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下称《叫魂》）继续在北京万圣书园2023年3月的畅销书排行榜中占有一席之地。
自2022年5月登顶中国大陆这一最知名独立书店每月畅销书榜首以来，《叫魂》已连续上榜11个月。
《叫魂》于1990年首次出版，该书描写了清朝乾隆年间一项名为”叫魂“的妖术引发的社会恐慌，重点分析了事件背后从帝王到基层官员之间多层级官僚的运作机制，展示了恐慌与流言如何搅动”盛世“的王朝政治。对于这本书至今被读者追捧的现象，书评作者吴清翔评价道，这就是图书的生命力所在，“当然在有些人眼中，这也正是图书恐怖的地方”，他补充说。
与《叫魂》在万圣书园的霸屏截然相反，中信书店和西西弗书店这两家大型连锁书店早在2022年10月前后便已将该书悄然撤下。
而与有形的消亡相比，无形的消失更易蛊惑人心。
2023年3月，中国大陆一家专注图书行业咨询的商业机构发布《2022年图书零售市场年度报告》，显示2022年中国大陆出版的新书品种数相较2021年减少2.5万种，其中原创新书减少5000种，引进新书减少2万种。
新书品种的减少对大众而言无从觉察，但获得出版资格的图书所传递的内核却在潜移默化中慢慢渗透进公众认知的肌理。
对于减少的新书品类，多位图书编辑总结称，近两年来，大环境所迫，出书的一大原则是“不能说中国不好，以及不能说外国好”。
万圣书园的创办人刘苏里将图书出版行业面临的这种境况形容为“水已经淹到了脖子”。作为万圣书园的创始人，他在竭力呼吁出版机构不要让一些书消失，“要让知识的池子、思想观念的池子、艺术文化的池子，保持一定的浓度，这样在有人愿意跳到池子里后，才不至于喘不过气”。
被垄断的叙事权力
“没有人会哀悼旧中国的官僚制度。即使按照当时的标准，它所造成的社会伤害也已超出了仅仅压碎几个无依无助的游民踝骨的程度。”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
在吴清翔看来，《叫魂》带给大众的情感共鸣根植于疫情三年公权力的肆无忌惮，只是人们苦于找不到新近发行出版的相关图书来进行知识情感寄托，转而只能在故纸堆里寻找现实的映射。
“对于疫情期间的所作所为，官方迄今没有任何反思，徒留大众自行愈合伤口。但是不反思、不追责，强行假装过去三年的种种事件没有发生，并不意味着这段历史可以荡然无存。《叫魂》的再次畅销，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便是公众的‘追责’。”
2023年4月1日，上海封城一周年之际，有读者指出此刻重读《叫魂》，可以将200多年前的历史与当代史无缝融合，并戏称这本书的现代名称完全可以改为《清零：2022年中国的荒诞社会》。
但这也仅是民间很小范围内、极具影射意味的“追责”。事实上，中国大陆的学者、作家在《方方日记》之后再无人公开写作出版关于疫情防控、公权力失控的书籍。这意味着，到目前为止，对于刚刚过去的三年，中国知识界没有成体系的记录文本留存。
在周晓看来，这是国家权力垄断公共叙述的一个鲜明例证，并表示：“那减少的几千种原创图书中，也许就有中国知识分子想要就疫情管控所做的公开表达，只不过他们被剥夺了叙述的权力。”
周晓是一家知名出版公司的图书编辑，在他的认知中，对国家权力的忌惮早已是中国出版业的传统。他对民营出版机构绝对不能触碰的禁忌随手拈来：“包括党史在内的近代史、国家领导人的传记、民族问题等等都属于绝对的禁忌。”
这些禁忌在中国国家新闻出版署印发的相关规定中有明确表述，其中涉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等方面的内容选题；中国人民共和国历史上重大事件、重大决策过程、重要人物选题；专门或集中反映、评价“文化大革命”等历史和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选题；反映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经济、政治、历史、文化、重要社会事务等选题；涉及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时期重大事件和主要领导人选题等12个方向的选题内容被称为重大选题，需要向国家有关部门备案，未经备案批准的，不得出版发行。
与上述规定的明文训示相互配合，逐渐收紧的潜在隐形规则也在发挥着越来越震慑人心的作用。
李佳明形容这种收紧为“风声鹤唳”，“没有任何人告诉你出版的尺度在哪里，而是对所有可能敏感的题材采取‘一刀切’的政策，即一律不许出。”
李佳明同样是一名资深的图书编辑，曾着手策划过几本关于纳粹德国的图书，但在层层审核中，无疾而终。“从始至终都没有人告诉我不能出的原因是什么，给人感觉这就是审核部门的任意而为，所以有时候出书真的靠的是运气。”
在周晓看来，这种从不明确告知原因的做法，大概是审核部门害怕留下把柄，不希望相关审核意见被二次发酵，想要低调处理审查事宜的手段。“毕竟对文化产业的重拳出击折射出的是权力的狂妄、鲁莽与肆意，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不过在刘苏里眼里，对图书的“迫害”和设置的禁忌，更像是一种固有的“民族基因”，一种从“焚书坑儒”延续下来的权力对“求知”的恐惧。这种恐惧让审查暗箱中的手起刀落变得更加残酷。
周晓和李佳明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即关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图书越来越难出版了，“尤其是关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历史的书。放在十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至于不让出的原因，我同样只能猜测，因为这些国家同样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其中很多国家甚至制度已经失败了，官方应该是害怕相关书籍会影射一些什么，比如社会主义制度的缺陷、以社会主义之名施行的人道主义灾难。”李佳明指出。
作为中国最负盛名和影响力的出版品牌，理想国曾分别在2014年和2016年出版了“苏联三部曲”——《苏联的最后一天：莫斯科，1991年12月25日》《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古拉格之恋：一个爱情与求生的真实故事》，这三本书被收纳进理想国译丛系列。但在2017年这几本书便沦为“禁书”，被从各大书店下架，并被禁止印刷发行。
对于出版这些图书的初衷，曾在理想国工作过的徐明生直言：“十年前，中国崛起的声浪非常大，而崛起的声音发出之后，国人看待世界的方式也与之前不再相同。但世界究竟是怎样的，我们仍旧需要去解读、去了解。此外，世界上很多国家也都和中国一样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如何处理‘国家伤痕’（例如文革遗伤），我们需要去学习他人的经验，这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强大。”
如今，对于自己的身份定位，徐明生展示了出人意料的坦承：“就是一个图书贩子”。而理想国初创时，在对别人提及“理想国”这一名称时，徐明生会感觉不好意思，即使这个名字凝聚了理想国创始团队的情怀与抱负，他仍担心这个品牌难以承受这三个字所蕴含的社会寄托。
另一面，有台湾学者曾致电理想国编辑部，指出柏拉图笔下的理想国是一个思想禁锢、封闭的世界，是苏联式的乌托邦，中国共产党也曾宣扬要建设一个这样理想国。因此，为摆脱这个名字可能的负面影响，在思考其相应的英文名称时，查阅大量资料后，理想国当时的负责人决定采用“Imagine”，“想象另一种可能”，徐明生说。
“此书不禁，恐危及国本”
“将国家与百姓对立起来，强调国家的富强必须建立在百姓的愚昧与贫穷之上，这是商鞅变法的核心理论。百姓越弱、越愚，国家就越强越稳定，这是商变法的核心逻辑。”
谌旭彬《秦制两千年》
徐明生不喜欢“启蒙”一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