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到《冀朝铸回忆录》，对该书的真实性不敢相信。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与他的父亲曾是邻居，对其家庭情况略知一二。再加上他有“红墙翻译第一人”的头衔，估计即使有此觉悟，也无此胆量。
冀朝铸的父亲叫冀贡泉，1882年生于山西汾阳的农村教师家庭。他18岁考中秀才，22岁考入山西大学堂，第二年又在全省官费留学考试中名列第一，入明治大学专攻法律。
辛亥革命以后，冀贡泉回到国内，出任北洋政府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主事，与鲁迅有同事之谊。鲁在日记中多次提到他们的交往，给我印象较深的是，有一年冀从山西返京，给鲁带来一瓶汾酒。另外我还记得，大约是50年代中后期吧，许广平和邓初民来山西视察，还到省政协拜访过他。我听到这个消息后，在传达室等了很长时间，才有幸一睹“小白象”的芳容。当时觉得她像个男人，而邓却像个女人。
1913年冀贡泉回到太原，先后担任山西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山西司法厅长、山西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等职务。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他以父病为名辞职返乡。那年秋天，他又带领全家从老家逃到汉口。
汪向同在《我的丈夫冀朝铸》一书中，对当年的情况有所披露。她说，日军占领山西汾阳以后，曾专程去冀贡泉家行了三鞠躬礼。他们说：“我们知道冀贡泉是高材生，我们是来向他致敬的”。不过冀贡泉对胡适说：“我从汾阳出走，系怕敌人绑票”。
到达武汉以后，蒋介石请冀贡泉出任国民政府司法部副部长，他未就任。不久，他们一家人乘水上飞机逃往重庆。这在难民云集的武汉，是多么奢侈的事情！
这时候冀贡泉的大儿子冀朝鼎刚从美国回来，据说是为了参加抗战。此人早年考入清华学堂，上世纪20年代初赴美国留学，获博士学位。大概是因为他早年加入美国共产党，又娶了个美国太太吧，所以周恩来决定派他们全家前往美国，继续从事国际统战工作。
到了美国以后，冀贡泉的生计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为此，他向中国驻美大使胡适求助，一是希望胡大使请些有钱人开个茶会，把他老婆的指画“按半价归公、半价归私”的方式卖出去，这样既可以供给孩子们的衣食，又可以尽一点“对祖国的义务”；二是请胡适留意一下，看看有没有适合他的工作。此外，他说自己读了胡氏《四十自述》以后，因为“受到很大的感化”，也写过一个自传，想请胡适作序。
1940年，冀贡泉出任纽约《华侨日报》总编辑，总算有了一份工作。这是一张中文报纸，它的前身是中共在华侨中进行宣传的一份小型周刊——纽约《先锋报》。1938年初，因为抗日战争的爆发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吴玉章奉命把巴黎的《救国时报》迁至美国，并与《先锋报》合并，改名为《救国日报》。1940年，《救国日报》经过扩充改组，又改名为《华侨日报》。
该报除冀贡泉之外，还有社长唐明照、副刊主笔梅参天、会计流通部负责人张希先（唐的妻子）等人，他们都是中共党员。据说唐明照女儿唐闻生的名字就是冀贡泉起的，可见他们的关系非常密切。
在冀贡泉的主持下，《华侨日报》开辟专栏，聘请法律顾问，运用消息、社评、专论等形式，不断编发《新华日报》、《解放日报》以及美国共产党所属《工人日报》、《工人周刊》和《亚美杂志》的文章，其中有朱毛诗词、皖南事变的真相、斯诺等人的通讯、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和苏联的情况。
据说自从冀贡泉担任主编以后，订户由原来的500左右增加到900多户。与此同时，该报还配合华侨青年救国团、抗日救国后援会等组织，利用训练班、合唱队和集会游行等活动，令“华侨青年趋之若鹜”，也使“三民主义青年团……相形见绌”。难怪国民党在一份报告中说：“中共在美收揽青年之得手，似有显著之成效”，他们在华侨中的影响“似占优势”。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成立战时情报处，聘请冀贡泉担任纽约分处校译。从此以后，他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善。我小时候还听说，冀老在美国演过电影，却不清楚是怎么回事。读了汪向同的书以后，才知道有两部影片邀请他当群众演员。一部是扮演出卖美国飞行员的老汉奸，另一部是扮演救护美国飞行员的老医生。结果他拒绝了前者选择了后者。我想他能放下身段去当群众演员，可能与生活拮据有关。
抗战胜利后，冀贡泉回国担任北大法学院院长兼法学教授。1949年政权易手以后，他担任过中国政法大学第三部主任，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曾参与新婚姻法的起草工作和释放日本战俘的法律工作。随后他再度返回山西，担任山西省文教委员会主任、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务。
据汪女士说，冀贡泉回国之初，他的太太暂时留在美国。因为生活困难，她将自己的首饰卖掉，让那些没有见过钝金首饰的美国人大吃一惊。汪还说，1950年冀朝铸回国以后，她婆婆才带着小女儿冀青返回中国。后来我在山西省政协宿舍见过她，那奇异的发型和服饰给我一种“天外来客”的印象。
与冀朝铸相比，冀青可谓命运多舛。据说她从华侨补习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建设》杂志社工作。她好像一直是单身，文革中遭到围攻，直到1969年才经人介绍与一个矿工出身的人结了婚。不幸的是，她的女儿刚出生不久，丈夫就患癌症去世。这些遭遇，显然与她的归化有关。
大约是50年代末，冀贡泉离开太原长住北京。离开的原因，与他在反右后期替王文光说了几句公道话，有人便想以此为把柄整他有关。王文光也是汾阳人，他留美归来后，曾经应冀贡泉邀请回到山西执教，反右运动中成了山西的头号右派。冀贡泉毕竟是朝中有人，如果把这事搁在其他人头上，哪能让他说走就走呢？
文革开始以后，已经年过八旬的冀贡泉异常恐惧，他对汪向同说：“你看，这报上不知道说的是什么，我全身都感到发冷。”为了争取主动，冀朝铸请红卫兵到家里来“闹革命”。红卫兵进门后，看到墙上挂着冀朝铸给毛泽东当翻译的照片便说：“啊，原来是一个革命家庭”，转身就走了。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冀贡泉越来越感到恐惧。到了第二年夏天，他终于一病不起，与世长辞。
临终之前，因为社会极度混乱，冀贡泉无法入院治疗。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在家去世以后，因为没有死亡证明，火葬场不予火化。当时，冀朝铸被造反派打成“钢杆保皇派”，无法从外交部开出证明，最后还是他的妻子汪向同在自己的单位——中国红十字会说明情况，才勉强开出死亡证明。一个与当局合作共事多年的高级民主人士，几乎落了个死无葬身之地的命运。
2022-0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