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各校参加学联活动的积极分子已发展到2000多人。国民党为了进一步阻止学生活动、分散学生的力量，宣布各学校提前放寒假。当局还进一步提出所谓“晋京聆训”，以分化学生，很多同学加以抵制，先是提出继续罢课，继而组成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仿效俄国知识分子“到民间去”，宣传抗日救亡。“北平南下，天津北上”。总指挥有董毓华、宋黎、江明。姚依林回忆说，南下宣传是黄敬首先提出的。他们准备了十来天，把2000多名同学组成了四个团，于1936年1月初分头出发。姚说：学联组织平津各校“知识分子第一次投身到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中去，收获很大。这次不仅进行了抗日救国的宣传，同学们亲自感受到劳苦大众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苦难生活和人民的反抗，受到深刻教育”（见《姚依林百夕谈》第34页）。南下宣传团在所到之处做了一些宣传抗日，发动群众的工作，由于军警的堵截、骚扰和包围，先后回到北平。这些学生领袖在艰苦南下宣传过程中深深感受到，要坚持斗争，必须建立一定的战斗组织。为此，第三团和第一、二团都经过全体团员大会通过，先后成立“中华青年救亡先锋队”和“民族“解放”先锋队”。
这时中共河北省委已将闹分裂不起作用的北平临委撤销，建立了北平市委，林枫任北平市委书记。1月下旬，林枫找姚依林、黄敬等开会讨论建立民先队的问题。2月1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师范大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会上决定把南下宣传团第一、二团在保定成立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和第三团在高碑店成立的“中国青年救亡先锋队”合并组成“民族“解放”先锋队”，原“中华民族自卫委员会”并入“民先”。北平民族“解放”先锋队宣告正式成立。
3，几个党员在“一二•九”运动中的作用
“一二•九”请愿游行究竟是谁发动的这个问题，姚锦记录的姚依林生前的一段谈话比较可信：“‘并不是谁有什么高明见解，’谈了这段斗争实践后，他深沉地说，’当时我们没有听过，也并不懂得什么叫路线问题。只是因为我们本身就在群众中生活，很了解广大群众的思想情绪，知道什么是群众那时可以接受的，实事求是地反映了客观的真实情况而已。……而彭涛是一个踏实肯干、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坚持真理的好党员。’”（见《姚依林百夕谈》第22页）他又说：“‘一二•九’运动的真正主要负责人，据我看是彭涛同志。在运动中，在整个过程中，经验最丰富的，组织能力最强的是黄敬同志。尽管他组织关系没有恢覆……”（《姚依林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次谈话》，《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4期第96页）
4，中共在“一二•九”运动之后逐步控制了学生运动
在“一二•九”运动的第二阶段，尚有诸多自发因素，如“三•三一”抬棺游行。
1936年1月底，北平市委建立了学联党团，成员有姚依林、黄敬、孙敬文、郭明秋（“一二•九”运动爆发后由共青团员转党），姚依林任书记。1936年4月，中央派刘少奇到北平之后，又建立了学委（学生工作委员会），遂逐步将学生运动纳入中共的领导之下。“一二•九”运动进入第二阶段。
为什么中共将学生运动纳入组织领导之下是逐步的呢？从总体上看，自林枫到北平、党的北平市委重新建立，到1938年11月中央决定民先队停止发展为止，这个阶段的学生运动是在中共领导下进行的。不过还要看到，群众运动发展变化总要有个过程。不可能中共党的组织一建立，一场成千上万人参加的群众运动立即就能改变它的自发性质；不可能中共一声令下，群众运动全都听从。因此，“三•三一”抬棺游行还带有自发的成分，也就非常自然、可以理解了。
1936年“三•三一”大会是悼念死于监狱的学生郭清烈士的追悼会，是在中共策划之下，北平学联决定的，而后来发展为“抬棺”游行，却是学生自发的行动，中共是不赞成的。在军警包围、镇压的情况下，学生被激怒，自发地行动起来，是控制不了的。冯兰瑞文中认为这是历史，这是学潮，不是什么个人、什么组织能够左右得了的。在它16年前的“五四”和它40年后的“四五”等等青年学生运动也都是这样的。郭清是北平第十七中学学生，只有18岁。1936年2月份，在狱中受刑致死。消息传出，各校学生群情激动，悲愤交集，斗争情绪很高涨，酝酿进行大规模的反抗。北平学联与各校会商，决定在北大三院召开追悼大会，同时提出希望大家保持冷静，不要有过火行为。追悼大会由北大学生会主席韩天石主持。3月31日上午，在气氛肃穆悲壮的追悼会上，一位东北籍学生从棺材铺借来了一口空棺材，放在大礼堂中央，白布上挂著郭清的遗像，周围布置着花圈挽联。参加追悼会的学生见到棺材，极为悲愤，一些女生泣不成声。会上散发了宣传品。开会前，军警便衣闻讯赶来将北大三院团团包围，校方更以开除学籍威胁韩天石，勒令立即散会。此举不啻火上浇油，同学们反抗情绪高涨，强烈要求抬棺游行。学联负责人劝阻无效。几个民先队员抬起棺材，不顾军警的刺刀、机枪，推倒北大三院通往孔德中学的后墙小门冲了出去，举行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抬棺游行示威。在北池子大街，队伍被冲散，许多同学受伤，抬棺的李昌胳膊被打伤，黄秋耘后脑勺被打破流血，53名同学被捕，包括17名女生，还有一名新闻记者。这次行动后来被中共内争时批评为“左倾冒险主义”。在1980年代一次回忆“一二•九”运动的座谈会上，当事人韩天石曾表示，抬棺是群众自发的行动，如此上纲上线，是不妥当的。追悼会前学联党团也曾研究防止过激行动。可是，群众一旦被激怒，是劝阻不住的。……
