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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宜中:六四的幽灵――也谈邓小平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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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来看,八九民运中的主要政治诉求,绝大部分都已经出现在西单民主墙以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民间倡议、党内外知识分子的讨论、学生抗议、公开信等。邓小平本人在1978年、1980年和1986年,曾有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的表态,并为1987年十三大报告中的政治体制改革背书。然而,一旦“政治体制改革”被诠释为涉及政治多元化、政治自由化、政治民主化、自由权利的保障、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等,就必然踩到邓小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红线。

“政治体制改革”若涉及政治多元化、政治自由化、政治民主化、自由权利的保障、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等,就必然踩到邓小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红线。(美联社

编按:六四天安门事件即将35周年。本报与国立清华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通讯》合作策划专题,第一篇由中央研究院陈宜中研究员执笔,以清晰而敏锐的政治史眼光,探讨1989年发生天安门血腥镇压的来龙去脉。本文不仅检视历史,更指向当前中国政治局势。不少人认为习近平背离了邓小平路线。然而,陈宜中有力地论证,习近平目前推进的“总体国家安全”和全方位社会控制,此种“攻势维稳主义”的基石正是邓小平所奠定。要言之,“六四体制”和习政权在抓紧政权、勇于斗争、控制社会方面乃是一脉相承。本文对中共政权的政治本质透彻剖析,是当代认识六四事件的必读著作。

1989年6月3日晚间,中共戒严部队在北京市民的阻拦下,以机枪、装甲车和坦克强行推进,于4日凌晨抵达天安门广场周边,清晨展开了最后清场。数小时后,在欧亚大陆的另一边,波兰举行众议院与参议院选举――这是波共统治下第一次反对派得以参与的半自由选举。其结果是团结工联大获全胜,几乎囊括了所有允许竞争的席位。东欧剧变已进入倒数计时。

在整个1989年,最波澜壮阔的人民抗争,非中国“八九民运”莫属。其经典画面(如头上绑着布条的青年学生、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手提塑料袋阻挡坦克前进的“坦克人”等)透过境外媒体的报导,强化了波兰人民、东欧人民摆脱共产党专制的意念。但在六四后的中国,却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番景象。

1992年年初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启动了中国第二轮的改革开放。在“稳定压倒一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防止和平演变”等政治紧箍咒下,市场化经济改革长驱直入。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进一步成为超级的世界工厂,基建狂潮也铺天盖地而来。其连年醒目的经济表现(暂且不论其成长率数字的可靠性)为世人有目共睹。就在西方陷入经济危机的2008年,北京奥运向世界宣告了中国崛起。

1992年年初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启动了中国第二轮的改革开放。(图片取自维基百科)

东欧和苏联的共产党统治,已于1989-1991年相继崩解。中国共产党却有如一个“变形金刚”,走出了一条富国强兵的新路。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开路线,其终极目的不是经济发展,而是以经济发展去巩固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从“为中共续命”的角度来看,邓是有远见的。惟在广义的邓路线(泛指邓江胡时期)看似完成了阶段性任务,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后,新任领导人决意要改弦更张,强力推出他的新时代新政。

实际上,早在胡温后期,中共已不吝于展示军事肌肉,尤其是在南海。维稳力度也全面升级,并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重判《零八宪章》发起人刘晓波11年徒刑。北京奥运的主题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但未过多久,中共已开始强调“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优越性。2012年11月,即将卸任的胡锦涛提出“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可以说,胡锦涛的“中国道路”和“三个自信”,为习近平的“中国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四个自信”提供了重要铺垫。

如今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崛起、大国崛起,并没有带来政治上的自由化与民主化。尤自习近平上任以来,言论空间急遽紧缩,人权状况极度恶化,社会控制变本加厉,“国家安全”、“政治安全”不断上纲。个人崇拜搞得如火如荼,邓小平力主废除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卷土重来。又以“亮剑”和“战狼外交”取代邓的“韬光养晦,绝不当头”。针对Omicron变异株的封控政策,把几乎所有的人(而非仅异议分子)都当成“专政”对象。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习是否可能重返“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邓路线,还是继续朝“新极权”迈进,和/或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名,走上军国主义的不归路,晚近引发了不少议论。

