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学校离家不算很远，但为了培养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刘少奇要求他们在学校食宿。每逢星期六下午，一位老师傅骑着木板包厢的三轮车，把刘家的3个孩子及其他人家的孩子一起接回中南海。同车的还有住中南海西门对面灵境胡同的陈赓大将的两个孩子。每星期一的早晨，还是这位老师傅，再把这一群孩子送回学校。
当刘源上三年级后，刘少奇提出：孩子大了，应该让他们锻炼自己乘车上学。朱德、谭震林都认为刘少奇的提议很好，大家便决定停了三轮车，给孩子们买了月票。从此，孩子们就自己到中南海西门偏南的车站，先乘14路，然后再转乘10路公共汽车上学了。
上学期间的涛涛、丁丁、平平、源源、亭亭，每月的全部生活、学杂费共计100元。虽然不愁衣食，但确实不算很宽裕。当然再在孩子身上增加一点开销还是有余地的，但刘少奇夫妇希望孩子们的生活，不要和普通群众拉开太大的距离。
兄妹们每人每年只能买一双新鞋，这种平均造成了实际上的不平等。男孩子穿鞋费，规定更新的时间尚不到，鞋子已惨不忍睹，但还得凑合着穿。在刘源的记忆中，那时能让他兴奋的事之一，就是换新球鞋。
当时刘少奇夫妇的工资，加在一起总共有500多元，家里人多，各项开支多，把必要的花销一刨除，手头不能不说是有点儿紧。
他们夫妇每月交党费25元，刘少奇买烟、茶和其他生活用品100元，全家人的伙食费150元，给保育员付工资40元，每月的房租、水电等费用最初是40多元。再除掉孩子们的生活费、住在中南海家中的外婆的零用钱，就所剩无几了。可刘少奇还要用之接济有困难的亲朋好友。
关于房租和水电费，中间也有一段故事：
1960年，中央办公厅发了一个文件，重新规定了干部住房收费标准。刘少奇怕管理部门有顾虑而进行照顾，就让身边工作人员如实地丈量了一遍自家的面积，核对水电费数字。重新测算后，刘家每个月要付60余元的房租水电费，比原先多了20元左右。刘少奇表态说：“已经定了工资制度，就要彻底执行，高级干部要带好头，不能再享受供给制了。”
因为刘少奇和何葆珍的孩子不是已经工作，就是在苏联留学，所以在中南海家里的孩子中，王光美照拂得最尽心的是刘少奇和王前生的女儿涛涛。好衣服给她穿，有什么要求尽量满足，自然在她身上的花销稍多些。
平平看到母亲特别疼爱涛涛，有时不免心生委屈：“我是最倒霉的了，上有姐姐哥哥，下有弟弟妹妹。姐姐想要什么，妈妈马上就给；妹妹小，妈妈也宠着。只有我夹在中间，要什么都不给。”
这一点，连刘少奇秘书吴振英的儿子吴陕立都看出来了：“刘家真正的公主是刘涛，要什么给什么，穿得最漂亮了。比她小的孩子，都比她朴素。我们都替他们抱不平。”
刘源告诉笔者：“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涛涛和我们不是一个母亲生的。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们从大字报上看到这一说法，刚开始不相信，感情上也接受不了。”
王光美亲生的4个孩子中，刘源是唯一的男孩，但他在生活上没有丝毫的特殊。他用的铁皮铅笔盒，也是姐姐传给他的，后来连盖都盖不上了，就用一根橡皮筋勒着，继续使用。
1960年初，阿富汗国王和王后来华访问，在和刘少奇会面时，王后提出想见一见他家的孩子们。当时中央有个精神，让夫人和孩子们配合着做一点外交工作。刘少奇很爽快地答应了。
听闻此讯，老外婆发愁了，她觉得孩子们的衣服登大雅之堂稍显逊色。特别是亭亭，所有的裤子都有补丁，最好的一条灯芯绒裤子，膝盖上还划了个三角口子。长辈们甚至想过到北京市去借几套搞外交仪式时献花儿童的服装，最后还是将就了。巧手的阿姨在三角口子上缀了一朵小花，掩盖了破绽。
亭亭对曾自说：我们家生活条件还不如你们家呢／毛泽东听了后，就给王光美写了一封信／毛泽东说：“别打搅她，她在观察世界呢。”
“那时，我们是互相轮流，到谁家谁招待。开始到小鲁家时，他说：我家没有别的，就吃这个吧。我们一看，是伊拉克蜜枣。后来老是这个。他肝炎可能就是被这玩意儿传染的，当年有这种说法。到刘源家，更可气。每次到他家，他就拿出糖精片、小苏打、柠檬酸什么的，让我们自制汽水喝。”对昔日中南海男孩子间的事，张寰记得最多也最清楚。
