红线。
其中北京出台“十不准”，划出政商交往红线，包括：即不准落实政策打折扣，不准漠视企业诉求，不准在服务企业中推诿扯皮，不准违规干预企业经营，不准滥用监管执法职权，不准参加明令禁止的活动，不准违规收受财物，不准侵占企业利益，不准违规兼职、持股，不准拉帮结派相互攀附。
北京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声称，“此次公布的‘负面清单’，明确政商交往红线边界，有助于加快形成政企既亲又清的氛围。”
不过，中央政府急于重振遭受重创的私营部门，北京等各地推出的这些有限制性但界线不清晰的新措施，被认为效果可能相反。
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对大纪元表示，这些措施规定很模糊，解释权在当局，执法有随意性。
“由于习近平政治安全高于经济的心态，当局严打官商勾结，又是选择性反腐，必然会进一步搞坏经济。因为民企老板担心不小心就触雷，官员也会更加躺平，宁愿少做事，这样民营企业在中国的状况不容乐观。”
他认为，现在民企的难题重点是在市场准入、融资和公平竞争等瓶颈上，当局不管出台多少政策措施，还是没有解决民企要求的公平和法治问题，但这实际上是体制问题，只有中共倒台能解决。
高为邦表示，真正要想振兴经济，要靠商人，要配合商人的需求，现在官员都不敢跟商人接触，更不敢做事了。事实上，习近平在这些年折腾下来造成的后果，就是没人敢做事。“他一个人在瞎搞，明明这些公司赚钱的，他一介入马上股票就往下跌。他介入阿里巴巴，剥夺它很多的经营权，到最后当然这个股票整个就下去。”
中国民间投资占整体投资一半以上，是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去年中央政府推出了种种支持政策，但去年1—11月份，民间投资仍然同比下降0.5%。
高为邦说，他早些年到中国经商，外销的情况非常好，买房子能赚钱，所以大家都投入房市。“在那种气势之下，只要政府不干涉，不太介入，国家是会有发展的。但是中共当它有发展了，它认为它非常了不起，认为这个大势是东方会起来压倒西方，这个自大的情况引起美国和全世界的反感，所以才会到后来抵制它。经过习近平的瞎折腾，到最后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情况。”
他直言习近平可能要变成终结共产党的最后一个总书记。“共产党已经到终点了，我看再搞下去薪水也发不出来了，好多人工作也找不到了。美国又抵制，所以他会成为末代的总书记，终结中共就是靠习近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