近年来,总有人指责习近平背离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甚至向毛泽东/文革回归。然而,这说法至多只有半对。所谓“量变而质变”,习的统治和所谓的“邓小平路线”(江胡时期包括在内),在性质上确有差异。这一点几乎无可否认。但另一方面,习邓之间的政治脐带是剪不断的:两人都坚决捍卫党的绝对领导,都对民权主义不屑一顾,都极力排拒所谓的西方式民主、西方式人权、西方式三权分立。

这就又回到了六四事件。

作为“邓小平时刻”的六四镇压,不能仅仅看作是单一事件。它对于1989年后的中共体制(钱理群称之为“六四体制”),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尤见于江泽民“把一切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胡锦涛和周永康打造的维稳和社会管理体系,乃至习近平致力于推进的“总体国家安全”和全方位社会控制。六四镇压正是此种“攻势维稳主义”的起点和基石。其始作俑者不是别人,其实就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

邓小平的再起

1976年4月4日至5日,上百万民众涌入天安门广场,去掉念已故总理周恩来,并表达对四人帮的不满。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把这场“四五运动”定性成“反革命政治事件”,指邓小平是其总后台,并撤销了邓的一切职务。但“走出文革”已是民心之所趋,这为邓的复出埋下了伏笔。

1976年4月4日至5日,上百万民众涌入天安门广场,去掉念已故总理周恩来,这场“四五运动”后来被定性成“反革命政治事件”。(图片摘自网络)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后,中共中央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1977年7月,邓小平东山再起。9月,他提出要“拨乱反正”,即扭转文革乱象,重返正常秩序。与此同时,中国教育部恢复了被毛泽东废止的高考。12月,胡耀邦接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开始大力推进冤假错案的平反。1978年5月起,胡耀邦发起一场真理标准大讨论,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抗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在那场论争中,力主“解放思想”的胡耀邦一系占了上风,轰得“凡是派”几无招架之力。12月,在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成为中共实际的最高领导人。

在举行三中全会以前,中共中央召开了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12月13日,邓小平在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发表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除了强调经济发展和“四个现代化”的紧迫性外,他还批评党内的官僚主义,并表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

党内确实存在权力过分集中的官僚主义。这种官僚主义常常以“党的领导”、“党的指示”、“党的利益”、“党的纪律”的面貌出现,这是真正的管、卡、压。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

在民主问题上,邓最重视的是“发扬经济民主”。他主张下放经济管理的权力,“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且“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至于“公民权利”的具体内容为何,“民主制度化”又是否仅限于经济领域,则未得到申论。

就在十三大工作会议的场外,民间也发出了要求改革、追求民主的声音。场内场外互通信息,“会议外面有西单墙,会议内面有一批思想解放的人。会上天天有西单墙的最新消息,成了会内会外的重要话题。西单墙的大字报和会上思想解放的议论结合起来了”。自1978年11月起展开的“西单民主墙”运动,其大字报广泛地涉及冤案平反、对文革和毛泽东的评价、对凡是派的批评,并表达了对民主、对言论自由的渴望。其“对以邓小平和胡耀邦为代表的改革力量,是强有力的支持”。11月26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人民日报》报导了以上谈话后,有上万民众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欢庆新领导人支持民主墙。

但邓很快就川剧变脸。

1979年3月30日,邓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提出“四个坚持”,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其中最关键的是“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一条。倡议“第五个现代化”、质疑邓小平搞独裁的魏京生,在前一天已遭到逮捕,后来被重判15年。年底,西单民主墙被取缔。有关当局规定大小字报只能贴在月坛公园,而且要执行严格的实名制。

对于民间民主运动,这是一波寒流。但从西单民主墙延伸而出的民刊运动,乃至民间政治组织,仍在寒流中求生。光是北京,先后出现了数十种民刊。尽管民主墙已于1979年12月阵亡,但邓小平在隔年8月关于政治改革的讲话,又燃起了民间对政治变革的期望。

