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六四天安门事件35周年，也是香港“反送中运动”五周年，美国国会将举行多场纪念活动。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ECC）邀请六四历史学者、前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同时也这两场运动的亲历者何晓清在6月4日当天出席听证会，讨论中国35年来在人权和民主方面的情况。何晓清从2010年起连续五年在哈佛大学开设“天安门运动历史与记忆”课程，课程内容包括在哈佛燕京图书馆阅读六四档案，获得许多海外学者赞誉，但她致力讲述与保存六四历史，也被许多“爱国”的愤青和小粉红们批评为“卖国”。何晓清2019年获聘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教，直到《港版国安法》实施后的2022年底被拒绝签证、遭校方开除。多年来保持低调的何晓清在六四35周年前夕接受美国之音《纵深视角》专访，分享自己的流亡故事与心路历程。她并以刘晓波在纪念碑旁砸枪以及方政双腿被坦克碾断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六四”究竟是中共官方定性的“反革命暴乱”？还是一场“和平非暴力”的爱国民主运动？
从六四到香港一代又一代的流亡
何晓清2014年出版《天安门流亡者—中国民主抗争的呼声》，多年来致力于研究与书写天安门流亡者。意想不到的是，她自己最终也成为了一名流亡者。
何晓清2019年获聘到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任教，亲眼见证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以及《港版国安法》实施以后，六四纪念馆被消失、香港支联会被解散、维园的烛光被熄灭。2022年底，何晓清被港府拒绝签证、并遭校方即时解雇。“当时我只剩两个箱子，春夏秋冬所有的衣服就在那个箱子里面，衣服没有地方可以挂，也不知道明天会在哪里，每天都在暂时的一个地方，以前我以为我很了解流亡是怎么一回事，但直到我自己也被赶出校园，失去我最热爱的教职，真正成为一名流亡者，我才知道这有多难。”何晓清说。
毛泽东时代曾经有所谓的“大逃港”，1989年的香港也是当时政治异见者的避风港，“黄雀行动”营救出许多学运领袖，但如今的香港却变成中共打压政治异见者最多、最严重，制造出更多流亡者的地方。从天安门到香港，中国知识份子一代又一代的流亡。何晓清说：“这不只是我个人的悲哀，而是一整个时代的悲哀。”
从天安门到中大校园两度失去“民主女神”
何晓清说，从天安门到香港，她这一生“两次失去民主女神”。第一次是1989年看着天安门广场上被解放军坦克碾碎的六四民主女神雕像，第二次则是在2021年的圣诞夜，看到香港中大校园里的民主女神雕像被强拆、拉走。
何晓清说：“我生命里两次经历这种失去，89年我虽然不在天安门广场，可是我在广州能看到香港的电视，那个六四民主女神像是代表我们一代人向往的、美国的自由的象征。当时的我们觉得，我们中国人也能有一个我们自己的民主女神；到了2019年，我第一天进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园，看到香港的民主女神，就好像她是你的一个老朋友，第一次看到她就是那种那么亲近的感觉，每年六四我都会到民女那里去纪念，每天也都会看到她矗立在校园，一直到2021年的Christmas Eve（圣诞夜）她被拆除……我从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孩到长大成人当了老师，两次经历‘民女’在我的眼前消失，我觉得这种无助是非常的强烈的，觉得我们一代又一代的去争取，但最后却又一次次的失去……”
1989“被背叛的忠诚”与2019的“揽炒”
何晓清亲身经历六四天安门事件与香港反送中运动，被问到这两代的年轻抗争者有何根本上的不同？何晓清教授告诉美国之音，当年六四学生对国家还有爱，香港年轻人对这个政权已经没有爱，但不论是跪顶请愿书还是揽炒，两代人都错估了中共最在乎的只有权力。
“2019年跟1989年还是非常不一样的，89年的时候，我们还觉得我们是这个国家的孩子，我们是带着这种爱、信任和希望，用这种儒家“进谏”的方式，来参与这个运动，后来没有想到会被坦克无情地被镇压，这就是我所说的“被背叛的忠诚。但是到了2019年，我觉得香港的孩子，他们没有这种爱，他们就是单纯希望争取民主和自由，不要再受到中共政权的压迫，就是要脱离他们的这个政权。”
何晓清也从政治社会化的理论去分析这两代抗争者成长的环境和他们抗争的方式：“香港2019年我的学生，跟我们89年那一代人，看到的东西是非常的不一样，我们89年当时心里觉得，总不至于会动用坦克机枪来镇压吧？但香港的孩子他们知道六四发生过什么可怕的事，只是他们认为，只要我去破坏了香港，他们叫“揽炒”，那你（中共）就会失去香港这个金融中心的地位，你们就会担心，这是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成长起来的同学，因为自己的成长背景，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你肯定不能够没有这个，可是到了最后，我觉得我们都忽视了一个最重要的，那就是其实中共这个政权最在乎的就是政权的权力，为了维护这个权力，你这个孩子怎么样去忠诚、或怎么样去破坏，最后都没有办法改变。
“白纸运动是我们几代人的大和解”
何晓清曾经在疫情期间与中国年轻人通过在线上通过视讯会议开课讲六四。她说：“我在疫情期间通过Zoom在网上和几百个内地同学视讯，那是我人生第一次用普通话来讲六四这个课，我那时候甚至害怕到头一天晚上，我还在问那个组织者我能不能取消？因为我很害怕，都不知道有什么人来参加，那个时候已经实施了《港版国安法》。结果那天晚上那些内地的同学，他们那么真诚的像我提问，而且很多同学说：何老师，你要记住我们这些很多内地二线、三线、四线城市的同学，我们没有机会像你在海外的学生那样，但是我们没有觉得你卖国，以前我们没有机会去了解六四的历史真相，今天晚上知道之后，这个经验真的太宝贵了，然后他们还一一告诉我那些令他们感动的地方，他们说：‘你要记住我们’。我真的记住了那个晚上，就像北岛说的：‘我绝不交出这个晚上’，我记住了他们这一代年轻人。”
