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我在呼和浩特第五中学读书时，政治老师叫郑辉豪，郑老师广东人，越南华侨，不知何种原因，他竟然辗转来到了内蒙古。
郑老师讲课，就像电台的播音员，每次上课，教案已经写好了，照本宣科地给我们大声诵读。更让我这个孩子难以理解的是，他讲的所有政治题都有标准答案，他把答案抄在黑板上，让我们死记硬背，只要答错一个字都不算对。
在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那几年，我们政治课上背的内容是：“低标准，瓜菜代，安排好粮食，办好公共食堂。”
在解散食堂，“中央关于人民公社60条”的那段日子，我们政治课上背的内容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多劳多得、60年不变。”
在“四清”的岁月，我们政治课上背的内容是：“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
郑老师在课堂上大力宣扬“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歌颂“农业生产大跃进”“农村水利大发展”“大炼钢铁”“除四害”，还对我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忆苦思甜教育。依稀记得，每人还发过一本《九评苏共》的书，还有徐寅生写的“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打乒乓球”的小册子。那时的政治教科书几乎成了时事宣传手册，我们在郑老师的训导下，每天拼命地背呀背。
郑老师的政治课上的非常拘谨。许多同学曾经私下问他：食堂都解散了，大炼钢铁都失败了，农村都三自一包了，还宣扬三面红旗干啥？
郑老师说：“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正确的，是执行的人做错了。”我那时想：如果真是那样，那这个理论也实在太难把握了！
郑老师绝不容许学生在课堂上，对这些问题进行探讨和质疑。在上课时，只要同学们说的和课本上稍有差池，就会遭到他的严厉斥责。郑老师说：“革命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不容许质疑的，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真理，必将传之于万世。”
没有了对知识的深信，顿时让同学们失去了探究与解惑的快乐。我们也感到了郑老师处境的尴尬——人人都说政治课很重要，实际上，无论是学校、老师还是学生，谁也没把政治课当回事，谁也没把课本里的理论当回事。中学政治课，对老师来说，只是一个饭碗；对学生来说，也仅仅是为考试而学它。
郑老师曾经告诉我们，美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债台高筑。他们借的外债200年也还不清。世界上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国家，只有中国。美国工人阶级每天晚上饿着肚子上床。美国隔几年就会发生一次经济危机，经济危机来了，劳动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为此，他还给我们讲过一个小故事，是用来控诉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一段母子之间的对话：
在一个寒冷的冬季，北风呼啸着，一个穿着单衣的小女孩蜷缩在屋子的角落里，问妈妈：“天这么冷，我们为什么不烧煤取暖呢？”妈妈回答说：“我们没有煤。”小孩又问：“我们为什么没有煤？”妈妈回答说：“因为你爸爸失业了，我们没钱买煤。”小孩又问：“爸爸为什么失业了？”妈妈回答说：“因为煤太多了！”
