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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友群:任仲夷的“政治遗言”为何成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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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仲夷是2005年去世的,至今已有19年。他生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中共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他之所以留下上述“政治遗言”,是因为他没有从根本上认识中共的本质是什么。 其实,在任仲夷去世前一年,2004年11月,大纪元发表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将共产党的老底揭穿了。共产党无论它表面上说得多么天花乱坠,它都是一个以“假、恶、斗”为本质特征的邪教。 认清共产党的本质,就不难理解任仲夷的“政治遗言”为何成泡影了。

邓小平下令制造的天安门屠杀终结了中共政治体制改革。

任仲夷被认为是中共党内开明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中共建政后,任仲夷在黑龙江省工作26年。此后,历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1978-1980),广东省委第一书记(1980-1985),中顾委委员(1985-1992)。2005年11月15日,任仲夷在广州病逝,享年91岁。

据《炎黄春秋》社长杜导正回忆:2004年7月,任仲夷写成一篇大文章《任仲夷谈邓小平与广东的改革开放》,并打长途电话对我说:“这是专门给你们《炎黄春秋》写的,也可以算作我的‘政治遗言’了。我希望你一字不要改动,全文发表。”此文在2004年第8期《炎黄春秋》上发表。

任仲夷的“政治遗言”是什么?

概括地说,就是希望中共能够过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关。

他说:“政治与经济如长期不相适应,我以为是最严重的失调……即使经济一时上去了,它还是会掉下来的。政治改革跟不上,最终还会出大问题。这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建立民主的政体”。“靠枪杆子和笔杆子统治的社会绝不是民主的社会,也不会长治久安的。”

任仲夷为什么会留下这样的“政治遗言”?

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他亲历了毛发动的许多整人的政治运动。

任仲夷有过两次挨整的经历:第一次是1943年延安整风时挨整一年半。第二次是1966年文革爆发后挨整五年多。

上世纪40年代,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发起延安整风运动。

当时,任仲夷在中共冀南行署工作。他回忆说:1943年11月,我被调到中共北方局党校参加整风学习。不久,就开始“抢救失足者”。每个人都要写自己的历史,交代自己的问题,要求“对党一条心,不能半条心,更不能两条心”。审查者对每个人历史的各个关节都要进行审查和质问,被审查的人如果答复得不满意,就被怀疑甚至肯定为有问题,就对他们进行所谓“抢救”。结果,“抢救”出许多“特务”、“内奸”,都是屈打成招的。

“在我被‘抢救’时,‘积极分子’们对我搞‘车轮战’(轮班对我进行昼夜盘问、逼供),曾在一个月中,只让我断断续续地睡了几个小时的觉(每次只叫打几分钟的盹)。”

党校负责人杨献珍劝我彻底“坦白”。我建议:“希望党慎重,慎重,再慎重。”他说:“党要你坦白,坦白,再坦白!”我说:“我相信党。”他说:“党认为你有问题!”我说:“我相信毛主席。”他说:“毛主席认为你有问题!”他还问我:“你知道你呆的这是什么地方吗?”我说:“是北方局党校。”他说:“什么党校,是‘格别乌’(苏联的特务机关,后来音译为‘克格勃’)!”我听了这话,感到十分震惊,脑子像炸了一样。

任仲夷被“抢救”、“软禁”一年半后,没有发现他当“特务”、“内奸”的证据,最后,总算解脱了。

1966年文革爆发时,任仲夷任哈尔滨市委第一书记。他被当成哈尔滨市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

任仲夷曾跟他的秘书潘东生谈到,在文革的大小批斗会上,他挨批2300多次,集中在前三年,小规模的批斗会几百人,大规模的批斗会超过10万人。潘东生很惊讶他能记得那么清楚。他透露说,每挨批一次,就用笔在笔记本点一个圆点。有一次,造反派发现他的这个“秘密”,厉声质问:“你想记翻天帐啊?”他回答说:“我是记录接受教育的次数”,这才蒙混过关。

在一次批斗大会上,在造反派此起彼伏的声讨声中,任仲夷被勒令站在一张木椅上,戴着三尺长的高帽子,上书“打倒黑帮分子任仲夷”几个毛笔大字。他双手被反捆,低头弯腰,红卫兵将一盆漆黑的墨汁从他的后脖颈灌入,一路流淌,从头到脚。

时任《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李振盛,用镜头记录下这疯狂的一幕。美国《时代周刊》2000年总结上世纪发生的80件大事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以任仲夷的这张照片作为代表。1998年,李振盛见到任仲夷时,将这幅照片送给他,他提笔在照片后面写下:“文化大革命的悲剧不能重演”。

潘东生回忆,任仲夷不止一次提到文革造成中国经济社会的极大倒退,给千万家庭带来灾难,给传统文化造成致命伤害,甚至造成某些文化断层。他曾讲:“文化大革命就是‘大革文化命’,文革不能淡忘,记住这段历史,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决不能让文革历史重演。”

