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毛泽东时代之后，走改革开放路线，用几十年的时间，成为国际上不能忽视的力量，但中国近年加强对异见人士和公民社会的打压，针对民营经济和国进民退等做法，各界关注是否有走回头路的情况。香港大学讲座教授冯客(Frank Dikötter)在最新的著作《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中，探讨从已故中共领导人邓小平至今，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化。他接受本台专访表示，国际社会一直误以为，中国走改革开放之路后会进入民主化，这种误判与西方社会没有认清其本质有关。
最近出版新书《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一个强国崛起的真相》的历史学家冯客(Frank Dikötter)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时指出，中国的经济模式未能解决深层次矛盾
冯客：因为没有投票权，你我也不知道中国人想要什么，没有人知道，也许有10％、50%或90%的人希望有民主，但我们不知道。如果没有表达自由，如果你无法透过选票表达意见，我们是不知道中国人如何看独裁，大家也不知道大家在想什么，所有人只是在说他们该说的话，但不知道他们真正的想法。但是可以肯定的说，三权分立、有新闻自由和稳固司法的制度，对经济是有益。我们现在的经济状况如何？奇迹在哪里？我不认为有什么奇迹。
如果你仔细查看所有档案，你会知道从1976年到2000年，大约四分之一世纪，直至2000年，这个国家仍处于破产的边缘，有四家银行几乎破产、国有企业整体上是没有利润、乡村地区已破产，这是发生在2000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如何走出这个局面，以及出现巨大的增长？是三个字母：WTO、世贸。因为中国加入了世贸，可以用出口赚钱。但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中国经济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是很多年来累积持续的问题。在1986年时，赵紫阳容许地方的国有银行做贷款的生意，结果所有的村镇的人也去银行借钱，到1988年底，农业银行因为无法发钱给农民要破产。
记者：与现在面对的情况有点相似。
冯客：就像现在发生的情况，但不仅如此。从村、市、县到省，经济上也在自我保护，举例说，如果我是上海市长，我要买车会希望要上海生产的汽车，并不想购买广东生产的汽车，这就叫保护主义。我是想说中国并没有一个综合的国内市场，如果我在苏州生产，要花很高的成本才能把产品发到上海、杭州或兰州，但我可以把产品出口到美国、欧洲和日本，要感谢WTO。因此，这是很深层的结构问题，已经积累很多个十年，更不用说堆积如山的债务。这基本上是一个以债务运行的经济模式，用花钱来制造增长的假象，我觉得中国人或许要思考这是否是一个真正成功的体制，我只能这么说。
冯客表示，中国相信政治和经济发展可以分开处理，在六四事件后，中国透过加入世贸，经济与国际接轨，成功走出当时的经济困局，但中国一直相信其行之有效的制度，而并没有解决经济最根本的问题。
历史学者冯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