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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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丰是资深媒体人，也是一位长期活跃在一线的时事评论员，他是知名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张3丰的世界”、"成都客"的主理人。在网络上持续进行时事评论的同时，他也在成都经营一家书店。从公共表达到公共空间，张丰始终活跃在第一线。过去一年张丰从成都搬到了纽约短住，在本期节目里我们聊了聊他在出走这一年的公共表达写作，以及张丰如何在公共写作中克服政治抑郁。
一、美国与中国的竞争必须是胜利而不是管理
近日，随着美国财政部长耶伦(Janet Yellen)访问中国，美中关系似乎有回暖的迹象。然而，无论回暖与否，两国高层近日互动频繁确实是不争的事实。
针对这一现象，外交事物(Foreign Affair)期刊在10号刊登了一篇重磅文章，批评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指出对于两国的竞争关系，美国要明确目标：美国要做的是想办法赢得这场竞争，而不是拜登政府所提的“管理”竞争。此文作者是美国前副国家安全顾问、“中国通”博明和刚刚卸任的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Mike Gallagher)。
文章封面截图
文章指出，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美国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中美关系将需要更大的摩擦，华盛顿将需要采取可能让人感觉不舒服的对抗性言论和政策。”
“这意味着要让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为其制造全球混乱的政策付出代价。这意味着坦率地谈论中国损害美国利益的方式。这意味着迅速提高美国的国防能力，以取得对北京明确无误的军力优势。这意味着切断中国获取西方技术的渠道，挫败习近平将国家财富转化为军事力量的努力。这意味着只有在华盛顿和北京都认为美国实力强大的情况下，才能与北京展开密集外交。”
作者首先赞扬了拜登早期的对华政策，比如半导体出口控制、拉近盟友关系和AUKUS协议等等。然而，在俄乌战争之后这一切就变了。中国虽然没有直接向俄国出口武器，在实际上提供了资金到物质的支持。此外，中国还支持朝鲜和伊朗。作者表示，谴责并制裁中国已经时机成熟，然而拜登却做出了相反的做法，不仅无动于衷反而还缓和美中关系。作者认为，“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即同时抵制俄国、安抚伊朗、遏制朝鲜，以及对中国即竞争又接触，是彻底支离破碎的(manifestly incoherent)”。原因就在于中国支持俄罗斯、伊朗、朝鲜以及哈马斯，利用这些地区热点问题给美国和世界制造麻烦，因此拜登的政策完全是相互冲突的。
人民日报“拜习会”截图
不过作者、拜登政府甚至 中共当局都承认当今的国际社会是混乱的(chaos)。作者认为当下的时刻和上个世纪70年代有着相似之处。“苏联在世界各地破坏美国的利益，默许其盟友埃及1973年对以色列突然袭击；援助安哥拉、葡萄牙和越南的共产党人；迅速扩充核武库，并在常规军事领域投入巨资。”作者认为这都是因为当时的前总统尼克松、福特以及前国务卿基辛格等人造成。他们是对苏政策“缓和关系”(détente)的始作俑者。最终，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苏联入侵阿富汗，在前总统卡特任上寿终正寝。之后，在里根总统任上，美国才决定要打赢冷战而不仅仅是管理。
之后，作者提出了一些列解决方案，比如推倒中国的防火墙，重新武装美国军队和进一步制裁中国等等。
然而，作者指出最关键的问题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最终目标到底是什么？“当今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奇特之处在于‘房间里的大象’——华盛顿希望在与北京的竞争中实现的最终目标——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话题，以至于历届政府来来去去，却从未就如何结束竞争提出一个明确的目标。拜登政府将管理竞争作为目标，但这不是目标而是方法，而且是适得其反的方法。华盛顿允许其对华政策的目标成为过程：接触，本应成为美国推进其利益的工具本身却成为了核心目标。”
最后作者表示，“最好的策略在里根时代得到了最终的结果，那就是让苏联人相信他们正在走向失败。”作者指出要想结束当今世界的混乱，“华盛顿应设法削弱中共帝国主义的力量，并努力寻找一位行为不那么像无情敌人的 中共领导人。这并不意味着强行更换政权、颠覆或战争。但正如 中共领导人常说的那样，这确实意味着实事求是，以及理解对于倡导自由价值观并因此对其统治构成根本威胁的大国，中国共产党无意与之无限期共存。”
二、中俄问题专家陈寒士：中俄邪恶联盟已经形成而且并不存在”基辛格“策略
俄国和中国问题专家陈寒士(ALEXANDER GABUEV)9号在外交事物期刊撰文，指中俄的邪恶联盟已经形成，并不存在俄国版本的“基辛格”，即类似1970年代中美建交来“离间中国和苏联”。他明确指出西方任何想要拉拢俄国制衡中国的想法都行不通。
编者注：作者陈寒士，俄罗斯人，俄语名为加布耶夫，现任柏林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主任，曾是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新闻周刊之一《生意人报》的副主编，并担任过中国复旦大学的访问学者，他能说流利中文，英文和德文，是研究俄国外交政策的权威，在2022年俄乌战争之后离开了莫斯科旅居德国柏林。
