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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时代城管更凶! 下场挺悲惨

—毛时代“城管” 下场挺悲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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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时代如有农民与城管在街头的抗战便是“反革命罪”,相当于今天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

我老家在重庆龙潭古镇,那地方是川黔湘鄂交界之地,沈从文《边城》中“下龙潭赶场”,写的就是这。古镇很大很古老,当年红军把周边地界占完了,但就是没能攻进过龙潭;抗战时,沿海大批富绅迁居于此,国民党中央银行也特设办事处,龙潭盛况空前,又有“小南京”之称。

龙潭出过两位革命家,一位是李鹏的娘舅赵世炎,他家是大地主,至今有说龙潭就是赵王二姓两大家族的,且赵家势力更大。赵世炎年少北上读书,再没回来过,北伐时,他已是共党上海武装起义副总指挥,总指挥是周恩来,官虽大一级,但却是经由赵世炎介绍加入共产党的。1927年国共“四一二”内讧时,赵世炎被得势的国民党杀掉;另一位则是北平地下党领袖刘仁,北平和平“解放”,刘仁居功至伟,作为后来市委书记彭真的助手,刘仁在文革中被活活整死。

龙潭一马平川,沃野百里,水旱从人,五谷丰登,但六十年代初的那场人道灾难,却在此饿死不少人,听我外婆说,那些农村人歪歪倒倒走在街上,一轱辘摔下去,就起不来了,死的人不少。到了1975年春,我正在上小学三年级,有一天,一位经常戴红袖套在街上做“城管”的黄大伯,来我们学校做忆苦思甜报告,他一上台就大骂:狗日的地主阶级,坏得很啊,每天他们鸡呀鸭啊弄他妈一桌子,他们吃多少嘛?吃手指甲那点,其它哪个吃了嘛,还不是我们吃了!结果台下一片哄笑。接着他又顾自叹息,唉——要说苦,还是苦不过六一二年……

在龙潭骂狗日的地主阶级,几乎就是骂赵世炎他爹,也就是骂李鹏的外公,现在看来,骂谁并不重要了,甚至那笑料百出的忆苦思甜也少有人提及,倒是根正苗红的黄大伯让人记忆深刻,他应该算是红色中国的第一代城管人员吧?那时正是政治挂帅的年代,城市里人主要靠票证过日子,我对门的冉篾匠就时不时会说几句“怪话”:毛主席他老人家好得很啊,知道我们缺糖了,就赶紧给我们发张糖票;知道我们缺盐了,就赶紧给我们弄来盐票……冉篾匠为此被村上批斗过好几次,他老婆熬不过担惊受怕的日子,跟他离婚跑了。邓小平时代时,他老婆在儿女撮合下想回来与冉篾匠复婚,又有过去被流放的“黑五类”回来找他要房子,内心刚烈,走投无路的他,用烈酒下农药,在一个初春的清晨痛饮长辞,这是后话。

镇上人的日子过得还算凑和,到了农村,那简直就是水深火热、饥寒交迫,农村种的粮食,大部份要上缴皇粮,留给农民的少之又少;农民杀头过年猪,一半要无尝交给国家,这是绝无条件可谈的,私宰就等同犯罪;更为恶劣的是,到镇上卖鸡蛋、茶叶或毛烟之类,那也是不行的,毛强调的是“三面红旗”,狠斗私心一闪念,只要有农民悄悄进行这类交易时,碰上戴红袖套的黄大伯就是他们的灾难,轻则没收,重者按“投机倒靶罪”判刑。

那时人们常听到的喝斥的口令是“只许规规举举,不许乱说乱动”,农民想反抗,就等同于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们家住在乡镇结合部,每到春季,农民家的粮差不多就吃完了,几乎那个季节里,每天都有家庭主妇蹲在路边痛哭,我那时只要拿起一块锅巴在房前屋后走一圈,就会有一大群农村孩子搌在我屁股后面,我就成了他们的儿童团长,许多大我好几岁的娃儿,都对我服服帖帖,百衣百顺。由此可以想像,戴红袖套的黄大伯有多牛逼了,他往街上一走,就是爷,凭几句结结巴巴的毛主席语录,就可以管好一两条街,没有那个农民敢不听他的铛铛。当下农民与城管在街头的抗战,那时绝不可能发生,如有,那一定是“反革命罪”,这是什么罪呢?就是相当于今天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谁敢找死??

