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大批华人知识精英逃离中国，定居日本东京，开启追求自由的新生活。图为2024年2月5日，寸土寸金的东京银座街景。(Richard A. Brooks/AFP)
由于中国社会环境日趋恶化，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逃离中国，“润”往日本，东京成为他们的新据点。他们在那里办讲座，开书店，举办各种活动，传播自由理念，反对中共暴政。但评论认为，如果他们只是在共产党的思想框架内反对中共，就意义不大。摒弃党文化才最重要。
当今，党魁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共国几乎没有了自由的思想空间，很多中国知识精英，包括学者、人权律师、记者、纪录片导演、出版商和艺术家等纷纷离开中国涌到日本。在那里，他们一边接触新的思想文化，一边展开各种在中国无法实现的活动。
熟悉中国情况的日本评论人士、东京大学博士佐藤勇人（Hayato Sato）对大纪元表示，“中共党魁在全面往毛时代退，他在意的是共产党统治，就是他要掌握权力。但是，中国毕竟经历了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再要返回去，知识精英就接受不了，他们不愿再被禁锢。所以看不到希望的精英们就开始往国外跑。”
关于中国知识精英聚集日本的原因，他分析认为，“一些知识精英的英语水平不一定那么好，去欧美花费又太大，而日语中有汉字，在日本生活比较方便。更重要的是日本是个自由开放的国家。”
追求“共同的底线”
东京聚集了一大批中国知识精英。其中，史学家秦晖可谓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秦晖2018年8月从清华大学退休后，在香港中文大学任客座教授。目前秦晖作为东京大学的客座教授，在东京大学等几所大学举办讲座，开展各种学术活动。
在神户大学的一个演讲中，主办方这样介绍他：秦晖被誉为活百科全书，中国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积极为社会发声的民主派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具有很大影响力。
此次演讲，司仪为该校名誉教授王珂，评述者中，除一位日本学者外，其余都是华人，包括北京大学教授贺卫方、作家慕容雪村、王力雄。
秦晖在学术上建树颇丰，提出很多学术观点，如他的“黄宗羲定律”，引起时任总理温家宝的注意，并于2006年废除了农业税。
针对中共所宣扬的“爱国主义”，秦晖强调爱国主义必须使“国”真正成为国民之国，“国家利益”真正等同于国民利益，“国家主权”也真正以国民的人权为基础、为前提。
秦晖曾表示：“你主张一个责任大权力也大的政府，我主张一个权力小责任也小的政府，但我们要的都是‘权责对应’的契约性政府，我们都不能接受那种权力大到不受制约、责任小得不可追问的政府，这就是‘共同的底线’。”
2015年他出版《走出帝制》一书，引起强烈反响，因该书被认为有影射批评中共党魁之嫌，出版不久遭到中共封杀，从书店、网上全部下架。
另一个精通近代史的作家傅国涌，也栖身日本。
2011年10月10日，傅国涌在《中国经营报》发表《1911年、清朝灭亡前夜》一文，引发关注。文中说，1911年，统治北京的人们，没有一个人想到他们的时代即将结束。在他们的日记中，记录着美食和礼物，从表面上看，真像是一个“繁荣盛世”。
目前，傅国涌也在东京开办连续讲座“在东京重造中国”，讲述清朝末年来日的中国近代思想家。
此外，在东京，中国文化精英们还经常举办一些个性化的讨论会，讨论大家感兴趣的问题。
2022年11月，中国多地爆发“白纸运动”，而在东京的新宿车站南口，也有数百华人集会，抗议中共。他们沿用了在香港举行抗议活动时的传统：用中共当局很难监视的软件相互联系，没有召集人，戴口罩，打出个性化标语等。
开书店传播思想
近年来，很多以经营中文书籍为主的书店在东京陆续开业。其中，2023年8月，在寸土寸金的东京银座“单向街书店”开业，让许多中国知识精英为之振奋。
很多日本人在想：为何中国的知识精英对日本如此感兴趣？书店经营者许知远表示，对众多的中国人而言，“即便是当下，日本也是一面镜子。”
许知远等人于2006年在北京创办了“单向街书店”，除了经营书籍，还举办沙龙，探讨社会、文化等感兴趣话题，颇受好评。
许知远表示，自2000年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便失去影响力。而过去10年，中共收紧言论管控，言论空间迅速变小，认真探讨社会问题的环境已烟消云散。由于教育制度的僵硬化，中国大学的质量在退化。因此，独立自主经营的书店就显得较为重要。
2023年12月，中国社会活动家赵国军也在书店云集的东京都神保町开了一家书店，名为“局外人书店”，开店特意选在胡适的诞生日开业，当天来了很多华人，贺卫方等人也在线上祝贺。
此外，还有“东渡飞地”等中文书店也将在今年开业。
一位年轻纪录片制作人，2023年从北京迁往东京。他表示，中共现任党魁上台以来，纪录电影业日益艰难，到了2020年，所有的纪录电影节全被取消了。他对中国的未来已失去希望，为了保护自己在中国拍摄的影片，决定移居日本。
这位制作人说，据他所知，近3年来，至少有7位纪录片导演已“润”到日本。
中国著名作家贾葭，疫情期间也移居日本。2016年，他曾公开要求党魁辞职而一度失联。他2010年就提倡“早发早移”，但自己还是“润”得晚了些。
中国著名人权律师李金星（网名伍雷），也在东京。2016年11月，他因代理郭飞雄案件而被吊销律师执照。李金星在X平台上表示，很多中国朋友向他咨询如何“润”到日本，以及快速融入日本社会事宜。他希望朋友们能来日本，并强调日本是法治国家，市场自由，投资自由。
认清中共才会有所建树
中日两国自古以来交往频繁，明治维新前，大多为日本人奔赴华夏学习中原文化，而明治维新后，则是更多的中国时代精英赴日学习日本及西方文化。除了清末民初，中国历史上的第二次“赴日”潮是上世纪80年代。如今，又出现了第三次“赴日”潮。
清朝末年，中国处于历史巨变前夜，梁启超、孙文（孙中山）等很多文人、思想家、学者来到日本，积极吸收西方文化，并在东京成立了旨在推翻满清王朝的“中国同盟会”，在横滨创办《清议报》《新棉丛报》等报刊杂志。他们回国后，传播近代思想，其中一些人还领导、参与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如今，聚集在日本的中国人是否会再次重演历史呢？
对此，佐藤勇人以其敏锐的视角指出，“被禁锢了的人，一旦到了自由的环境，他们会主张自由，也会在搞一些讨论活动。但是，如果这些人对共产党没有深刻的认识和反思，还在共产党的思想框架内去思考如何反对中共，或如何对将来有所建树的话，对未来意义就不大，搞的活动也会流于形式。当然，知识精英属于社会的中坚力量，他们的行为自然会对中共构成打击。”
“我读过《九评共产党》”，他补充说，“对共产党的发家史有所了解。也希望他们能读一读《九评》。这些中国知识精英既然已来到日本，就应该多了解自由社会，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摒弃共产党文化。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否则，对未来中国的建设起不到什么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