西单民主墙(1979年)(图片摘自维基百科)

邓小平与政治改革

邓小平在党内斗争的背景下,于1980年提出了一些看似开明的新说法。他在1980年5月31日向胡乔木和邓力群表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领袖终身制的问题,我们这代人活着的时候非解决不可”;以及,“党内生活、社会生活都要肃清封建主义影响”。在8月18日〈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著名讲话中,他进一步指出中共政治制度的5大主要弊端: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形形色色的特权。官僚主义的成因是“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实行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

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

若要“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只有对上述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24]

邓的这一席话,直指高度集权主义、第一书记集权的弊病。比起后来中共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等)一切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套话,邓的“八一八讲话”显得特别犀利。但他的立足点仍是巩固党的领导地位。他似乎从不认为“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与“四个坚持”有何扞格之处。他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就是坚持党的领导。问题是党要善于领导;要不断地改善领导,才能加强领导”。

无论如何,“八一八讲话”激起一波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热潮。党内外知识分子纷纷提出建言,其中包括了一些被今日习近平体制查禁的变革倡议,如司法独立、新闻自由、思想自由、言论和出版自由、结社和组党自由、民主选举、三权分立、四权分立等。在这一波政改热中,出现了以民刊为中心的“促进庚申变法”运动。“中华全国民刊协会”在1980年9月宣告成立,有跨省市共31家民刊加入。10月至11月,则有北大等多个大学的人大代表竞选运动。拜1979年新修订《选举法》之所赐,区县人大代表得以直选产生。北京大学被划为一个选区,共有18位学生参选。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不被党干预的真选举。候选人在竞选过程中,对改革进行了广泛讨论,并提出保障言论自由、以权利制约权力等各种政见。

及至1980年12月,政治体制改革无疾而终。彼时波兰团结工联的抗争是中共(因与苏共交恶)所支持的,但中共希望此类抗争也出现在中国吗?这是党内保守派说服邓从政改撤退的一个重要理由。结果,邓又回到一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老调,称四项原则“绝不允许任何人加以动摇,并且要用适当的法律形式加以确定”。不久后,四个坚持被写入了《八二宪法》。

1981年年初以降,党内保守派发动第一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先是封杀被认定带有自由化色彩的、即将发刊的思想性刊物《生活》半月刊,后又针对白桦的剧本《苦恋》(1979)及其拍成的电影《太阳和人》(1980)进行大批判。在这一波政治紧缩中,中共还同步镇压了民刊和民间结社运动。1981年1月29日,先是发出了《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强调“报刊、新闻、广播、电视是我们党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武器”,必须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2月20日,又发出《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把“以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为宗旨的刊物和组织”当作非法,绝不允许其印刷出版发行和从事活动。李洪林指出:

这个《指示》在中共和社会上民主运动的关系上是一个里程碑。粉碎四人帮后一直到三中全会,双方一直合作得很好。……1979年3月以后,关系开始恶化。……这个《指示》的出台,标志着中共和社会上的民主运动已经完全决裂。

《指示》说,非法刊物和非法组织“采取的策略,是尽量用合法的形式掩护非法的活动,打着‘民主’、‘自由’、‘人权’、‘改革’等旗号,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这其实就是后来邓小平、李鹏等对八九民运的“定性”。

可以说,1979年3月30日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长篇谈话时,邓小平就已经决定了要和民间民主运动“割席”。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如他所说,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为了坚持党的领导,邓绝不走“非毛化”的道路。此亦所以,四项原则包含了“坚持毛泽东思想”一条。

邓区分了毛的光辉一生和毛晚年发动文革的错误。作为苏区的毛派头子,以及毛指派的反右运动负责人,邓本是最坚定的毛派。但他无法认同让他儿子邓朴方终身残疾的文化大革命。毛的政治浪漫主义(尤指群众运动、群众动员、群众专政)是邓不接受的。(按:在这一点上,习近平是邓小平的传人。)毛的经济浪漫主义(尤指自力更生、闭关自守),邓也有质疑。但重点是:毛推行的共产党一党专政,是邓(作为毛派)完全服膺的。邓拒斥毛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但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并将之列入四个坚持。