无论是“投机倒靶罪”或者“反革命罪”,革命虽然狠毒无情,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虽然凶猛凌厉,但农民为了活命,有时也会以“身试法的”。平时黄大伯能管住街上的资本主义歪风,但到了五天一次的赶场,他虽然有扩音器镇威,毛主席语录开路,但熙熙攘攘的人流里,到处都是趁机犯案的农民,那时,虽然这位忠于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老头儿嘶声竭力,东抢西砸,那也管不住满街“资本主义复辟风潮”的了。

面对纷繁复杂的阶级斗争新形势,岂可让万恶肮脏的资本主义行为到处跑冒滴漏?!镇市管会由此组织红卫兵和街道大妈们上街联合执法,那阵势不是吹的,东风吹,战鼓擂,只有35年后,薄熙来在重庆重唱红歌时,你才看得到情景再现。我们那条街的红卫兵头儿叫龙蛋,他爸是县公安局的,母亲是龙潭纺织厂的干部,根正苗红,自然成了市管会街头执法的带头大哥,我那时八九岁,根本不够“执法人员”的标准,但因为在村与村之间文攻武卫——打泥巴仗时勇敢生猛,所以他常常把我带到身边当跟班,我几乎每次赶场都能目睹他们对农民打砸抢的“革命”形为。

龙蛋一到赶场天,9点就会把一大群兔崽子们召聚起来,每人发一个红袖套,先背毛主席语录,要斗私批修,然后由市管会工作人员宣讲革命斗争真理,并狠狠叮嘱大家伙下要手狠,抢要快,敢反抗者,群殴之。鸡蛋、茶叶、桐油、烟草……那是要统统没收的,然后交给市管会,许多家庭晚上点桐油灯用的灯草芯,也不准买卖,那东西太酥脆,一扯就断成几节甚至几十节。现在回忆起来,每次赶场执法,差不多就相当于“黄世仁抢喜儿”那么悲惨,农民巴掌大的自留地就出产那么点东西,你要没收,要抢,差不多就弄掉他们一两个月甚至是大半年的生计,呼天号地,跪地求饶,老泪纵横,那也是感动不了这群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小将的,稍有反抗,龙蛋就会加大执法力度,连能卖的蔬菜也给你用脚革命掉,那阵仗比起现在的城管,战斗力更强,意志更坚,因为有强大无比的无产阶级专政做后盾,几乎是无坚不摧的。

那时黄大伯就是我们这里的偶像、明星,每次没收了农民买卖的农产品,龙蛋就迫不急待地赶往市管会,与他胜利会师,接受他的夸赞,有时黄大伯也会拿出一两颗糖作奖励,由龙蛋咬碎后分给大家吃,粘粘乎乎的甜透了心。后来我在语文课里读到“资产阶级糖衣炮弹”、“黄鼠狼给鸡拜年”这些爱憎分明的句子时,就会下意识地想,哟,这好像是在形容我们自己呢?!

1975年翻过坎后,中国社会从完全封闭状态中走了出来,几年后就迈入到“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时代,农民在市场上的买卖几乎完全自由了,我家周边的农民都逐渐盖起了新房。又过了些年,商品经济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农民开始离开土地进城务工,摆零摊成为城市游动的便民景观,但从政治挂帅到GDP崇拜,体制的根基是没有变的,那些流动的小摊贩很快就成为市长们面子工程上挂不住的污点,城管部队应运而生了,那差不多就是毛泽东时代市管会的死灰复燃。

黄大伯离开毛时代后,精神顿挫,日渐老去,在邓时代的一个早晨窘困、孤独而逝。

龙蛋的生活也不如意,离了婚,患了智障性精神病,见人爱傻笑,疯起来砸东西的样子,简直就是当初在街头专政农民的翻版。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作者博客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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