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裴敏欣的研究，过去几年西方主流媒体花了很大的篇幅来报道中共的高科技监控，但他认为共产党主要不是靠技术，而是靠组织。
裴敏欣表示，中共走的就是人民战争、枫桥经验。高科技的监控有许许多多的限制。信息员是中共线人体系里面档次最低的一等，比较高级的线人就是特勤。
他说，现在的出租车司机、快递员、清洁工、摊贩、楼长，还有物业管理员、停车场收费员，很多都是信息员和特勤。他们能与许多人接触，近距离观察到很多动静。
不过根据中共公安单位的内部文件，组织监控的有效程度年年递减，这与人们社会意识的变化以及党、政组织机构的权力和权威的削弱直接有关。因此国安越来越依赖技术监控和特情监控。
曾经从事国安工作的美国律师高光俊撰文表示，八十年代前80%的己破案子依靠的是群众路线，因为那时中共尚未开放，中共个基层部门形成一个严密的网络，几乎所有陌生的人、不寻常的线索都会通过这张网反映到公安局。随着共产主义“美丽光环”的逐渐消失，群众路线这个法宝不灵了，没人有兴趣为公安机关反映情况，公安越来越依赖技术侦察和特情侦察。
沈明室对记者表示，中共鼓励举报，或在社会推广全民抓间谍，可以产生一些吓阻作用，只要有陌生人来，或者陌生的外国人进来，每个人都用异样眼光看你，如果做出一些不寻常举动的话，可能就举报了。
“这对那些比较初级的间谍才有效。”他说，“但这种引鸩止渴方式，深层影响是整个社会的不信任感升高，文革那种儿子举报父母，同学举报老师的情况就会发生，就变成没办法信任你身边的人，整个社会产生不信任感。”
王军涛表示，世界各国间谍活动实际上比较规范，因为间谍活动是高度专业的，只能在一个特定的领域，达到特定的目标，不能滥用。但中共更多的像黑社会，它会滥用这些保密，包括践踏一些专业规则。
国安扩权暴露中共是列宁主义秘密组织
中共国安部一般被认为类似美国的FBI的国内安全机构，20世纪80年代的国安人员大多数是警察，国安系统也强烈偏好在中国境内对目标进行攻击。但自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来，国安部已经整体扩权。
今年4月份陈一新《求是》发文说，所谓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就是既加强政治、经济、军事、国土等传统安全，又防控好生物、数据、人工智能等非传统安全风险，防止“黑天鹅”“灰犀牛”事件发生，“统筹运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司法、教育、科技等各种手段。”
文章透漏，自2015年以来，中共以国家安全法为“统领”，相继出台了国家情报法、反恐法、网络安全法、生物安全法、数据安全法、反外国制裁法等20余部国安立法，制定修订110余部含有国安条款的法律法规。
在4月29日在《学习时报》发表的文章中，陈一新解释总体”一词的含义是，“全体系构建”“全领域防控”“全方位统筹”“全手段运用”和“全社会动员”。他还特别强调了“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斗争”的五反运动。
文章还提到，国际发展格局合作转向竞争，国际安全格局稳定转向震荡，“由稳变乱”“由乱变危”的风险加大，非传统安全的隐患愈发多元，遭遇“黑天鹅”“灰犀牛”事件的概率愈发增大。
2024年3月4日，中共两会期间，武警在外面执勤。(美联社/Ng Han Guan/加通社)
中共本来是一个列宁主义秘密组织，是在秘密的颠覆正常社会中发展出来的，间谍活动作为中共官僚体系的一个常规组成部分，本来就存在于各个机构中，中共内部从宣传到国际联络，都使用了一系列间谍技术。而所谓的“总体国家安全”只不过把以前隐藏的东西表面化。
从微信号发文来看，国安部涉足了外交、外贸、科技、金融等几乎所有重要领域：从间谍偷水稻种子、大学生翻墙加入反华政党，到中英双语发文促美英停止网络攻击中共等等。
沈明室表示，国安部以前应该是在国内维持政权的稳定，但是现在它也开始往外走，可以看出现在习近平透过国安委指挥国安部，不论是内部或外部的问题，国安部以国家安全理由，管辖范围越来越广，有点凌驾到各个部委之上。以国安部为主导去监督或整合外交部、对外经贸部或海外国企的一些作为，强化各种反情报作为。