为了统一党内认知,邓可谓是大费周章。1979年11月起,中共中央针对毛的历史评价问题,进行了19个月的讨论,包括征集4,000位高干的意见,以形成共识。当然,邓的意志是主导性的――这反映在1981年6月长达38,000字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说,“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毛晚年的确犯了错误,但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仍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因为毛的功绩是主要的,毛晚年的错误是次要的。

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

自1982年起,出现了第二波反自由化运动。其中最广为人知的,是1983年10月至11月的“清除精神污染”。清污是“左王”邓力群发起,并得到邓小平的支持。被邓列为“精神污染”的事项,包括“抽象地宣传人道主义、人的价值”、“说社会主义存在异化”、“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仍然抱怀疑态度”等。这场在全国大力推广的清污运动,搞得人心惶惶。但邓在胡耀邦和赵紫阳的劝说下,及时踩了刹车。胡赵说服他的理由是:扩大清污不利于经济建设和稳定。

邓小平认为,毛泽东的功绩是主要的,毛晚年的错误是次要的。(美联社)

第三波“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堪称是邓小平自己主导的,主要是以胡耀邦纵容“八六学潮”、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为由,逼胡辞掉总书记。邓要求开除王若望、方励之刘宾雁党籍的指令,也得到了贯彻。在1986年9月28日六中全会闭幕时,邓小平重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立场,但邓力群和胡乔木向他告状,说胡耀邦不准向下传达。这让邓小平大怒:“我在六中全会讲反自由化要反20年,有人不爱听,现在再加上50年,一共70年,反到下世纪中叶”。

“八六学潮”(1986年12月5日至1987年1月2日)始于安徽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接着引发了18个省一百多所大学的大规模同步抗议。其起因是,中科大的学生不满合肥市西市区人大代表选举的黑箱操作,指中共违反《选举法》干预基层选举。1980年北大的人大代表选举,是有真实民主意义的真选举,而不是党委操弄的假选举。何以1980年可以,到了1986年却不行?从八六学潮中的主要口号来看,它几乎是八九民运的一次预演。主要是争取民主和自由权利,表达对四个坚持的不满,要求货真价实的政治改革,对腐败和特权提出质疑。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把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何东昌找到他家里,讲了一番相当严厉的话。他说,

〔学潮〕是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不能搞三权鼎立那一套。……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不搞社会主义是没有前途的。……波兰领导人当时头脑清醒,态度坚决,面对团结工会和教会势力勾结、并得到西方世界支持的形势,他们用军事管制控制了局面,证明了没有专政手段不行。对专政手段,不但要讲,而且必要时使用。当然,使用时要慎重,抓人要尽量少。但是如果有人要制造流血事件,你有什么办法

这段话强烈暗示:为了制止学生闹事,要有不排除流血、不排除军管的决心。至于“几年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指的主要就是胡耀邦。邓甚至把清污运动的戛然而止,也当成是为胡软弱无能的明证。邓本可以用其他方式让胡下台,却放任一群保守派对胡进行了一连6天(1987年1月10日至15日)的言语霸凌。

1987年,赵紫阳与邓小平一同出席了中共十三大。

进一步看,1986年正是邓小平最频繁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一年,计有近20次。例如,他在9月3日表示,

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9月13日,“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党政要分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那么,何以邓(自1986年5月起)重提政改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至今没有定论。让人疑惑的还有:何以邓一方面大谈政治体制改革,同时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张强硬压制学运,并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为由,狠狠地羞辱了胡耀邦?对此,最合理的解释出自赵紫阳的晚年反思:

有人认为,邓有时讲一下政治体制改革,不过是做做样子,以获取人民群众的好感而已。也有人认为,邓的政治体制改革之所以未能贯彻始终,是由于形势所迫,或受到某种阻力的缘故。我觉得这两种看法都没有充分的根据。问题的实质在于邓所主张的政治改革究竟是怎样的改革?在邓的思想上,政治体制改革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不矛盾,是可以相容的。……这些都说明,邓所主张的政治改革与一般人的理解,即国家现代化、民主化不同,主要是解决共产党和国家机关的活力和效率问题,基本上是行政改革

