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5日，香港中文大学校内一角。（宋碧龙／大纪元）
2020年7月1日《国安法》在香港强行成立之后，“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的承诺已经变成满纸空言，香港沦落为大陆一个沿岸城市，150年来英国殖民统治下建立的种种优点——法律、教育、新闻和公务员传统要全面清洗，符合独裁政权的需要，香港再不需要任何的独立自主精神。香港已死：自由、法治、开放、多元的公民社会全消失了。
香港中文大学和其他七所香港的大学，随着香港特首李家超成为大学监督之后，“学术自由”再没有什么意义。《国安法》是每个学生和教职员共同遵守之法，任何对大陆、港共和大学的批评不符合当权者的标准都是错误的。从此没有反对声音，每个学生和教授都要接受现实，明哲保身，绝不碰撞红线，教授继续埋首做纯粹学术研究，不问政治，不理时代问题，保存学术生命。
在独裁政权下的大学学者教授就这样便满足，无愧于心吗？
业师劳思光先生生前多次教䀲我：“在共产党专制下生活是无可奈何之事，但一定不要做帮凶，不摇旗呐喊，不阿谀奉承！”劳先生1955年从台湾到香港，逃离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白色恐怖逼害，直至到1989年重回台湾清华大学为访问学人。那时台湾已慢慢成为民主和开放社会，学术和言论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已确立。因此之故，劳先生实在从未有在共产党暴政下生活过！他自由地在香港生活和做学术研究超过30多年，除了哲学研究外，深入理解共产党思想和历史发展，对共产独裁政权的批判从未间断。
他郑重的告诉我：共产党是不可以相信的。但如果2019年劳先生仍在生，亲眼看到中文大学变成战场，2020年目睹港共利用国安法将几十年的自由香港毁于一旦，他会如何评论这场运动？如何在中文大学继续教学和研究？当然这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他绝对不会在五星旗下苟且残存，做一个为生活而营役于独裁政权的学者！肯定会离开香港前往自由的地方。但我们仍留在香港的学者教授，如何忍受在没有真正学术自由的大学继续生活？除了谨记劳先生的教晦外。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过去三年抗争运动期间，香港各大学的教职员除了极少数敢公开发言支持运动外，尽管心中愤怒和不满，大部分噤声；当然在2019年在无数示威中，他们会在群众中参与游行抗议，或在报章和社交媒体声明签名反对。台湾学者吴叡人先生评论这种现象为“知识分子的缺席”。（注一）我们不一定全面同意吴先生的分析，但作为有深入研究香港运动学者对香港大专学术界的观察，值得我们反省。
他指出有两种原因：“一个是香港人文社会型知识分子的运动经验非常少，非常地学院，他们是亲西方的产物，一边优越感很重，拼命掉洋书袋；一边说自己是反殖民、后殖民。这种自我矛盾的意识非常明显，让他们陷入一个深度被殖民的意识里而跨不出来。所以他们没有办法面对年轻人很生猛的东西，年轻人不一定读过什么《想像的共同体》或其他理论，但却用实际的生命在日常生活进行斗争。这些事情其实是吓坏了这些我称为‘叶公好龙’的知识分子。”
即是说我们香港知识分子，大部分在西方精英大学学术自由的环境受教育，回到香港教学研究也相信如此，从未经验过政治学术审查的压迫。至少我在中文大学二十多年教学和行政经验中，肯定这学术自主和自由。绝大部分教职员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学术条件，没有人会反对民主自由法治。在课堂和研讨会上讲解和辩论哲学和政治议题，止于在学术象牙塔之内。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2014年的雨伞运动是由香港大学法律学者戴耀庭和中文大学社会学学者陈健民发起的。尽管这场运动最后是失败，但这是在香港多年努力建立的公民社会中由学者自主引发出来的社会运动，影响深远。因此香港学者不全是“叶公”，不少是愿意承担“公民抗命”的知识人。当然这占整体大学学者是极少数。“政治中立”是口号，“离地”教授仍是大多数。
