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看了这个德国一台的视频（报道），说它那个里边儿的那个成分是从抽油烟机里头找出来的。这不是开玩笑嘛。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他们那种无能为力也好，怎么样也好，我觉得他们是被中共渗透了。国际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杨扬，这是连续第二届任期了，”杨伟东说。
这位在德国的反兴奋剂人士指出：“安插在国际奥委会单项的那些副主席也好，国际奥委会委员也好，还有什么运动员委员会的委员也好，这些人最后的作用就是，比如说一个孩子，虚报年龄，或者吃兴奋剂被抓住，他去做这些铲屎的工作嘛。”
薛荫娴：把兴奋剂当特殊营养药
目前与长子杨伟东同在德国的薛荫娴医生今年86岁，1960年代中期至1998年曾任中国体育运动医生，做过中国国家篮球队、排球队、田径队、体操队等专项运动队的队医。
她告诉美国之音，中国运动员服用违禁药物是普遍现象，这一问题由来已久。
薛荫娴说：“1978年10月21号，国家体委副主任陈先向队医宣布，说外国运动员能吃兴奋剂，我们为什么不能吃兴奋剂？就开始在国家队内部使用，吃（兴奋剂）。到1982年12月，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委托国家队向全国发布，消除运动疲劳吃兴奋剂是必要的。就是要大家吃兴奋剂。向全国宣布所有运动队，地方运动队，包括小孩，连体校的小孩，都得吃兴奋剂。李富荣（前中国乒乓球队主力之一）把兴奋剂叫做特殊营养药。都能吃兴奋剂。而且，在运动训练中使用兴奋剂就叫科学训练。陈章豪（前中国奥运代表团首席队医）提出来，冠军的早点就是兴奋剂，就是激素。早点都吃，大家都一直吃。田径队，那些冠军，想得冠军，早点就吃兴奋剂啊。这是普遍的情况。提出兴奋剂就是营养药，完全是对人体的摧害。”
薛荫娴在任职中国国家队队医期间就反对使用兴奋剂和激素等违禁药物，并揭露中国体坛禁药丑闻，因此全家长年受打压迫害。年近八旬时，她跟儿子、儿媳逃离中国，到达德国。
薛医生当年的工作日志中记录了原中国体操运动员李宁因注射激素而感到身体不适和训练乏力的情况。
薛荫娴医生1988年2月在工作日志中记录了体操队员李宁自述身体不适的情况（杨伟东提供图片）
薛荫娴指出，23名游泳运动员药检阳性被包庇掩盖在中国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她说：“在中国1990年的亚运会得冠军的差不多都是兴奋剂阳性。国家检测中心、兴奋剂检测中心成为保护伞。就是根本不报。在中国比赛中，检查机关根本不报的，体委有个规定，你要说出来某某人检查是阳性了，你就是卖国，反党，卖国，就给你扣上这个帽子。”
1984年，薛荫娴医生与儿子杨伟东在中国国家游泳队游泳馆门前（杨伟东提供图片）
中国体坛曾有“用药三原则”共识
早在2014年，香港大公网体育特约评论员杨华在中国游泳选手孙杨爆出禁药门之后发表题为“全世界为何都不欢迎中国游泳队”的评论文章，承认至少在1980和90年代，体育总局的确鼓励过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归纳出有用、无害、查不出来的“用药三原则”。
这个“用药三原则”也出现在已故的中国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的回忆录中。书中写到：“当时有个共识，成绩不行就服兴奋剂，服用兴奋剂的三个原则‘有用，无害，查不出来’。”伍绍祖还回忆指出，“不是反兴奋剂而是利用兴奋剂，只不过提醒别用那些对身体有害的，用那些查不出来的。国家体委内部甚至有干部私下参与贩卖研究所的兴奋剂。”这位军人出身的体育运动主管在其任内曾明令严禁使用兴奋剂。
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代初期爆红一时的辽宁长跑女队“马家军”被揭出使用禁药和虐待丑闻，该队运动员自1991年起被迫注射大量兴奋剂与男性荷尔蒙，多位运动员的肝脏功能出现异常。揭露此事的《马家军调查》一书中关于使用禁药的章节曾遭出版社删除。
中国游泳界被指存在黑历史
中国矿业大学新闻网2016年8月登载署名况昕然的文章指出，“中国游泳界确实存在黑历史。1986年，东德游泳教练克劳斯被请来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训练体系与兴奋剂。在中国的举国体制下，中国运动员开始了服用兴奋剂的风潮。”
1994年罗马世界游泳锦标赛，中国队的女选手钟帷月尿检呈阳性，成为遭到国际泳联禁赛的首名中国游泳运动员。她是中国著名的萨斯（SARS）和新冠肺炎防治的领军人物钟南山院士的女儿。
大公网评论员杨华的文章称，“中国体育所有的运动队里，游泳队是名声最差、劣迹最多的，根本没有公信力和话语权可言……。仅仅90年代，中国就有将近50名游泳选手被查出服用兴奋剂，1994年广岛亚运会7名中国游泳选手注射合成类固醇，外媒称作‘体育史上最龌龊的造假’，1998年世锦赛中国选手袁媛非法携带13瓶生长激素，被澳大利亚警察抓获。”
伦敦奥运会400米自由泳金牌得主孙杨2014年5月被验出服用兴奋剂曲美他嗪（与23名中国游泳队员检测呈阳性的同类药物），遭判罚禁赛，后来发生损毁样本容器事件，恢复参赛后遭到西方运动员嘲讽抵制。
尽管如此，2021年9月24日，中国国家游泳队被评为“全国体育系统先进集体”。2024年1月13日，该队被评为“微博年度影响力体育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