郑老师还告诉我们，美国是世界上最凶恶的帝国主义国家。密西西比河是北美洲第一大河，在密西西比平原上，由于滥伐森林和胡乱开垦草原，水土流失非常严重，密西西比河终年携带大量泥沙，造成河床增高，常常泛滥成灾。美国矿产、水力和森林资源比较丰富，但垄断资本集团为了追求利润，对矿产资源进行掠夺性的开采，他们只拣投资最小，利润最大的矿床开采，一旦感到利润小就将矿井废弃。美国本来有茂密的森林，但由于资本家的滥砍乱伐，森林面积减少一半。美国工业分布非常畸形，有3/4的工业生产及9/10的机器制造工业和钢铁工业集中在东北部的大西洋沿岸和五大湖地区。美国的钢铁工业是为军事工业服务的，产量极不稳定。美国南部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区，土地大多集中在资本家手中，耕作技术相当落后，仅在棉花产区建立了一点纺织工业。
与此同时，在密西西比河畔，农场主们正把一桶桶的牛奶倒入河中，把一车车的大肥猪赶进河中。仅1933年一年，就有640万头猪被活活扔到河里淹死，有5万多亩棉花被点火烧光。同样，在英国、在法国、在丹麦、在荷兰，整箱的桔子，整船的鱼，整袋的咖啡豆被倒进大海，无数的奶牛、小羊被杀死……
由于天天受到这样的革命教育，久而久之，我便成了董存瑞、杨子荣、黄继光、杨根思们的忠实粉丝。随之便渴望成为一位解放军的突击队长，去解放美国、解放全人类。甚至渴望能像苏联红军战士康塔里亚和叶戈罗夫把红旗插上德国国会大厦屋顶一样，亲手将五星红旗插上白宫的屋顶……然后脱下军装参加“土改工作队”，帮助美国贫下中农打土豪斗地主分田地。再下来便找一位美丽的美国姑娘结成革命夫妻，生一大串金发碧眼黄皮肤、象征中美人民革命友谊的崽女，来个“革命、爱情、孩子三手抓，三手硬！”
那时，“解放全人类”是我们最崇高的理想。我们天天设想：在最后消灭剥削制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战友们饮马顿河，驰骋欧罗巴，抽古巴的烤烟，喝非洲的清泉，最后随大部队一起登陆北美，攻克华盛顿，占领白宫，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勇士的墓前向战友们告别：“安息吧，亲爱的朋友们，战后重建重任有我们来承担，共产主义的大厦有我们来创建！”
我一直对政治教材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说法深信不移，三中全会后，才知道我们现在还处在初级阶段，对我是个很大的打击。不过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不用我们去解放了，我一时感到了轻松。后来我又去了一趟台湾，知道台湾人民现在也不在水深火热之中了，感到更加欣慰。只是下了很大辛苦学的英语不怎么用得上，解放美国人民，看来今生无望了。
以前总说“万恶的资本家宁愿肯把牛奶倒掉也不给穷人喝”，现在发现我们被忽悠了……。进入2015年后，许多奶牛养殖户发现，虽然牛奶的收购价格已经跌破成本线，但上门收购牛奶的客户越来越少，最后不得不倒掉辛苦得来的牛奶——这种现象的官方解释是供应过剩。
就在不久前，各地农民的菜烂在地里卖不出去，气愤地用拖拉机碾碎，还有的农民因此而自杀。而我们却因买不起超市昂贵的蔬菜而发愁，我愈发迷惑了。
现在我想把上面那个故事稍微修改动一下：在一个寒冷的冬季，一个小孩问爸爸：“路这么远，我们为什么不驾车上学呢？”爸爸回答说：“我们没有油。”小孩又问：“我们为什么没有油？”爸爸回答说：“因为通货膨胀，我们没钱买油。”小孩又问：“为什么会通货膨胀？”爸爸回答说：“因为我们国家买了太多的油！”
据说，郑老师曾经发现政治教材里有前后矛盾的地方，他带着教科书和介绍信到了教育部，想找负责教材编写的有关部门谈谈，但在传达室门口就被拦住了。他告诉对方：“教科书很重要，但上面写错了。”对方则回应：“你说错就错啦？！”
他没能进去，只能退而求其次，想在教育部门口留张影。但他刚掏出相机，还没摆好姿势，便被门卫喝止：“去去去，这里不准照相！”他只好绕到后门照了张相，然后略带失望地踏上了归途。
学弟李克信数年前在《北方新报》著文怀念郑老师，郑老师曾经是他的班主任。他说，文革初起，郑老师被打成“特务”“汉奸”，受尽摧残。批斗时，头发被剃成鸳鸯头，满脸涂满油彩。五中的红卫兵小将用皮带的铜头抽他，他满脸血污，衣服也被打的丝丝缕缕。
直到1968年，华侨受到保护，郑老师才免受冲击。然而他的腰椎受伤，行动不便，后来不到七旬就离不开轮椅了。
郑老师现在在哪里？不得而知。一想到他终生笃信马列主义，为无产阶级的教育事业披肝沥胆，到最后竟然落得如此下场，我就唏嘘不已。
2014-0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