吴叡人提出的第二个原因是：“我觉得他们无法面对这次运动里面，香港人爆发出来的港人集体意识，也就是说香港人觉得自己就是一个nation——或者不要用nation的话，可以用Sovereign people.这个Sovereign一般翻成‘主权’，也可以翻成不受任何外来力量统治，是self-governing，就是自我统治。香港人觉得他们自己应该得到‘自我统治’的权利（They think they deserve to be self-governing）。当然所谓‘自我统治’有个光谱，可以从最高到‘独立’到‘联邦制’的高度自治。”
吴先生这个原因有最大争议性。他确定这场革命主要是由“香港独立”的意念所推动的。依我的理解，大部分同情“勇武者”的知识人，是同意“光复香港，时代革命”这口号，但不一定赞成“港独”。本文暂不处理“光时”和“港独”这两个重要课题。我想回到吴叡人先生对香港知识分子的评论。
吴先生对香港多年来的社会运动有深入研究，对香港大专学界的尖锐批评值得我们反思，无论我们同意与否。他说：“我观察到许多香港的专业人文社会知识分子，不愿面对这种香港人民族或国族或政治主体意识爆发的事实，陷入了某种我称为collective self-denial，也就是集体的自我否认的困境之中，以致于不知如何去面对这场革命，也不敢去承接历史借由这场革命向他们提出的任务，最终导致了集体缺席的状况。
很多香港的知识分子如同徐承恩所讲的，陷入一种‘虚幻的都会主义’。香港那些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常常自以为香港是西方先进国家的一员，自以为自己是法国、美国或英国的一部分，属于广义最进步的欧美知识圈的一环，可是他忘了香港其实不过是中华帝国底下的一个殖民地而已，事实上只拥有极为有限的自治权，而且还不断地被侵蚀。”
我们这一代在香港出生的大学教授，受英、加、美、徳和法国的博士学位训练，一直觉得我们的教学和研究应该和欧美学术世界一样，研究标准以外国为准。是以香港的大学以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最前端为傲！但的确，我们从不太关心吴先生的观察，相信大学和政治是可以分离，我们是“国际学者”。
香港知识分子对我们所处的学术环境评论和反思极少。在岭大21年的退休社会理论讲座教授Peter Baehr和现仍在科大教学的Carsten Holz教授是例外。（注二）他们两人在过去三年以英文写关于香港大专学术界的现象，是鲜有敢言的文章。当然这些不在本地发表，也没有中文译本的文章有多少本地学者读过不是问题，重要的是他们以独立自主的学术立场，评论香港的大学沦陷的现象。
Peter Baehr在2022年Society期刊发表名为《在国安法阴霾下香港的大学》（Hong Kong Universities in the Shadow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注三）的专题文章，相信是至今评论香港大专学术界在过去三年内独一无二的文章。文首开宗明义的说：“当我们听到独裁（dictatorship）这个词时，残酷的场景永远不会远离我们的想像：秘密警察，深夜或清晨，强行进入住宅逮捕茫然的居住者……我建议先不要考虑独裁的拳头，而要考虑其周围的精神：机会主义、奴性和默许。我的例子是一个职业，学术职业，我可以声称知道一些事情。写下我在香港任教过去18个月中亲眼目睹的事情，这段时期香港的大学几乎完全被中国共产党所控制。”
Baehr的文章并不止于评论在香港的大专学术界在国安法下的问题，而是给我在本文开始时引劳先生的忠告的一个发展方向：在极权统治下学者教授如何自处。
Baehr在这文章的引言继续说：“问题绝不是大学可以战胜共产党；那是不可想像的。问题是要捍卫，并公开捍卫大学的独立性，捍卫学术使命的尊严，直到它们从我们手中被夺走。在这之后，要遵循‘不伤害’的古训。”
面对极权政府的打压，能够本着学术良知“公开”捍卫大学学术的独立性和尊严，并不是容易的事情；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法治保障，每一个站起来敢于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知识人，都需要无比勇气。他或她的公开发声可能影响自身工作和家人的安危。因此之故，白色恐怖之下，没有人应该为了义愤而做送头的行为，因为这是没有需要做思想言论烈士的年代。我们公开捍卫学术自由的权利被剥夺了，还可以做什么？顺大势所趋，自我审查，安份守己，不挑战任何权威，继续做安全不带政治的纯学术研究？
