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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炼:当代中国文学与记忆中的道德自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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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反省能力的缺失,使所谓“中国文化现代转型”成为一场完全的失败。它将印证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一切方面。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的虚幻繁荣,其实只是偶然,而专制集权+全民精神空白,才是它的必然和常态。中国,今后必定长期充当邪恶轴心集团中最顽固的角色。

中国作家都是从中国被扭曲的记忆中走来的,但几十年过去,理想主义的光环黯淡下去,他们的说和做,已经和当年的迫害者一模一样。—笔者

当代中国文学与记忆中的道德自相矛盾,集中表现在作家对“自我”的定位,出发点是真诚还是虚伪?追求的是良知还是利益?最终,作品的人生态度,是真实、坦白,还是自私、玩世不恭?

辨别的标准,只看作家怎样反省自己:仅仅是受害者?或也是帮凶?或甚至就是迫害者?反省的深度,直接呈现出作品的真诚度。

若干年前,《红杜鹃》、《红高梁》、《红浮萍》、《红玉兰》①等一大批当代中国回忆录或自传体小说“走红”世界。这些作品中,充斥着各种政治运动:反右、大饥荒、劳改农场、文革、红卫兵、上山下乡、八十年代“清污”、天安门大屠杀……作品弥漫着苦难,作者们正义凛然,面对政治压迫,他们是受害者兼控诉者,对迫害的哭诉,收获无数同情时,也收割了众多版税。政治光环和市场成功,并行不悖。唯一的问题是:它们真实吗?

1991年,过去的右派、在新疆劳改二十年后回到北京、从1986到1989官拜中国文化部长、1989年后被免职的著名作家王蒙,做了一件大事,把官方杂志《文艺报》告上了民事法庭。理由是《文艺报》发表文章,批判王蒙的短篇小说《坚硬的稀粥》,影射中国政府固守传统、反对改革。那篇小说,写了一家人的争论,是否该把中国传统的吃食稀粥,改成西方进口的牛奶面包,最终全家只能服从爷爷,稀粥传统不许变!可在王蒙告状这儿,问题已经和小说没什么关系,他从“告状”行动,收获了“一石三鸟”之功:一,民间看形式,王蒙以个人起诉官方刊物,顿时赢得民间和国际一片叫好;二,官方看“主题”,王蒙控告《文艺报》指责他批评当政者,而他要为自己正名,我没有那个意思;第三才更绝,这位老政治“运动员”,早精明算准了,法治残缺的中国,绝对不会有任何一家法院,受理这个案子。所以,他这投资,纯是获利,却毫无风险。当年我看到这新闻,不得不叹服:中国作家太聪明了!

时间推到2023年,习近平在中国再现文革,中国作家“被禁”,再次成为国际时髦话题。某位住在国外的作家,时时把“被禁”挂在嘴上,通过西方媒体,给自己煽情地宣传。而事实上,她的书,至今仍摆在中国书店醒目的位置上,更在购书网站大卖特卖。她家的晚餐宾客,一片“粉红”,包括中国大银行驻国外总经理,因为要他帮忙打理国内银行事务,整晚席间免谈政治。同一个冷战意识形态,对外是商业广告,对内是沟通官方的“私房话”,目的永远不变:为自己谋利。这精明自有回报,那些电视肥皂剧式的畅销书,刚好投合大众口味,也对官方不构成任何威胁,因此几十年里,给作家带来巨额利润,她自称曾是“一指禅”,走遍中国,随便一指任何东西,无论多贵,很快就有人买好送到手上。而她的豪宅名车钻戒美服,价格之昂贵,更绝非西方同行能望其项背。

连最与商品绝缘的中国诗歌,也能渗透利益味儿。有的诗人,顶着“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头,甚至被当成某种象征,在西方博取荣誉。可2019年,作为香港某大学教授的他,目击香港百万年轻人上街,抗议中国政府强加给香港的“国安法”,却装看不见,一声不吭。另有诗人,给自己戴上“我对美国诗歌影响深远”的桂冠,可作品空洞油滑,虚假无聊,只剩满口“大国写作”的屁话,定睛一看,那无非在为习近平“当代盛世”煽情,也顺带夸耀了自己终于混上的教授地位。

回到前面对回忆录之类写作的提问:它们真实吗?回答是:不!原因很简单,当所有人都努力把自己打扮成受害者,那谁是迫害者?文革之类全民族的惨剧,难道能仅仅归罪于几个祸首?无自我反省能力,就看不见自己道德上的自相矛盾,甚至更糟,靠贩卖噩梦去牟利。那大批因袭好莱坞“英雄反抗”模式的所谓自传体写作,与其说是良知的榜样,不如说正是对良知的背叛。

这些中国作家,都是从中国被扭曲的记忆中走来的,但几十年过去,理想主义的光环黯淡下去,他们的说和做,已经和当年的迫害者一模一样。同一个阴影,抹去历史,取消了时间。也许,我更该问,他们愿意去感受自己的自相矛盾吗?抑或早已认命了——利益在哪,他们的“命”就在哪儿。混乱的世界上,思想有什么意义?以自私+玩世不恭为原则,才能毫不犹豫地抓取眼前利益。这里,哪有矛盾可言?

被扭曲的记忆,在新一代人手里,被扭曲得更狠。文学呢?除了装饰谎言世界,谁需要它?当代中国文学,是数码化洗脑的汪洋大海。这个奥威尔《1984》的活标本,只配作为人性和良知的反面教材。

历史由人组成,由活生生的思想所填充。我得强调,这些作家决非“没有思想”,反而是清清楚楚的算计和选择,只不过选中了权+利,为此放弃掉其他。

我不得不把这也称为一种“真诚”的态度。因为作家们真诚地选择了站在不真实(和好处)一边。他们看透了,二十一世纪的共产集权和西方大资本,早已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无权无利者,遭遇的是一个普世权+利大同盟的压迫。那么,加入这歪曲的历史,中国作家们就只需埋头在虚伪之路上疾奔,再也不必为自己开脱。

还有真实呢?文学不要表达真实吗?但,掏空了“自我”的内核,哪有“真实”可言?唯一的“真实”,只是银行账户里的数字罢了。所以,习统治的中国,仍是红军长征和“长津湖”的一统天下。从被前苏联歌曲催眠的广场舞大妈,到满世界乱窜的畸形“小粉红”,之间没有代沟,他们认可的,是同一个宣传版的“历史”。

自我反省能力的缺失,使所谓“中国文化现代转型”成为一场完全的失败。它将印证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一切方面。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的虚幻繁荣,其实只是偶然,而专制集权+全民精神空白,才是它的必然和常态。中国,今后必定长期充当邪恶轴心集团中最顽固的角色。

我自己也不该自封清白。正像我和俄罗斯作家索罗金谈话时说的,我们体内,都揣着“昔日的恶魔”。一遇机会,就会演出背叛良知的变形记。即使远离中国,我也常在是否该清晰表态时犹豫不决。但我至少要求,每部作品必须是一种追问,把自己逼进更深的死角。我的诗都是《罪恶研究》,都在挖掘自我内心那条隧道,非挖到人性的黑暗那一切灾难之根不可——

这首诗里无人只剩所有人

面对罪的镜子恶的镜子

李商隐的眼泪与我们无关地流淌

谁是谁的赝品镜中诅咒的幻象

认出唯有分裂是真的在一块礁石上撞碎

在一场大雾中弥合孱弱的回声

抹去又抹去从白雪到桃花听着

没有内心的吟哦一个历史从空的躯壳里起身

无痛地踅出自己

我们从来就这样活着

(文章只代表作者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责任编辑: 李安达  来源:RFA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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