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依林百夕谈》中写道：“要不要搞一个这么庞大的合法群众性抗日组织，实质上涉及要不要搞统一战线的问题。他们（指彭涛等——冯注）认为成立这一群众性抗日组织已是当时群众的客观迫切要求。”“但是，临委中以书记小王（指王学明——冯注）为代表的多数不赞成搞这一合法群众性组织。他们认为把党员分散到合法组织中去工作是降低了党，而且，势必会降低了党的口号。如’打倒国民党’便无法提，‘拥护苏维埃政权，保卫苏联’便无法提，只能提出为广大学生群众能接受的口号。于是，双方争执不下，在口号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彭涛成为临委会议上的极少数派。他们所研究提出的口号，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临委多数派则认为这是右倾口号；又如‘要求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临委多数派则认为国民党不会给自由，这是社会民主党的口号；又如提出：‘蒋委员长如抗战就拥护，不抗战就不拥护！’更加被临委多数派认为是右倾投降的口号。凡是提出为当时广大学生群众可以接受的口号，以小王为代表的多数派都不赞成。临委会议上意见分歧，无法决定行动。”（引自姚锦编著：《姚依林百夕谈》，中国商业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0—21页）
王学明认为彭涛是右倾机会主义，撤销了他的职务。从这里也可看出，“一二•九”请愿的口号，也恰是中共北平市组织所不能接受的口号。以后，争论双方都向中共河北省委反映情况。省委听了临委两派的汇报，派李常青来北平调查，和两边的人都谈话，却只是了解情况，没有表明态度。
四、“一二•九”请愿游行究竟是怎样发动的
1，甩开临委，成立学联，决定请愿
中共北平市临委会后，彭涛找姚依林和黄敬、郭桂英多次研究，又找周小舟去商量。黄敬1932年在青岛入党，1933年被国民党逮捕，1934年保释出狱，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尚未恢覆组织关系。18岁的郭桂英还没有入党，时任共青团市委组织部长。姚依林则是18岁刚刚入党的一个新党员。但他们思想认识一致。彭涛由此下了决心，不管临委会多数派意见，他们志同道合的几个人，干起来再说。于是，成立了无名义的四人领导核心小组。因彭涛1933年曾参加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有些斗争经验，其他3人推选彭涛当了组长。他们这个“无名义的”“领导核心小组”，甩开了共产党北平临委的领导，研究筹备了两三个月，成立了北平学联。（参见《姚依林百夕谈》第21页）姚依林在1982年8月12日同范瑾（黄敬的夫人）、蓝铁白等谈话中也说过：由于临委大多数人反对举行公开示威游行，一开会就发生争论，“不能开会，王学明放弃不管。彭涛出来说：咱们自己干吧。”因此，北平学联“是在北平临委不起作用、分裂的情况下，自己搞起来的。”
11月18日各校学生代表在中国大学举行了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北平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大会选出主席郭明秋（女一中代表）、秘书长姚克广（即姚依林，清华大学代表）、总交通孙敬文（镜湖中学代表）、总纠察邹鲁风（东北大学代表）和总交际王汝梅（即黄华，燕京大学代表）。北平学联发表宣言，要求立即停上内战、对日作战、保卫华北……（参见黄华著：《亲历与见闻》，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版，第6页）
几位重要的直接当事人的回忆表明，北平学联的成立，既不是中共北平市临委的意见，也没有党的组织领导，而是自发搞起来的。只有一两个党员参与了领导，如彭涛、姚依林。学联成立后全力开展学生运动。
11月下旬，他们讨论，酝酿举行一次请愿活动。何以这次请愿的日期要选在12月9日？是因为这一天宋哲元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成立。后来，这个委员会因发生学生运动而推迟了成立的时间。
当时的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蒋南翔写道：“在北平学联做出了发动北平学生起来游行请愿的决定后，北平市委何凤元（可能是临委中支持彭涛的少数派）曾到西郊区委传达：希望清华、燕京两校率先起来响应，因为当时的反动统治，北平只有这两所大学有公开合法的学生会……”于是清华就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利用上午第四节课纪念周的集会时间，由吴承明出面向全校学生大会提出‘响应学联号召，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进行游行请愿’的提议，但由于右派学生竭力阻挠，使会议无结果而散。于是再接再厉，又在下一周十二月三日的周会上，再次提出上周未通过的提案，经过会议中的激烈辩论，终于在全校大会上胜利通过了游行请愿的决议。这是清华学生救亡运动的一次重大胜利。”（《蒋南翔文集》下卷，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一版，第1177页）
2，“一二•九”运动的准备
“一二•九”运动是自发的，也是有准备的。根据中共当事人回忆，“一二•九”运动的准备过程显示，思想准备（亦即中共的舆论发动）比较充分，而且也有一定的组织准备（亦即中共幕后推动学生组织），后者主要是指学生们自发的抗日救亡组织。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这种思想发动和组织准备从未间断，是一浪高过一浪。黄华在1980年8月23日“一二•九”运动四十五周年座谈会上发言中说：“思想准备方面，事前有红军北上抗日，党的’八一宣言’，号召统一战线，……学生中有一些活动和酝酿……”关于组织准备，“学校里各种各样的读书会，各种各样的学生组织，如雨后春笋，多了……东北大学在‘一二•九’运动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清华大学不只学生，包括教员都有抗日要求。”
不过，黄华只说了学生组织，没有提到党的组织领导。袁宝华在会上接着发言：“赞成黄华刚才讲的，开头思想准备还是比较足的……至于组织准备，党当时的力量比较薄弱，后来在延安看到陈云同志的一篇文章，说当时在华北一共只剩下二十多个党员了。当时，所谓组织准备之一，就是各学校都酝酿成立学生会。……虽然当时组织准备薄弱一些，思想准备还是有重要作用的，就是少数人登高一呼大家就响应了，到处都是干柴，你一点就起来那种形势。”
3，“一二•九”运动与《八一宣言》