六、中共对是否领导“一二•九”运动的党内争论
关于“一二•九”运动是不是在中共领导下发生的争论，存在两种意见。主张不是的，被称作“自发论”；主张是的，被称作“自觉论”。这两种意见，最早出现在延安整风前的1939年。以后，“自发论”受到批判，就无人敢再提了。为了弄清历史真相，必须回溯到1939年。(见冯兰瑞《是谁发动了一二九运动？》
1，两种意见的提出
据我（冯）所知，两种意见最早均出自1939年12月9日延安举行的“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纪念大会上。当时李昌是中共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的组织部长，大会请他首先讲话。李昌讲话的题目是《“一二•九”运动与民主》。他说：“从运动的本身看来，’一二•九’运动是具备著许多为历次青年运动所没有的特点的。这就是说：’一二•九’是自发的，但很快的转成了自觉的运动；是斗争极其尖锐——游行示威和巷战的混合交杂——的运动，同时又有极广大的群众基础；是勃然而起的，同时又是持久的；是学生运动，同时又是学生与各界特别是工农结合的运动。很明显的，这些特点对于目前的青年工作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和教训，需要我们客观的加以检讨。”（李昌：《“一二•九”运动与民主——为纪念“一二•九”四周年而作》，讲话前先发表于《中国青年》月刊第二卷第二期，1939年12月5日）
“一二•九”运动“自发论”的观点是李昌第一个明确提出的。李昌讲话之后，大会请毛泽东讲话。毛说：“‘一二•九’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同志们都知道，刚才李昌同志也讲过。”
毛对“一二•九”运动的评价很高，批评了那种说“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的观点，说：“‘一二•九’运动以后，事情就逐渐好办了……’一二•九’运动的功劳都是很伟大的。”他讲话的第三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二•九’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怎样呢？”他说：“毫无疑义，’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他接着说，“一二•九”运动“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这样，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见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250—260页）
毛泽东的讲话，就这样笼而统之地说出了“一二•九”是在中共领导下发生的。1940年12月9日，“一二•九”运动五周年，延安照例举行纪念大会。作为当时公认的“一二•九”运动的代表，李昌又一次应邀讲话。这时，他似已意识到自己去年在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没有体现毛的强调的“党的领导”。因此，在这次大会上讲话时，就添加了很多中共领导的话。他说：“‘一二•九’的发动，本来就有中共‘八一宣言’作思想前导，有中共党员和青年团员作领导核心，因此继‘一二•九’游行之后所开展的全国青年运动，就具体反映着中共的青年运动政策，反映着青年团的行动方向。而在‘一二•九’基础上所产生的全国学联，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以西北为中心直接由团改造成的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就成为鼎足而三的继承中国学生运动和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传统的三大青年团体。……由此可见，只有在中共领导下的抗日民主地区，中国学生运动才能得到新的发展，而且它的发展将因各地青年工作者的注意和帮助的加强，而达到更高的程度。”（李昌：《“一二•九”和今天的学生运动》，《中国青年》第三卷第三期，1941年1月5日）
需要注意的是，即使这样，李昌说的还是“八一宣言”做“思想前导”，党员团员做“领导核心”，“继‘一二•九’游行之后”的运动才“反映着”党的政策；而不是笼统、简单地说“党的领导”。持“自发论”观点的不仅有李昌，还有蒋南翔、黄华、姚依林，还有陈伯达。袁宝华也有类似的看法。李昌在1939年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第一次说“一二•九”运动是自发的。蒋南翔也曾写道：“尽管‘一二•九’运动开始是自发的、公开的、合法的，但学委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体现出来了。”（《蒋南翔文集》下，第1198页）
冯兰瑞写道：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曾向当年燕京大学学生会主席黄华同志请教。黄华说，“一二•九”开始是自发的。要说同党的关系，是有影响，《八一宣言》的影响。当《八一宣言》传到北平后，燕大、清华有几个进步学生首先看到，然后才传给学联的。在延安整风前后，毛泽东已是党的领袖，他的话一言九鼎，成了定论。李昌的“自发论”在中央青委受到批判。此后就没有人敢于公开发表不同意见了。1980年代，姚依林已位居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讲了一系列事实真相，同时也特别嘱咐：去世后才能发表。