1986年9月,邓把政改工作交给赵紫阳负责。从1986年10月到1987年8月,中央政改研讨小组和政改办一共开了30多次座谈会,可谓大张旗鼓。这再度升高了人们对政改将至的预期。不过,座谈会中的大鸣大放(其中有不少提法落于2013年被习近平禁止的“七不讲”范畴),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邓才是真正的主权者、决断者。无论赵紫阳和他的首席幕僚鲍彤的民主观为何,十三大报告都得过邓这一关。1987年5月底,邓在读过十三大报告初稿后,向赵紫阳表达了以下意见:

我对内容没有多少意见。要说有些意见,是对政治体制改革部分。我们不照搬三权鼎立,你们也没有写要三权鼎立,但是不是也搬了一点三权鼎立?主要是保证行政机构能够有效运作,不能过多干涉。决定了就办,这是我们的优势,不能放弃。不能放弃专政,不能迁就要求民主化的情绪。

十三大于1987年10月25日至11月1日召开。赵紫阳最后提出的十三大报告,自然迁就了邓小平看似婉转、实则尖锐的以上“意见”。十三大报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今天没有多少人记得。但其“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提法,则得到邓的厚爱。一个中心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

值得一提的是,邓力群因十三大的新政“差额选举”而落马,这让一些人为之喝采,却也挑动了党内既得利益者的神经。十三大报告中的政治体制改革,尽管绝大部分只是“行政改革”,但只要是改革,就不免折损某些人、某些群体的既得利益。纵使邓小平“完全赞成”十三大的政改设想,但在1988上半年,这种“鸟笼政改”已遭遇顽强抵制,难以推进。差额选举维持了一段时日,后于1990年代末落幕。至于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废除,任期制和退休制度的建立,则主要是六四事件后邓的意志所促成。

时至1988年,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实质进展,城市经济改革也遇到瓶颈。价格双轨制所滋生的官倒、所助长的特权腐败,几乎尾大不掉。此亦所以,“反腐败”、“反官倒”等标语,在八九民运中到处可见。虽然中共的马列主义话语把一切政治冲突都化约为“阶级斗争”,但多数人的认知是:当前的社会不公平、经济不公正、机会不平等,最主要是政治垄断、政治特权、人民被剥夺了参政议政的权利所致。

为了推进经济改革,邓小平决定祭出休克疗法,即所谓“价格闯关”。但当即将取消价格控制的消息在1988年8月19日公开后,旋即引发一波挤兑、抢购、囤货的狂潮,民众的通膨预期一发不可收拾。纵使是绰号“钢铁公司”的政治铁人邓小平,也不得不及时撤退,以避免出现乱局。

就在价格闯关失败的1988年,党内外“自由化”知识分子对政治改革的要求也进一步升高。对自由和民主的呼唤,反映在大受欢迎的《河殇》纪录片的叙事,也具体呈现在1989年年初的四波知识分子公开信。后者的诉求有:特赦魏京生等政治犯;“在坚持开放、改革的前提下,尽力使政治体制改革(即政治民主化)同经济改革同步进行”;“切实保证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特别是保证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权利”;释放一切思想犯,“防止由于发表不同政治见解的言论和文字而治罪的历史悲剧重新出现”等。

回头来看,八九民运中的主要政治诉求,绝大部分都已经出现在西单民主墙以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民间倡议、党内外知识分子的讨论、学生抗议、公开信等。邓小平本人在1978年、1980年和1986年,曾有支持政治体制改革的表态,并为1987年十三大报告中的政治体制改革背书。然而,一旦“政治体制改革”被诠释为涉及政治多元化、政治自由化、政治民主化、自由权利的保障、议会民主、三权分立等,就必然踩到邓小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的红线。

※作者为中央研究院人社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李安达  来源:上报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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