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旧金山峰会之后的一系列高层互动，美中关系目前可以说是处于2018年美中贸易战开始以来的最好时期。经历了特朗普时期的动荡，拜登任期前两年的波折，以及2023年的呼之欲出、犹抱琵琶、辗转反侧，美中关系终于步上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然而，这种稳定是以结构不稳定为前提的，也可以说是在美中双方2024年各有侧重的条件下而产生的结果。双方的战略逻辑和目标并没有发生变化。随着美国大选日益临近，如果特朗普再次当选，美中关系中的不稳定结构势必会带来更多的碰撞。
美中高层密集互动
旧金山峰会以后，美中双方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一系列互动。1月8-9日，美中在华盛顿进行了第17届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防务政策协调会，由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台湾与蒙古事务的副助理部长麦克尔·蔡斯（Michael Chase）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宋延超少将主持。这也是拜登与习近平在旧金山峰会中决定恢复美中军事交流三个步骤中的第一步。
1月18-19日，美中金融工作组在北京举行了为期两天会议。这次会议由美国财政部助理财长布伦特·内曼（Brent Neiman）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共同主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19日在北京会见了金融工作组的美方代表团。
1月31日，美国政府跨部门禁毒代表团在北京启动了美中禁毒合作工作组首次会议。代表团成员包括来自国务院、财政部、国土安全部和司法部的高级官员。禁毒合作是拜登政府对华政策的重中之重，尤其是中国出口墨西哥的芬太尼前体被广泛认为是美国阿片泛滥的核心原因之一。美中之间能够重启禁毒合作，在大选年对美国国内政治具有重大意义。
除此之外，中国新外长热门人选、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1月份率团访问美国。中国现外长王毅1月26-27日在曼谷会见了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双方在红海问题上进行了尤其深入的会谈。
从经贸到两军交流，从禁毒到国际局势，美中关系趋稳向好。即便是1月举行的台湾大选，被认为是北京“不喜欢的候选人”民进党赖清德胜选，到目前为止也尚未造成美中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这一点同双方对预期的管理，同对方进行的深入交流，乃至为了避免局势升级而保留的余地息息相关。
美中结构性矛盾没变
为了经营美中关系、避免出现关系进一步降级，双方都做出了工作和努力。但是即便我们看到了双边关系企稳向好的趋势，不能忘记的事实是美中关系根本的结构是不稳定的。美中之间作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并没有因为美国大选年或者中国的国内经济放缓而发生变化。中国仍被视为是美国的长期战略威胁，只不过在短期之内这种威胁同美国现存的其他威胁相比此消彼长。
更重要的是，对于美国战略界来说，中国的野心和目标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尽管中国经历了2022年新冠疫情管控带来的冲击，以及2023年经济放缓的进一步打击，美国的政策观察人士并没有看到中国长期的愿景、改变国际体系的意愿、挑战美国现有地位以及国际秩序的动机发生变化。即便中国由于目前遭受的困难在短期之内调整了对美政策，这种调整也是战术性而非战略性的改变。很多分析人士认为一旦中国经济恢复起色，中国将迅速地回到之前积极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状态。
美国大选考验两国关系
美中关系目前的稳定和改善也面临着美国大选的考验。如果拜登再次当选，他的对华政策具有一定持续性和可预见性。但是人们不应忘记，拜登政府增强同盟和伙伴关系共同应对中国挑战的战略让中国大为光火。奥库斯（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美日韩三边合作、北约的印太愿景都不是中方乐见的动向。拜登政府也并没有修改或者移除特朗普时期对华加征的所有关税，2023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大幅收窄，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额为4272亿美元，同比下降了20%。因此只要拜登政府未曾改变对华竞争的大目标，他的第二任期在科技政策、经贸政策、安全政策仍然会遵循现存的框架。技术层面的调整不会带来整体结构的变化。
如果特朗普赢得大选，美中关系大概率将面临更多波动。目前特朗普团队的人员延续了特朗普第一任期中的核心成员，例如莱特希泽和奥布莱恩，他们对华政策的目标清晰、路径明了。特朗普虽说热爱“交易的艺术”，但是这“艺术”的显著特征之一就是通过极大地压缩对方的谈判空间增加自己的战略筹码。在对华政策中这一模式通常会带来中方的报复或者彻底断绝高层接触。
美中关系的结构性不稳定是确定的，但是这种不稳定是否会激化成为冲突，同执政者的目标和方式息息相关。虽然拜登政府也不会放弃对华竞争的战略目标，但是它的路径更为稳健。与此相比，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带来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或将更加巨大。因此，即便美中关系在这个春天似乎日日向好，未来的道路仍然曲折漫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