沈明室说，中共所有的渗透或窃取机密或派遣间谍人员，不单单只是在外交、军事跟国防，各个领域都有，尤其是商业间谍或金融间谍。另外它派到国外去的新华社记者或武官，或国营企业的人，如果当党有情报和渗透需求的话，也会交代给这些人。只不过现在看起来好像习近平更加依赖国安部，就变成由国安部来主导、来发布这样的任务。让大家感觉国安部越来越不隐蔽了，然后越来越高调。
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去年对美国尽职调查公司的搜查，中共出动了国安部而不是本应该执行任务的市场监督部门。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资料照。（林乐予/记者）
王军涛表示，从去年12月习近平就开始让安全部进入金融工作会议，2021年开始动用公安机关去抓市场中他认为的敌人，现在由安全部抓敌人。因为安全部办案的特点就是保密性很强，文革后共产党有所谓新的刑事诉讼法，一般的案件都要受一些制约，但安全部办间谍案件不受这些制约。
今年三月份习近平在北京接待了一批美国高管后的第二天，国安部发布了一段据称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长达六分钟的“微电影”，展示了一家咨询公司代表外国机构窃取一家寻求海外上市的中国公司的商业机密。
专家表示，中共国安部的这类做法，破坏了正常的国际贸易规则，抵消了中共吸引外资与外企的努力。
沈明室表示，每个外资外企都会收集一些商业情报，了解在中国大陆投资的风险。或委托人去做这样的研究，或自己收集。但中共就认为他们在收集情报，用反间谍法因应外资跟外企，可能藉任何理由就抓起来，当然就会影响到他的投资意愿，之后不想待在中国大陆。就会影响到整个外资跟外企人才的调动跟运用。
叶耀元表示，这就表示有太多不清不白的红线，对于外企来说，好好的做生意反而被扣上帽子说是国安事件，你的资产就被消失。这表示它的司法体系跟政法体系越来越不公开，不只是不公开，而且用一种很灰暗的方式在处理，对于大多数欧美国家的投资者来说，会觉得投资这个市场的风险太大了，不仅钱没有了，连人都被关起来。
中共间谍猖獗西方反击
在中共国安国内外扩权，越来越高调的同时，4月份以来西方突然对中共海外的间谍活动进行了反击。
4月初，瑞典驱逐了一名有该国居住许可、已在那里住了20年的中国女记者，称该记者对瑞典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4月22日去年因涉嫌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而被捕的一名英国议会研究员与另一名男子，被英国执法部门以间谍罪指控。
4月23日德国联邦检察官宣布，警方逮捕了一名欧洲议会德国议员的助手。该助手涉嫌为中共情报部门从事间谍活动，将欧洲议会的决策信息传给中共，并帮助中共在德国监视反共人士。
近日，荷兰通用情报与安全局（AIVD）公开表示，中共的间谍活动日渐猖獗，给国家安全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威胁。
为中共当间谍大多没有好下场。图为示意图。(AFP/Getty Images)
沈明室表示，西方对中共的渗透本来有了解，只不过是把他们抓起来的时机问题。欧美国家知道这些人是间谍，一方面可以利用这些间谍去散布一些假情报给中共，误导中共，这是比较积极性的反情报作为；比较消极的反情报就是这些人抓起来，如果不抓起来，可能泄漏的情报更多。但是抓起来之后，整个国际就会发现，原来中共对欧美国家的渗透这么严重，就会激起这些国家想要在情报合作上面加强反制中共的渗透或窃取情报的作为。
叶耀元表示，中共在欧美做的这些谍报案，不是从两三年前开始，可能从90年代就开始做到现在。以前大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在既然两边闹翻了，西方不再姑息中共做这些事情了，当然就把过去的一些案件统统办起来。
“当时欧美国家的目的是把中国拉进全球化的体系里面，希望中国未来有一天会改变，但没想到习近平冒出来了，没有朝向欧美的期望发展，反而变得越来越极权，甚至是跟欧美价值直接硬碰硬的对决。所以对欧美国家来说，就没有必要再姑息这件事情了。”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