自秦朝到中共二千多年中国历史中，文人学者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政见，受文字狱的残暴迫害不知凡几；共产党暴政下，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残酷清算知识分子的悲剧无数。但我们没有好好的学习历史，对共产党仍有无知幼稚的期望。我们当然是错了！在香港过了几十年学术思想言论自由的环境现在结束，文字狱最后都要来临。我们可以抵抗吗？清朝文字狱对读书人的打压，肯定比香港现时严重得多，至少现在还不至抄家诛九族。
清代乾嘉学派不问朝政，不理民生，学术成就不是优秀吗？我们在香港的大学，学者教授有全世界最佳薪酬待遇，现时还有研究“自由”，只要闭眼当前荒谬绝伦的暴政，不理放弃学术自主的大学高层，小心尽责教学，做研究写学术论文。依鲁迅所言：“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香港还未到文化大革命赶尽杀绝知识分子的处境，因为香港学者教授对政权仍然有用。
但这些是消极的方法，相信香港学者不会甘心同流合污，忍受白色恐怖。之前提到我们这一辈教授是“国际”学者，并不全是贬义。正因为我们受现今欧美自由世界的大学训练，明白学术尊严和自由的重要性，同时我们的学术世界并不规限于大陆的封闭城墙，知识宇宙不能亦不会全面封杀。
现时香港公共图书馆受审查的书籍尽管很多，但除非香港政府能够学秦始皇焚书坑儒、学纳粹1933年的烧书、关闭大学图书馆，以及全面监控互联网络，否则学术世界仍然开放给每一学者。与此同时，除了中文大学是以双语教学，其他大学皆以英语为教学语言，香港的大学仍然是“国际”大学！我们和自由世界仍然相通，如果不能在香港发表言论，为什么不可以用英、法、德语在海外撰写文章，让自由世界理解在香港发生的种种不合理、不公义的事。大陆和香港之外的学术世界没有政治审查，只问学术标准。
Peter Baehr的文章在国际期刊Society发表，尖锐批评香港的大学在国安法下沦落的现象，文章刋出后便成为公共学术领域的一部分，没有任何独裁政权可以随意删改。文中引述的资料全部可以查证。文章当然可以批评，但以学术理性为本，这些本来就是学术世界理所当然的守则。
文章提出批判香港的大学的负面内容，显然不会受当权者接纳，极有可能定性为“恶意”侮辱香港的“学术自由”，产生仇视政府，届时又可能被指触犯国安法。幸好他的文章刋出多月，笔者没有看到任何批判的言论，这至少证明一点：真相是批评不到的——大学行政高层的懦弱和虚伪、对政权的跪地屈服、对异见教授的打压、对学生会和学生报的封杀；大学教职员因种种自私原因而噤声不反抗；大学甘心堕落将学术尊严和自主放弃不理、校长重复政权钦定的政策和口号。这些便是当前香港的大学在国安法阴霾下的现象。
Baehr并没有站在道德高地指责留下的学者教授，他知道自己是即时退休的外籍教授，因为不能接受香港的大学学术界因国安法而沦亡的悲剧，愤而离开这生活了二十一年的地方。他本着学术良心写下这篇文章作见证。他说：“像我这样接近退休年龄、计划回国的外国人，无法向香港人就如何为未来的岁月做准备提出建议。只有留在城市中的人，才有指导它的道德权利。此外，独裁下的生存是一个学习和即兴发挥的过程。不存在或不能存在任何计划来指引如何应付这困难的处境。我写这篇文章只是为了引起人们的关注，鼓励那些在破坏自由的政权中努力生存的人们。”
事实上，Baehr在文首提及，我们如不能公开捍卫学术自由，不是投降和噤声，而是要“遵循‘不伤害’的古训。”他将真相说出来便是捍卫学术自由的行动。但此地再不容他存在，因此我们要退一步，遵循古训。这古训相信是指“Primus Non Nocere– Above All, Do No Harm”。相传是源自古希腊“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es Oath）——西方医师行医前的誓言的一部分：尽量帮忙，但最重要的是不能伤害他人。当然这本是医师誓言，但同样适用于独裁专制下的学者教授。
医生行医有其道德责任，学者教授也应有责任。Baehr解说：“独裁下的责任至少有两个方面：不伤害他人的责任，以及对自己诚实的责任。”即是说我们在极权统治下生活，我们更要自觉的坚持立场和不做任何对他人有损的行为：不为当权者卖力、不参加当权者献媚的活动、不出席升旗典礼和歌颂权贵的仪式、不会为申请研究经费而出卖理想、不受升职加薪诱惑而违背信念，当然不笃灰、不出卖同事朋友、不会签名支持任何官方活动的文件，及不写任何没有学术根据的文章。这些就是积极的不合作，同时是考验我们人格的关口。一如法国哲学家沙特说，在纳粹强权统治下的“自由”，每个人都要意识到要对自己所作所为负责任，因为是自由选择下的决定。