第二,他亲历了邓发起的改革开放的风风雨雨。

毛发动的十年文革把中共折腾到几乎亡党的地步。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为了挽救中共于危亡,开始“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

1978年,任仲夷调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在辽宁,他做了三件大事:一是平反张志新冤案;二是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三是为经济松绑。

张志新在文革中,因反对毛的极左政策,被扣上“反毛泽东、反江青、为刘少奇翻案”的罪名,被抓捕,被判刑,被酷刑,被割喉,被枪毙。当时毛的侄子毛远新主政辽宁,华国锋兼任公安部长。张志新的死与毛远新、华国锋有直接关系。

文革结束后,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要平反张志新冤案,阻力是相当大的。但是,任仲夷顶着巨大压力,为张志新平了反。

文革结束后,华国锋搞“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严重禁锢了人们的思想。

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矛头直指“两个凡是”,即毛的决策,毛的指示,如果被实践证明是错的,就要纠正。

此文一出,从中央各部委,到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许多领导人都在观望,不敢表态。但是,任仲夷很快就表态,支持开展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1978年秋,邓小平视察辽宁时说:“要让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任仲夷理解,就是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当时很多人受极左思想影响,谈“富”色变。于是,他在全省开展“敢不敢富、能不能富、让不让富、会不会富”的致富大讨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他主政辽宁期间,在农村和城市恢复了长期被视之为“资本主义尾巴”的自由市场,允许搞个体经营,为国企松绑,甚至提出在大连办经济特区。

1980年,任仲夷调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

当时,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高层给了广东特殊政策。邓希望他在广东办好深圳特区,闯出一条改革开放的路来。

任仲夷到广东后,充分利用中央给的政策,敢为全国先,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做了一些大胆实验。

但是,他的一些举措受到中共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有人甚至说:“特区除了国旗是红色的以外,已经没有社会主义的味道了。”幸得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改革派的支持,他才能闯过一些关、难。

在广东,他虽然经历了一些曲折,但总算“平安着陆”,没有再次被打倒。从亲身经历的经济体制改革的重重阻力中,他深刻认识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没法深入,改革的成果也难保。

第三,他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反思。

毛泽东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搞阶级斗争的结果。毛制造的所有重大冤假错案,都被说成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毛的许多“敌人”,都是他幻想出来的。

任仲夷后来反思说:“过去我们把政治等同于阶级斗争,老是强调其阶级性,讲政治就是讲阶级斗争。这是不对的。其实政治最根本的功用就是管理……既然是管理,就有共性、工具性和普遍性。西方发达国家现在社会稳定,经济发达,生活富裕,是他们总结了许多成败教训,才在管理国家方面取得了这些成就的。这是人类的文明,肯定有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任仲夷的“政治遗言”为何成泡影?

时至今日,任仲夷的“政治遗言”不仅没能变成现实,相反已成泡影。中共政治没有走向民主自由,反而走向独裁极权。为什么?

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邓小平亲手扼杀政治体制改革。

1986年,邓小平一度认识到,“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于是,他请当时的中共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1987年,中共十三大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

但是,1989年春夏之交爆发的“要民主,要自由,反官倒,反腐败”的学生民主运动,使邓感到中共统治受到威胁,邓下令20多万军队进北京,制造了“六四”天安门屠杀。从此,邓再也没有提政治体制改革了。

1989年至今,中共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相反,出现了向文革的大倒退。邓当年提出的、任仲夷在广东实施的党政分开、权力下放,国企松绑等,现在已被党领导一切,权力不断集中、国进民退等取代。

二是“共产主义幽灵”对中共领导人的操控。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习近平,都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

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的第一句话中所说的“共产主义的幽灵”。“幽灵”也被翻译成“邪灵”。只要中共坚持以马列主义为指导,就必然被“共产主义的幽灵”或“邪灵”操控。这是不以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比如习近平,他的父亲在文革中挨整,他的母亲,他本人,他的全家,都在文革中挨整。按照正常人的思维,他应该对文革深恶痛绝,他决不应该回归文革。但是,今天,众目睽睽下,习一步一步向文革回归,向独裁、专制、极权回归。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他的思想实际上是被“共产主义幽灵”操控着。

《共产党宣言》崇尚暴力,今日中共仍然靠“枪杆子”(军队)、“刀把子”(专政机器)强力维持着,与民主政治相去十万八千里。

结语

任仲夷是2005年去世的,至今已有19年。他生前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中共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他之所以留下上述“政治遗言”,是因为他没有从根本上认识中共的本质是什么。

其实,在任仲夷去世前一年,2004年11月,大纪元发表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将共产党的老底揭穿了。共产党无论它表面上说得多么天花乱坠,它都是一个以“假、恶、斗”为本质特征的邪教。

认清共产党的本质,就不难理解任仲夷的“政治遗言”为何成泡影了。

责任编辑: 李广松  来源:中文大纪元 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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