刘源也承认：“当年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很不宽裕，我也只能拿出这些招待朋友。”关于这一点，刘亭亭的同班同学曾自也有记忆。她们虽然都住在中南海里，也见过面，但没什么来往。直到上师大女附中后，因为在一个小队，又都负点责任，有时在一起商量小队工作，才渐渐熟悉起来。
“刚入学时，班里的学生干部是由老师指定的。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的女儿被任命为中队长。刘亭亭和我在一个小队，分别被指定当小队长和小队副。刘亭亭学习很好，特别是英语，后来由同学自选班干部时，她被选为中队学习委员。”
一次，研究完了小队活动事宜后，便扯起了女孩子的话题。曾自认为刘亭亭的宽背带裙子好看。亭亭告诉她，这是人家送的布料做的，挺一般的。
冷不丁，亭亭冒了一句：“其实，我们家生活挺紧张的，条件也许还不如你们家呢。”曾自在追溯往事时说：“当时我听了她的话有些不相信，共和国主席家的条件能不如我家？”
说到刘少奇的几个女儿的衣着，大家都觉得打扮得最漂亮的要数刘涛。曾自的姐姐曾立说：“那时就觉得刘涛像小公主似的。”
刘涛上大学时，与当时多数领袖的孩子一样，被动员选择理工科，她进了清华大学的自动控制专业。但是刘涛对自控专业兴趣不大，她比较喜欢文学和历史，加之身体不太好，学习成绩一度不甚理想。
在这种情况下，刘涛提出要转学别的专业，但刘少奇、王光美不同意，他们觉得不应稍遇挫折就退缩。
在一次和毛泽东相遇时，刘涛将自己的这些情况和想法，毫无顾忌地讲了出来。一向比较关爱孩子的毛泽东听了刘涛的诉说后，就给王光美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涛涛来找了我，谈起了学习情况，以及转学其他专业的想法，她说你们对此反对。我个人以为，让孩子学习她有兴趣的东西或许好些。
刘少奇看了毛泽东的信，非常吃惊，他没想到毛泽东会这么认真地过问自己女儿读书的事。他把女儿叫到身边，进行了耐心的教育，讲明年轻人要经得起挫折的磨炼；同时严肃地指出：“毛主席是党的领袖，有很多大事要考虑操心，你怎么能为个人的一点小事去打扰毛主席呢！”
后来，王光美又专门给毛泽东回了一封信，对刘涛转学的事做了解释，说明转学并不是绝对不可以，主要是从严格要求考虑，不能凭一时兴趣，要做认真负责的选择。毛泽东看信后，在见到王光美时说：你们的考虑是对的。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刘少奇家的孩子在毛泽东面前是无拘无束的，能毫无忌讳地谈一些内心的真实想法。刘源也说：“那时我们几个孩子和毛泽东相处显得更轻松随意，而和严肃的父亲在一起时，则显得有些拘谨。”
李讷在小的时候，能够亲昵地叫毛泽东“我的小爸爸”。随着年龄的增长，毛泽东对她的要求越来越严格，她儿时那种无忌亲昵渐渐退去。对其他人家的孩子，毛泽东却一直保持着那种对童趣的兴致和宽容。
“每当毛泽东见到我们几个孩子在一起，他就打着手势逗我们：把手掌摆平了移动，说这是平平；用一只手的食指抵着另一只伸平的手掌，即暂停的手势，说这是亭亭；用拇指和食指握成一个圈，说这是源源。”
有一次，王光美带着孩子去跳舞，毛泽东也到了舞场。刚刚两岁的小女儿潇潇跑到毛泽东跟前，一动不动地直盯着他看。平平、源源、亭亭都说：“你怎么不叫伯伯啊？快叫伯伯。”毛泽东却说：“别打搅她，她在观察世界呢。”
“每逢这种时候，毛泽东是多么的和蔼可亲呐！”在追溯完这些往事后，刘源如是感叹。
刘少奇为子女们制定了一个严格的“成长进度表”／孩子们房间里的那台收音机又消失了／刘源对中国的水墨画产生了兴趣，家长练大字时，他也拿着毛笔在旧报纸上划拉
在生活上，刘少奇虽然给孩子降低了水准，但在其他方面，刘少奇不仅要求甚严，而且有细致具体的指标。为了锻炼孩子们的毅力和体质，刘少奇为子女们制定了一个严格的“成长进度表”：9岁学会游泳，11岁学会骑自行车，13岁能够自理，15岁独自出门。
并不是定完就完了，定完是要严格落实的。“我们都依照这个进度表实施。我自己是每项指标都略有提前。游泳是在8岁学会的，也是在八九岁之间，学会了骑自行车。”刘源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