黄华始终强调的是《八一宣言》的作用。2004年冯为此事请教过黄华。他说，“要说党对“一二•九”的作用，就是《八一宣言》的影响”。历史资料表明，“一二•九”请愿游行，提出了团结抗战的口号，多少是接受了《八一宣言》的影响。
1935年8月，第三国际（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季米特洛夫在大会上做了题为《法西斯主义就是战争》的报告，号召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当时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王明、康生、林育英、吴玉章等人，根据国际七大的精神，经过反复讨论，由王明执笔，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并以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名义，于10月1日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中文报纸，以后改名《救国时报》，吴玉章主编）上发表。由于这个告全体同胞书是1935年8月1日开始草拟的，所以副标题用了《八一宣言》，以后就索性通称为《八一宣言》了。宣言指出中国亡国灭种的大祸迫在眉睫，宣称“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八一宣言》还摘要刊登在《共产国际通讯》和《共产国际半月刊》等外文版报刊上。
《八一宣言》发表后，传到国内。大约在10月或11月份，燕京大学的黄华（王汝梅）、清华的姚依林（姚克广）等懂外语的同学先后看到了，遂传到北平学联。北平学联正在酝酿组织发动12月9日的学生请愿。《八一宣言》的精神与学联请愿的要求契合，为北平学联所接受。他们就根据《八一宣言》的精神来组织领导这场学生运动，提出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口号。
蒋南翔回忆说：“‘一二•九’运动爆发以前，中共《八一宣言》已传到北平。‘一二•九’运动中‘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正是根据中共《八一宣言》的精神提出的要求。”（见《蒋南翔文集》下卷第1155页）
“一二•九”运动所遵循的路线，是团结抗日统一战线。这就表明，彭涛这一派在北平临委会上同王学明的多数派在口号上发生的激烈争论，实质上是两条不同路线之争在学生运动中的反映。不过，他们当时不明白、没有意识到这是路线问题罢了。
这时候，中共中央和红军还在长征途中。尽管遵义会议已经开过，但当时党中央在政治上还在执行反蒋抗日、武装夺取政权的策略。河北省委也还在坚持反蒋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的路线。当时，不仅中共北平市临委、河北省委没有见到《八一宣言》，连中共中央也还不知道《八一宣言》。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11月，中共驻第三国际代表团成员林育英（即张浩）回国潜至陕北，向中央传达了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才接受了国际提出的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批评了所谓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确定了包括“利用地主大资产阶级营垒中不同派别的冲突和矛盾、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
当然，还需指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并非始于“八一宣言”。1931年“九•一八”事变第二天，北平一些国民党员致电国民党中央就提出“请息内争，共抗外敌”；11月4日北平大学教授们也提出“立泯系派之见，共赴国难”等等。在1935年“一二•九”运动发生不久的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救国宣言也提出“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一切内战，武装全国民众”。说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乃长期以来的社会共同呼声。这里既有国人希望国民政府各派系之间放下纷争一致对外的呼吁，也参杂了中共推动的停止剿共的声音。
五、中共和“一二•九”运动的关系
1，“一二•九”学生请愿游行，中共中央是事后才知道的
1935年“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还没有召开，中共的政治路线和斗争策略尚未改变，又怎么可能指示北方局、河北省委或北平市临委去发动、去领导“一二•九”运动呢？
后来，毛泽东听到“一二•九”学生请愿游行的消息，感到很高兴。一再说，“一二•九”运动以后，“事情就逐渐好办了”；“现在中国的情况跟过去大大地不同了，现在的事情不是比过去难办，而是比过去好办多了”；“在十二月十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251—252页）1936年七八月份，毛泽东在陕北会见黄华时又说：“‘一二•九’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只是因为消息闭塞，在‘一二•九’之后好久才知道。”（黄华著：《亲历与见闻》第25页）毛泽东两次说的具体时间不完全一致，一次说的是“一二•九”的第二天听到，一次说的是“一二•九”之后好久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一二•九”运动爆发时他和中共中央并不知道。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省委委员、组织部长柯庆施，省委委员、宣传部长李大章等，是在12月下旬才代表河北省委肯定了“一二•九”运动的作用。
2，中共推动成立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5年12月16日这天，是宋哲元的“冀察事务委员会”再次宣告成立的日子，北平学生又举行了一次更大规模的“一二•一六”游行示威活动。这次示威遭到了军警更加残酷的镇压。12月9日那天他们用水龙、枪托（柄）对付学生，而这次除了水龙外，还用了大刀，不少学生受伤、被捕。1935年12月20日，报刊头条新闻报道，北平国民党明令解散平津学联。平津学联转为地下组织，继续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