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莱在阿根廷的改革，是一场反乌托邦运动。之前的大政府、大量的国家管制，其实就是乌托邦。米莱是要破除这个乌托邦，让阿根廷回到正常。因此，严格说，他推行的改革不是“试验”，而是“回归”。因为只有乌托邦才适合用“试验”一词。
乌托邦的反义词是自发秩序或一个正常的社会。人们往往认为，乌托邦是特例，正常的社会是常态。其实刚好相反，乌托邦是常态，正常的社会反而是特例。乌托邦的路有千万条，但非乌托邦的路只有一条。这是由真理的唯一性决定的。就像数学题，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错误的答案会有无数个。
所以，一个社会很容易走上乌托邦的路，这也是米莱为什么警告西方的原因，因为西方也容易走上乌托邦的路。让一个社会维持乌托邦，是很容易的，但是让一个摆脱乌托邦，则是需要这个社会中的人们付出艰苦的努力。这种努力特别是指观念上的努力，包括认识正确的理论，并遵循相关的原理去行动。假如人们不付出这样的努力，那么这个社会将长期停留在乌托邦的状态中。
乌托邦为什么会是一种常态，是因为获得正确的认知是很难的，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被错误的认知占据。正确很难，而错误很容易，这就是为什么乌托邦是常态的原因。
如果人们想要拥有一个正常的社会，也就是非乌托邦的社会，这对人的认知是有要求的，就是他应该知道“自发秩序”（普遍的分工合作）是他的利益所在，因此，他要把这样的社会作为自己的一个目标，并且运用使目标得以可能的知识（被正确理解的经济学），这是一种确切的理论。西方社会在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之后，发现和利用了这种知识，才使自己摆脱了乌托邦，走上了自发秩序之路。所以，正常的社会，是运用这种正确的知识的结果。而乌托邦的社会，是对这种知识无知，更不知道运用这种知识的结果。
在对这种知识无知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使用历史主义方法，这种方法是乌托邦的元凶。这种方法的特点是否定社会存在普遍的原理与规则，而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认识社会，包括对历史、政治与文化的理解，这种理解自然与建立在确切理论之上的理解不同，这种理解所产生的制度，自然也是不符合自发秩序要求的。当一个社会建立在这种制度之上时，这个社会就会成为乌托邦社会，它意味着所选择的手段不能实现所要达到的目标。
阿根廷总统米莱 Javier Milei 资料照片
即便是学术大家，对于经济学的认识论基本上是处于无知的状态，他们研究历史、政治与文化时，所根据的正是自己的“理解”，而不是确切的理论与普遍的原理。他们根据自己的“理解”所进行的创作，或许具有“文化”价值，但不能用来构建社会。但遗憾的是，假如一个社会对确切的理论与普遍的原理是无知的，那么人们就会把他们的“理解”用来构建社会，这时所产生的社会就是乌托邦。因此，必须把文化与原理加以区分。文化可以任意演绎，但社会必须遵循原理。
乌托邦（如秦制），从本质上说，是源于经济学的贫困，也就是对自发秩序原理的无知，因为经济学本质上是有关自发秩序何以可能的科学。这种贫困或无知，导致人们盲目地或非理性地构建社会，也容易使得一种不能普遍改善个体境况的乌托邦社会长期存在（秦制）。他们陷入到要么把历史上产生的经验（制度）作为牢不可破的教条，试图从这样的制度中寻求安全感，要么把所有问题都归到历史经验身上，试图摧毁它这样的悖论中。这两种做法都是盲目的，也都属于“建构主义”，也是中国历史的重要特征。
在经济学中，实证主义、凯恩斯主义都可以归为“历史主义”。这种历史主义方法，正是排斥普遍的原理的，如凯恩斯主义排斥了方法论个体主义与主观主义，它会导致我们通常说的“左”。“左”就是乌托邦，是一些人把自己对社会的“理解”施加于社会，取代建立在正确的理论之上的社会，所以“左”是乌托邦“试验”。米莱在阿根廷所做的改革，就是打破这种“左”，让社会回到确切的“理论”（奥地利学派）所指引的方向上来。
如前所述，乌托邦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如果一个社会想摆脱乌托邦的状态，那是要付出非常艰巨的努力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阿根廷已经开启了这一征程，如米莱能够取得成功，那么对于仍然处在乌托邦中的国家来说，将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