文章封面截图
陈寒士指出，西方国家想当然的认为中俄两国之间的新兴伙伴关系不会持久。然而，他指出客观现实是俄乌战争之后中俄两国则显著拉近了关系，“中国和俄罗斯比20世纪50年代以来任何时候都更为坚定的站在一起”。然而，他表示可悲的是西方世界并没有改变看法。
他表示，“习近平和普京有意识的努力推动了这一方向的调整，但这也是西方与这两个国家之间日益加深的分裂的副产品。西方官员不能希望这一轴心消失，不能徒劳地希望克里姆林宫屈服于中南海，也不能徒劳地试图在两个大国之间打入楔子。相反，西方应做好长期同时与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对抗的准备。”
在俄乌战争中，“尽管北京最初采取谨慎态度，但大多数现有数据表明，自入侵以来的两年里，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关系正在发展得更加牢固。2022年，双边贸易增长36%，达到1900亿美元。2023年，这一数字增长到2400亿美元，超过了11月的2000亿美元大关，这是习近平和普京最初计划在2025年实现的目标。”
这种亲密关系还体现在军事和外交上。“即使在俄罗斯的侵略战争中，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增加了与俄罗斯军队进行联合活动的次数”，并且两国外交互访关系也在增加，原来往往只有两国最高领导人普京和习近平接触频繁，现在“两国总统特别鼓励两国高级官员共同努力并相互了解”。甚至，由于受到西方制裁，“俄罗斯精英及其子女开始学习普通话，这在俄罗斯历史上尚属首次。”而民意调查也显示，“截至2023年底，85%的俄罗斯人对中国持积极态度，而只有6%的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
习近平授予普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友谊勋章”
虽然莫斯科一直存在警惕的声音，“全球秩序的分裂可能导致中国成为其邻国的霸主和欧亚大陆最强大的国家，而俄罗斯则在未来许多年里扮演着顺从附庸的角色。”然而，“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彻底破坏了这种不稳定的平衡。只有将俄罗斯的经济、人才和军事技术融入中国主导的以欧亚大陆为地理中心的秩序，才是俄罗斯能维持与西方对抗的唯一途径。”
作者表示，“俄罗斯现在正将自己锁定在中国的附庸之中”，然而“只要普京需要中国的支持来打他在乌克兰的战争，克里姆林宫就没有太多选择。”因此，作者认为无论俄罗斯多么担心自己成为中国的附庸，俄罗斯都无法选择。而且，俄国和朝鲜相比，朝鲜虽然完全依赖中国但是仍然有自己政策回旋的余地，而俄国则比朝鲜强大的多。因此，“无论它多么需要中国的支持，它都不会简单地成为中国的安静听话的仆人。”
另一方面，长期来看，美国无论哪个政党上台，都会选择和中国对抗，因此中国也需要俄罗斯的战略支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像俄罗斯那样为中国带来如此多的利益，尤其是现在。”
“莫斯科和北京可能永远不会签署正式联盟，但未来几年两国关系的演变将日益影响世界并挑战西方。”因此，作者表示基于两国彼此需要，所以西方想要离间中俄，搞一个俄国版本的“基辛格”策略是完全不可能的。
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这一想法，“与较弱的伙伴俄罗斯接触”制衡中国。然而，作者认为这无济于事。“尽管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冷战期间通过向北京提出与美国关系正常化来讨好共产主义中国，但美国官员目前无法向莫斯科或北京提供此类协议。任何将他们分开的希望都只是一厢情愿。”
因此，作者呼吁西方世界正视中俄结盟的现实。“如果中俄之间的竞争将持续下去，西方领导人就必须制定一项长期战略，考虑到同时与中国和俄罗斯竞争所带来的各种影响，从而帮助维护和平。”
三、“摘下面具，障碍依然存在”——驻华外国记者协会2023年媒体自由报告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在8号发布了最新一期的在华国际媒体年度自由报告，指出2023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尽管中国结束了严厉的“清零”政策并且报道环境有所改善，但困难依然存在。
报告封面
该机构调查发现，81%的会员表示，“与疫情时期相比，2023年的报道环境有所改善。然而，开放也意味着更多的记者要面对对实地独立报道的强硬阻挠，这种情况在疫情发生前就已经长期存在。”
报告主要发现：
没有任何受访者表示报道条件好过疫情前的水平
几乎所有受访者（99%）都表示，中国的报道条件很少或从未达到过国际报道的标准。
五分之四（81%）的受访者表示，他们遇到过干扰、骚扰或暴力。
54%的受访者至少有一次受到警察或其他官员的阻挠（2022年：56%），45%的受访者至少有一次受到不明身份者的阻挠（2022年：36%）。
大多数受访者有理由相信当局可能或肯定泄露了他们的微信（81%）、手机（72%），和/或在他们的办公室或家中放置了录音窃听器（55%）。
近三分之一（32%）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分社人手不足，因为无法引进所需的新记者。
82%的受访者称，他们的采访遭到了消息来源的拒绝，这些消息来源称他们不允许接受外国媒体采访或需要事先获得许可。
超过三分之一（37%）的受访者表示，由于官方压力，已经确认的报道行程或采访在最后一刻被取消（2022年：31%）。
49%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中国同事至少有一次受到压力、骚扰或恐吓（2022年：45%；2021年：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