以上提出积极不合作的看法，基本上不是笔者原创的。我们有幸在学术自由的年代，读了不少在上世纪专制强权下生活的哲学家和知识人的著作。当然在那时代研究这些理论，以为只是循学理去研读，以为这些是历史思想，在课堂教导和在研讨会讨论的议题，但原来这是完全有存在关联（existential relevance）。沙特、波娃、卡谬、鄂兰、奥维尔等著作绝不过时，他们全部有参考价值。学者教授如何在极权统治下自处？最好的指引可能是哈维尔的“活在真相中”（Living in truth）和索尔仁尼琴的“活着，并且不撒谎”（Live not by lies）。
如何活在真相中？哈维尔正正继承沙特的自由的存在思想，每个人要时刻反省自己，不随便跟循他人说法而表态；做任何重要行动的决定，要清楚知道自己的选择理据，不会对他人有任何损伤成分，当然不会取悦权贵。
索尔仁尼琴是在史太林年代被迫害的诺贝尔奖作家，被苏联共产党放逐。如何在谎言世界中活下去？他写道：“要想找回我们自暴自弃的自由，最简单、最容易的方法就是，你作为个人绝不参与谎言。虽然谎言遮天蔽日，无处不在，但是休想从我这里得到支持。只要我们不合作，铁筒一般的包围圈就有一个缺口。这是我们能做到的最简单的事情，但是对于谎言，却是最具有毁灭性。因为只要人们不说谎，谎言就无法存在。”
他的具体提议是：
“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是胆怯的，但是让我们做出一个选择。要么你自觉地作为一个谎言的仆人（当然，这并非由于你赞成谎言，而是由于你要养家，你不得不在谎言之中把孩子们养大），要么你就脱掉谎言的外套，变成一个忠实于自己的人，得到你的孩子和同时代人的尊重。
从今以后，你：
﹡不以任何方式书写、签署、发表任何一句在你看来不是真话的句子。
﹡不在私下或公开场合，以宣传、指导、教授、文艺演出的形式，自己说出或鼓动他人说出，任何一句在你看来不是真话的句子。
﹡不描述、培育、传播任何一个你认为是谎言或是歪曲真相的思想，不管它的形式是绘画、雕塑、摄影、科技或者音乐。
﹡不以口头或书面的形式，不为了个人利益或个人成功，引用任何一句取悦他人的话，除非你完全认同你所要引用的话，或者它确实准确反映了实情。
﹡不参加任何违背你心意的集会或游行，也不举手赞同任何一个你不完全接受的标语或口号。
﹡不举手为任何一个你不真心支持的提议背书，不公开或秘密投票给任何一个你觉得不值得或怀疑其能力的人。
﹡不同意被拉去参加任何一场可能强奸民意或歪曲事实的讨论会。
﹡如果听到任何一个发言者公然说谎，或者传播意识形态垃圾和无耻的洗脑宣传，你应当立即退出该会议、讲座、演出或者电影放映场合。
﹡不订阅或购买任何歪曲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报纸或杂志。（注四）在当今“谎言即真理，强权即民主，服从即自由，人治即法治，马照跑，舞照跳，吃喝玩乐即太平盛世”的香港，劳思光、Peter Baehr、哈维尔和索尔仁尼琴都全是指引我们的大学学者教授，如何在极权统治之下自处的良方。我们要继续反省当前的困境和思考哲人智者的言论。
（注一）吴叡人：“致一场未完成的革命”，李雪莉编：《烈火黑潮》台北：读书共和国，2020，页14－16。
（注二）Peter Baehr，任教岭南大学社会理论讲座教授，汉娜鄂兰哲学专家，2021年退休后离港，现任美国Fellow at the Centre for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穆嘉（Carsten Holz）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教授。
（注三）我在此不打算详细讨论Baehr文章的内容，读者请参阅原文。Peter Baehr,“Hong Kong Universities in the Shadow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Society,59,225-239(2022)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2115-022-00709-9或参看沈旭晖在他平台的四篇文章“［新香港］学术自由”。
（注四）转自壹读（https://www.aboluowang.com/zPK3MBK.html）
（本文作者张灿辉为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退休教授，曾任哲学系及大学通识教育主任。因对政府和大学的异议，在2020年中自行流亡离开香港，现居英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