2，对毛泽东在纪念“一二•九”四周年大会讲话的两种解读
当时的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认为，毛泽东讲话肯定了“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共领导下发动的。冯在1940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一篇题为《坚持青年工作的岗位》的长文，批判青年工作中的“先锋主义”和“第二党”工作方式以及不尊重党的领导的错误。文章针对李昌主张青年工作要有相对的独立性，要实行民主，要抛弃模仿党的一套政治化的工作方法方式，改变缺乏民主化与青年化的作风等意见，提出批评。
尽管如此，李昌并未改变“一二•九”是“自发”的认识。1941年春，中央青委机关开始“检讨”，总结工作。对当时所谓工作中的失误，进行了批评，这实际上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前奏。李昌坚持自己的意见，对毛泽东的这个讲话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毛说党领导了“一二•九”运动，是就历经三年的“一二•九”运动总体而言，并不是说运动一开始就是党领导的，毛说的北方局、上海等党组织直接领导，是指“一二•九”第二阶段后的情况。于是，青委内部发生了争论。
李昌这些意见（包括在“一二•九”四周年会上讲话）反映出他眼中的“一二•九”运动在发动和爆发阶段的历史特点：一次勃然而起又是持久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又富有知识青年特点和自由民主精神的，自发而有相对独立性的抗日救亡运动。
1941年5月4日，中央青委副书记冯文彬又在《共产党人》发表《党的青年工作者的党性问题》一文，将青委“检讨”的结果归纳为十二个问题。文中严厉批判青年工作缺乏党性，历数青年工作中的严重问题，如：过分强调青年工作的独立性、先锋主义、本位主义等问题。在批评青年团体、青年运动中忽视或否认党的领导作用这一严重问题时，举的例子就是“一二•九”运动。冯文彬写道：“过分强调革命青年团体开辟党的组织与工作的作用，而忽视了或否认了在历史上青年运动中的党的领导作用。如在‘一二•九’运动中只强调青年的作用，而没有看到当时党的领导作用。”中央青委检讨结束后，给中共中央送了检讨的报告，还送上了一份把李昌调去华北工作的决定。中共批准了这个决定。1942年春，李昌辞别了工作4年的中央青委，偕夫人（首任，不是冯兰瑞）携刚出生的女儿离开延安去华北。他们路经晋绥边区时，被中央晋绥分局书记贺龙留下，任命为晋绥边区兴县县委副书记。
七，结论
考察“一二•九”运动的三个阶段，可以看出：
第一点，第一阶段具有明显的自发性质，谈不上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不错，个别党员参加了“一二•九”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但是，根据历史资料来分析，参加组织学联、发起“一二•九”运动的4个核心人物中，只有两个党员：彭涛和姚依林。黄敬尚未恢覆党的关系，郭明秋还没有入党（是共青团员）。他们每个人对运动都起了重要的骨干作用，但只是个人身份，不代表任何一级党的组织。实际上，当时北平临委是反对组织学生群众合法斗争的。彭涛是北平临委成员，但已被撤销了职务。他们甩开了临委，参与筹建北平学联，参与组织、发动了抗日救国的“一二•九”学生群众运动。这一点非常重要。此外，很多党外人士也起了重要作用。如主张郭明秋当学生会主席的女一中校长孙荪荃（谭平山夫人），进步教授张申府（中共创始人之一，当时已脱党）、吴承仕、许德珩等。
第二点，其实更为重要：“一二•九”发动请愿的指导思想，亦即所遵循的路线、方针与当时中共的路线、方针是否一致？史实表明是不一致的。如前所述，当时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刚刚结束长征，还在执行反蒋抗日的纲领、路线。中共党的各级组织还没有接受《八一宣言》建立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当然不可能自上而下地部署、发动和控制北平学生和平请愿的运动。受《八一宣言》影响、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一二•九”运动不可能与中共中央当时的路线一致。这是历史的真实。
历史的事实表明：“一二•九”运动是自发的，其发生和爆发阶段没有中共领导，尽管从舆论上、组织上受到中共的影响非常大。到了1936年初，北方局派林枫到北平，重新建立了北平市委之后，学生运动才逐步受到中共领导和控制。
最后，我们要检讨一下对待历史的态度。真实地记录历史，是每一个修史者的责任。在中国历史上，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美化帝王成了惯例。中国共产党胜利了，就把一切成绩和好事都归于党的领导，甚至都归于最高领导人英明，这与封建专制社会的传统一脉相承。我们必须抛弃这种陋习，还历史本来面目。
冯文原载《纵横》2007年第9期（总第213期）（责任编辑杨继绳，来源：炎黄春秋）
2024-4-26晚再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